|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三章 宪章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琼斯对奥康纳公开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尊重态度；但支配他的行动的，完全是一个伪君子的精明。暗地里，他痛恨奥康纳，想用一切方法打倒他，如果这样做不会使他自己的声望遭受危险的话，但是，某种程度的克制仍然被认为是有必要的。如果他写文章痛斥曼彻斯特分会，则缺乏鉴别能力的奥康纳分子决不会把它看做是对他们党魁的攻击；然而，它却是一种攻击——一个懦夫的攻击，不敢正面打击，而是选用迂回的方式袭击他的对手。虽然琼斯不敢公然写出或说出他的真实意见，而且在他那封毫无保留地指责曼彻斯特分会的信中还声称谁也不如他对奥康纳尊敬，但他却暗中进行阴谋，企图把他推翻。执行委员会同克拉克及其一伙发生争执时，琼斯到朗兹大院奥布赖恩的寓所去拜访他。当时奥布赖恩的朋友，爱丁堡的莱斯利也在座。他们的谈话转到克拉克、麦格拉斯等一派同哈尼和琼斯一派之间的纠纷（因为克拉克及其一伙仍以全国宪章联盟的名义参加活动，而且正竭尽全力地促成曼彻斯特协商会议的实现）。琼斯在谈话中对奥康纳表示非常愤慨，说他对宪章运动实行专制权力，与民主精神绝不相容。他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推翻这种权力，否则，宪章就会被它推翻：然后，他使出他的全部说服能力——对意志薄弱的人们说来，这种说服力决不可轻视——继续说： “你，奥布赖恩，是唯一有能力来推翻这种权力的人。你在宪章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不论你把你的力量投到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占优势，而现在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争论的双方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因此，务必请你给《北极星报》写几篇文章——写几封致群众的公开信，我将负责予以刊登；在这些文章或通信中，你既可以揭穿克拉克集团企图使宪章运动者听命于曼彻斯特派的阴谋，同时也可以揭发奥康纳狡诈地支持克拉克的阴谋，而另一方面又对群众的正直的领袖们软硬兼施地进行威逼利诱。奥康纳凭借撒谎和恐吓，已建立起一种卑鄙的专制权力，而你，奥布赖恩，不论对自己或对宪章运动事业来说，都有责任协助我们来粉碎它。”
但是奥布赖恩的意志并非薄弱使他不能识破琼斯的自私自利的阴谋。他一向反对奥康纳——没有人比他反对得更厉害了。他明知琼斯谴责的真实性——痛苦的经验教训使他懂得了这种真实性；但他却鄙视琼斯不敢公开发表他对奥康纳的真正看法，而在自认对奥康纳极端尊敬的同时，竟会在暗中以懦夫的卑劣手段对他施展阴谋。他以这种心情答复琼斯说，奥康纳是一个失势者，他从不喜欢攻击一个势力衰落或地位摇摇欲坠的人；当奥康纳势力强盛时，他曾揭发他，反对他，结果使自己蒙受损害和苦恼；但现在战场上既有比奥康纳更险恶的敌人，那么，单独选出奥康纳，而将其余的人完全放过，则未免愚蠢。至于在其余诸人中，敌对的领袖究竟谁占优势，他都不介意，因为他对谁也不信任。“举个例子，”奥布赖恩说，“我能对你信任吗，琼斯？这个星期，我发现你对奥康纳这样写法（这时候，奥布赖恩指着《北极星报》上琼斯表示对奥康纳十分尊敬的一段文章），下个星期，你又要我通过他自己的报纸，协助你把他推翻——而你本人却在这份报纸上竭力吹捧他。”谈话时在座、后来在折衷主义学院把此事公开的莱斯利对琼斯微微一笑，盯着他看了一阵，直到琼斯感到局促不安，满脸涨得通红；但是，为了尽量摆脱他自作自受的尴尬局面，他还力图用更加可耻的强辩来为他的可耻行为进行辩解。“亲爱的老兄，”他对奥布赖恩说，“有时我们也得替魔鬼拿蜡烛照个亮嘛！”对啦，这位“崇高的”奥康纳，“民主主义者应当引以自豪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自命不凡的弟子欧内斯特·琼斯的评价中，竟成了一个“魔鬼”——而这个富于侠义精神的琼斯，却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私”，他的全部行为都可以“公诸于世”。当然，这一切，琼斯都会抵赖，因为只要合乎他的意图，没有什么是他不会抵赖的。但是却有一些旁证足以证实这个隐蔽的阴谋家欧内斯特·琼斯对奥康纳所抱的这种看法。上述谈话后不久，他发行了一份名叫《人民备忘录》的周刊，刊登着一部匠心独具的传奇小说，题名为《民主运动史，取材于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日记、一个煽动家的自白和一个密探的记录》。这个煽动家的角色是由一个名叫西蒙·德·布拉西厄扮演的，他的形象大部分酷似奥康纳；对他的刻划如此逼真，只要人们一读以后，立刻就会辩认出这两人的相似之处。琼斯仍然不敢光明正大地攻击奥康纳，但他可以通过传奇小说引人发噱的字里行间，十分方便地对奥康纳进行旁敲侧击；因此，如果他感到合适，需要抵赖这个形象指的是奥康纳时，他就可以抵赖，因为谁也不能绝对断言这个艺术家所指的就是奥康纳。内心的揣测可能与事实完全相符；但当作家毫不害臊地进行抵赖时，能拿出什么证据呢？他把这位主人公引上政治舞台时，将他描写为一个源远流长、但未封爵的望族后裔。这个名门子弟被描写为具有“贵族的形象”，“凛凛威风，堂堂的仪表中流露出一种稳重、庄严、矜持的神态，挥手之处，鸦雀无声。”他向听众表白，“他原本是个浪荡公子，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和玷污了人类美名的恶少混在一起”。他说，“工人弟兄们，凭你们劳动的特征，你们才是天生的贵族，今天我已作出了我的选择：我愿和你们同甘共苦。”接着，他把自己描绘成“有钱的人，但是那份财产现在已奉献给你们的事业了。不错，我曾养过猎狗猎马；现在还有两匹（说着，指了指他的马），全靠你们的忍饥挨饿才把它们养肥了。愿上帝饶恕我，我一想到养肥那些马的食物本来可以用来养育我所看到的正在母亲怀抱中挨饿的小娃娃时，我就向上帝请罪。”然后，他声明他打算把那些马卖给别人。凡是记得奥康纳如何惯于夸耀他的家产以及他的猎狗猎马，如何吹嘘他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已改换成为人民服务的更有价值的生活，以及如何出卖他的马群，抛弃他的各种享受，为了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凡是记得这一切的人们一定会立刻看出这位作家的用意何在。琼斯把他的主人公描写为一个出身高贵的穷汉，从小被培养从事律师业务，但业务非常清淡；他挥霍成性，由于无法维持自己的挥霍，依赖亲友为生，终于使他们因他告贷频繁而感到厌恶，于是他就同一个名叫布卢多尔的高利贷者——一个股票经纪人——一同策划阴谋。德·布拉西厄将把群众引到革命边缘；布卢多尔就利用时局的动荡在金融市场上造成的不景气，为德·布拉西厄收买股票和公债，等到后来股票和公债回升时，德·布拉西厄便出来制止他一手造成的运动，于是，这个煽动家就由于他所造成的祸患灾难而获致巨富。然后琼斯叙述1848年的宪章运动，当然增加了几分渲染。德·布拉西厄在一个象要把他淹没似的伟大运动中处在领导地位，由于害怕，或是由于没有把这个运动推向成功结局的原则，他便大声疾呼：“我必须制止这个运动，不让它断送我的声望，我必须改变它的特征和论调，因为对我德·布拉西厄来说，它变得过分民主了。”于是，他决定发动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即作者称之为“可笑的大检阅”；德·布拉西厄声称，“决不应当在塔拉、克朗塔夫、克萨尔猎场或肯宁顿公地上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除非它最后会变成某种直接行动。”接着，小说作者假想他的主人公正在想方设法要推翻那些同他争夺声望的对手，为此而召集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终于开会了。两百名代表——最精选、最高尚、最英勇、当然也许是最英明的民主人士——聚会一堂，德·布拉西厄在这班时髦人物的普遍掌声中，以人民议会主席的身分就座。代表们提出报告——有关公众情绪的一篇十分乐观的报告——于是，德·布拉西厄驳斥他们所作的声明，指出他们的力量很弱，终于使一部分人相信了这种看法。他在遭到反对时站起来说： “诸位，一个可怕的阴谋正在酝酿中；这是政府策划的一个恶毒的诡计，就是要把我们消灭掉。他们渴望喝我们的鲜血。请看这个，”他扔下一封信，继续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警告信，是一名警察写的，警告说，只要我动一动，就会立刻被枪杀。所有的领袖都会一个个地被瞄准打死；我已得到一份名单。每支部队里都有一排精选的神枪手，他们将集中火力对准被指定的个人，而不是漫无目标地胡乱开枪。这是无法逃避的。警察局的一名密探将陪同他们，给他们指出那些献身于运动的人。我重说一遍，我有一份名单；诸位，我不愿把名字念出来；但现在环视一下座位，我的眼光就落在几个人的身上。”
这些话大部分是奥康纳曾经说过的，几乎一字不差。他时常提到从警察和其他方面收到的信，通知他将被枪杀；10日早晨，他曾告诉利奇，他们两人都已被确定为暗杀对象了；关于这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我们参阅4月15日《北极星报》上刊载的奥康纳的演说，这里指的是谁，就不言而喻了。 “德·布拉西厄又站起来。‘我早已告诉你们，一个很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中。迄今为止，我一直在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我防止一切暴力行为。我从来没有给政府一个把柄。我防止了一切流血——我将继续这样做。我要把运动从一些蠢材和叛徒手里挽救出来。我知道他们的底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人民最信任的领袖中，有些人是政府雇用的，有些人现在就坐在这个房间里。’为了反驳运动日益衰落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对运动缺乏同情的说法，代表们借助于全国各地热烈进行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及代表大会在它开会的城镇所激起的兴奋情绪——不仅如此，还有会场的拥挤情况和听众欢腾的呼声。‘那是政府雇用的密探和叛徒，’德·布拉西厄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这欢腾的呼声的当。有人穿着工装被派到这个会场来，奉命为最激烈的发言鼓掌欢呼。他们都是密探。他们在注意你们，把每个鼓掌的人都记下来。你们这些傻瓜，他们为你们欢呼，就是要你们落入圈套。’”
在4月22日的《北极星报》上，奥康纳在叙述同一名爱尔兰警察会见的情况后说： “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们，我不需要这项声明来使我相信，密探确实已被派到约翰街来了；由于这个情况，我凭着锐利的眼光和灵敏的听力，往往发现毫无价值的演说却博得了那些披着羊皮的豺狼的欢呼，而明智的工人却频频摇首，低下头去。”
作者又使德·布拉西厄对代表大会的部分成员的正直品质产生怀疑。奥康纳在4月29日《北极星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有人在代表大会上能说这样一套，而在会外却又说另一套，对这种人，我是绝对瞧不平的。如果一个代表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使激奋的听众发出持久不息的欢呼以后，在回家途中却对另一位代表说——‘你可曾听到那些该死的傻瓜对我怎样欢呼吗？’这时，你们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作者接着说：
我们必须记住，1848年奥康纳往往惯于在他的通信中宣称一些笨伯和无赖怎样破坏这个运动，而他是怎样成为把这个运动从他们愚蠢和无赖的行为中挽救出来的唯一救星，他又是怎样指责代表们对他进行个人攻击的。同时也应当记住，当时代表大会的景况正如琼斯所描写的，债台高筑；这就是代表大会中一切纠葛的由来，因为一部分代表由于经济上受人之惠而遭到另一部分代表的嘲讽；奥康纳确曾挺身而出，清偿债务。在4月22日的《北极星报》上，他是这样提到上述问题的：“派出代表的各个选区看到大会时间被浪费在争吵和十分可耻的勾心斗角中。德·布拉西厄大吹大擂地向大家宣称，代表大会中布满着政府雇用的密探和叛徒；他既是这个运动的唯一救星，于是就成为代表们策划的阴谋的牺牲者；公务时间被浪费于对他私人的攻击；他号召全国抗议这些自称为代表的人们所实行的自杀政策。其结果是不难设想的：给代表们维持生活的经费不再源源而来了。于是德·布拉西厄转过身来向他们说——‘我不是对你们这样说过吗？我说，公众并不对你们抱同情态度；如果不抱同情的话，钱从哪里来？这是测量任何一个运动的标记。谁是谁非，现在你们不难看出来了。’天哪！破坏人们信念的是德·布拉西厄——采取这种手段截断经济来源的是德·布拉西厄——抑制群众热情的是德·布拉西厄——分化瓦解运动的是德·布拉西厄——播下尔诈我虞的种子，使人们相互猜忌的是德·布拉西厄：而现在德·布拉西厄却倒果为因。他颠倒黑白，把他一手造成的灾祸说得象是那些正被他暗算的人们的无能、愚蠢、嫉妒和奸诈所造成的结果。他们抗议无效。他们无法接近群众。一切与群众沟通消息的渠道都被德·布拉西厄垄断了。他们一筹莫展。他们没有报纸来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没有钱能象他那样遍游全国，向指责他们的群众进行解释。不久，代表们开始欠债了。全国各地既无捐款接济，代表大会不得不忍辱解散，负债累累；代表们落魄城镇，到处流浪，甚至无法返回故乡。于是，德·布拉西厄挺身而出，慷慨解囊，拨款资助；燃眉之急迫使多数代表予以接受。这位煽动家异常审慎，有意大张旗鼓地把事实公布出来，代表们如果胆敢为自己的品德辩护，就被辱骂为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他们出于卑鄙狭隘的妒忌心理，企图破坏伟大的人民领袖的威信，而这位伟大领袖对那些居心叵测、企图中伤他的叛徒们，仍然伸出他那高贵的、无比慷慨的援助之手。” “我对上届代表大会部分成员的轻举妄动和愚蠢行为予以容忍，从无怨言，而我的报酬却是为他们偿付一百五十镑的开支，为他们每一个轻率的行为在下院受尽侮辱、谩骂和责难。”
琼斯所绘的画像究竟是谁，这就颇为明确无疑了。但是作者继续写道： “现在德·布拉西厄行色匆匆地赶到各乡镇去；驿车、火车、轮船——无一不被利用，他的足迹几乎踏遍英伦三岛。每到一处，他就尖声喊叫——‘密探和叛徒们！我已把运动从一群无赖手中挽救过来了。我已防止了大量流血。我已使你们逃脱了歹徒的魔掌。和平、法律和秩序！要不是因为这批密探和叛徒，我们会有多么辉煌的胜利！但我们已挫败了政府，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我已把你们挽救过来了——挽救过来了！’欢乐的泪水顺着他那笑容可掬的脸颊流下来了。”
奥康纳曾在10日上午的代表大会上说： “倘若不是由于代表大会以外一部分人和会内少数人的愚蠢行为，决不会有人反对他们的示威游行，而这次游行示威将是英国空前未有的一次壮举。”
在下星期六的《北极星报》上，他致函“优秀的宪章运动者”说： “当我们宣布打算在肯宁顿公地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在那里组成游行队伍，护送全国请愿书前往议会，这个声明好几个星期都未被政府注意；现在我们的道义力量既已获得胜利，我就不怕有人提出异议，而敢断言，如果不是由于自称属于我们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的愚蠢行为，一部分人的轻举妄动，一部分人的背信弃义，我们的意图决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涉。”
摘自前一章的下列一段描述颇有研究的价值。读者倘把奥康纳1839年和1848年的举动连贯起来，再同这段叙述对比一下，立刻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何在了： “他（德·布拉西厄）明明知道将会发生局部暴动和骚乱——将会发生流血事件——罪犯将被放逐国外——许多人将身败名裂——许多人将会因此而心碎；但这些与他有什么相干呢？他将得到双重利益。一方面，最热忱、最出名、最正直的人士将被终生流放国外。他将看到他的那么多对手——他正在开始畏惧的对手——从他的前进的道路上被清除出去，然后，他又可得到一份上好的政治资本，不是议论那些光荣的流亡者，便是辱骂另一些人的急躁愚蠢，后一类人只因为不听他的劝告，于是，便为他们的专横和虚荣付出了代价。”
作者进而描写德·布拉西厄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秘密阴谋，政府指令密探们听其发展下去，直到它们达到某种程度时止；这正是政府在1848年采取的政策，从密探戴维斯的证词中一看便知。事实上，作者在这部颇具匠心与文采的传奇小说中所述的情节和事件，几乎通篇与奥康纳长期有关的情节和事件完全相同。德·布拉西厄所用的言语的大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几乎可以一字不易地在奥康纳的演说和著作中找寻出来。琼斯充分估计到他的传奇小说预期将要产生的效果，因此在序言中就慎重其事地向读者预作声明，千万不要猜测这个故事影射任何私人；这种保证，后来在奥康纳的朋友们提出尖锐的质问时，他不得不予以重申，因为奥康纳的朋友们是决不会认不出这个形象的。尽管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反对关于在曼彻斯特举行协商会议的提议，但它仍在1851年1月26日召开。奥康纳以前的影响虽然很大，然而，也只有四个地区派来代表。那个所谓全国宪章联盟（伦敦一个小团体）推选麦格拉斯、克拉克和安布罗斯·赫斯特为代表。除此以外，奥康纳和利奇代表曼彻斯特的宪章运动者，可是，其中一部分人已分化出去，成立了一个以反对新政策为宗旨的地方组织。劳森代表下沃利；诺思代表布雷德福；曼特尔代表沃林顿。赫斯特被选为主席。经过一番有关宪章运动形势的辩论以后，麦格拉斯提出一项决议，经克拉克附议，内容是将当前的形势归咎于大部分人民权利的提倡者的愚蠢和狂妄。曼特尔动议，“鉴于协商会议所代表的只有四个地区，本会议应予解散，由群众自行选择协商的时间和地点。”曼特尔和诺思赞同这项修正案，奥康纳、利奇、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劳森则赞同原动议。于是，克拉克动议，“本会议建议，嗣后宪章运动者参加其他政治团体的会议，即赞同扩大选举权或其他进步性改革的会议，其目的应当是为了给予协助和支持，”利奇表示附议。以前奥康纳虽然曾支持中产阶级的运动，现在却和他的新盟友闹翻，因此反对这项动议了。 “他要提醒他们中产阶级以前对人民所进行的欺诈。人民指望这个阶级给予公道，就象指望月球上的人会给予公道一样渺茫。人民必须完全依靠自己。财政改革家们将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参加会议是为了统一公众思想，他们这样做，不应当被看成是中产阶级手下的傀儡，但上述决议却证明这是事实。”
他又说： “他要向他们说明，现在科布登和布赖特虽然可能投票赞成‘小宪章’，但是，如果真有希望把这个方案制成法律的话，他们仍会买通他们那一派的人来进行阻挠。这些人玩弄花招，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最后向他们说，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不要对社会上任何阶级寄予信任。至于他本人，他决不会信任任何阶级，也不会与它合作。他已为他们的事业花费了不下十三万镑，他永远也不会背弃他们。”
克拉克证明，奥康纳为议会改革派所尽的力比宪章协会中任何人都多，并且宣读几篇摘录，证明他曾花费二十镑，跋涉将近六百英里，前往阿伯丁参加他们的群众集会；当委员会提议修改协会章程，主张以全民普选权来代替户主选举制的时候，奥康纳表示反对，不愿在中产阶级改革家的道路设置最小的障碍。他曾到诺里奇去给他们支持，又在《北极星报》上的通讯中表示给予支援，并劝别人采取同样做法，严厉地谴责一切反对意见。宣读这些摘录，对于人们所想象的奥康纳的行动一致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克拉克只重述他在上面所发表的意见，并增加了大意相同的一些话来表示支持。克拉克同意对他的决议作一些修正；但奥康纳仍然反对，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本身虽很完美，其目的却在于企图以间接的方式取消这项动议。他的修正案是——“对于一切愿意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制定完整的人民宪章的任何党派，人民不应当反对。”克拉克及其同伴终于同意奥康纳的修正案，并一致予以通过。克拉克的决议同样也获得通过，奥康纳、诺思和曼特尔表示反对。于是会议作出决议，主张坚持完整的、全面的、唯一的宪章；但协商会议随即自食其言，建议成立合作商店，奥康纳最初表示反对，后来却表赞同，只有曼特尔一人坚持异议。但现在协商会议遭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否则，它的成就必然是相当大的。曼特尔提出一项决议，主张选派代表去参加执行委员会不久将在伦敦召开的协商会议。克拉克、麦格拉斯、赫斯特和利奇的一贯表现好象把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团体看作不存在似的，因此，现在他们既不能认清他们的权利，于是便对这项动议表示反对。然而，奥康纳却给予支持，声称他保证这个协商会议不会成为执行委员会的工具。他声明说，即使他思考整整一个月，他也写不出那么完善、那么及时的决议。他还断言，不管政治掮客们可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决不放弃他的政治原则。这句话触动了麦格拉斯，他说，他认为奥康纳使用“政治掮客”这一名词时，应当说清指的是谁，以便群众可以对骗子加以提防。可是，奥康纳默不作声。动议提付表决时，奥康纳、曼特尔、诺思和劳森表示同意，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利奇表示反对；在表决以后，后三人连同主席一同退场，他们都感到非常难堪；他们声明说，最后通过的这项决议使整个议程全归于无效了。后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群众集会，承认了协商会议的全部议程，但最后一项决议除外。甚至奥康纳在协商会议上给它的支持，也不能促使集会对它表示同意。在协商会议的议事过程中曾发生一场争论，起因于奥康纳暗示，哈尼被《北极星报》解雇是由于他提倡私人暗杀。这个问题经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奥康纳力图使它不予讨论，但未生效。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哈尼并无过错，后来，在约翰街学院举行的公众集会通过下列决议，承认该委员会的决定： “本会议听取了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哈尼先生的解释后，特此决议，奥康纳先生在曼彻斯特协商会议上归之于哈尼的一切罪状和恶名，均不成立；哈尼先生在有关他退出《北极星报》这一行动的前后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始终是一个忠诚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值得人民的敬爱，而且与新闻记者往往特有的那种奴颜卑膝的表现迥然不同。更有进者，本会议研究了哈尼先生被其敌人据以指控他提倡私人暗杀的见解以后，特此否定这种恶意诽谤的指责，并宣布这些指责者为造谣中伤者和精神上的杀人犯，应受到所有正直人士的咒骂。”
霍利约克提出一项修正案，他的见解包含着更加严正持重的意见，博得许多人的支持。其内容如次： “本会议听取了哈尼先生对指控他的罪状所作的答辩以后，特此表示满意，并向哈尼先生重提保证，表示对他信任。”
然而，原决议在沸腾的欢呼中以绝大多数获得通过。奥康纳先曾否认有关他在协商会议上指控哈尼的报道，但有人当场宣读一个记者给雷诺兹报纸的信，证实了这项报道的正确。欧内斯特·琼斯是这项决议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指责修正案“空洞无聊”，诬蔑某些张贴匿名告示反对哈尼的人为“胆小如鼠的恶棍”。奥康纳在参加协商会议期间，曾到许多工业城镇去进行访问，在斯托克波特、罗奇代尔、奥德姆、阿什顿、博尔顿等地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到处大受欢迎。现在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奥康纳、哈尼、琼斯、雷诺兹、阿诺特、霍利约克、桑顿·亨特、格拉斯比和米尔恩，他们制定了执行委员会有关各项原则和计划的纲领，准备提交代表大会。就该委员会成员们先前所作的各项声明而言，这份纲领的内容十分贫乏。社会权利的各项重大的、基本的原则都被忽视；有关这一问题所注意的主要一点是修改合伙法，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合作社社员的利益。奥布赖恩曾参加在约翰街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会议提请公众注意上述纲领，当时他指责这份文件的缺点，称它为十足谎言的大杂烩。会上大部分人对他的评论表示同感。霍利约克在下次公众集会上对奥布赖恩的言论提出批评，把他比作已故的威廉·科贝特，据说科贝特手里挥舞着打谷用的连枷，在没有敌人可打时，就用来打他的朋友。本尼和佩蒂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后者对奥布赖恩吹毛求疵地进行指责，他的话常常被群众的大声干扰所打断。D．奥康纳力图证明这样一种谬见，即假想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可以单凭合作化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罗杰斯为奥布赖恩辩护，指出纲领中唯一有利于人民的要点是人民宪章。芬伦向集会发表讲话，表示相信，人民在争取社会权利以前必须取得政治权利。 1851年3月31日，星期一，代表大会在伦敦圣马丁巷的帕森尼姆公寓内召开。三十名代表来自下列各地：格林威治和肯特的雷诺兹；兰开夏北部的J．格雷；其次茅斯和爱丁堡的桑顿·亨特；威斯敏斯特和马里尔本的A．汉尼巴尔；兰姆贝思和南沃克的G．谢尔；塔村的J．萧；伦敦城区和芬斯伯里的J．芬伦；布雷德福区的A．罗宾逊；埃克塞特和蒂弗顿的T．M．惠勒；曼彻斯特的E．奥康纳和G．J．曼特尔；伍斯特郡和格罗斯特郡的G．J．哈尼；布里斯托尔的T．萨维奇；哈利法克斯区的E．琼斯；佩斯利区的A．邓肯森牧师；诺丁汉郡的威廉·费尔金；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J．凯普韦尔；谢菲尔德和罗瑟勒姆的J．J．比泽尔；柴郡的W．本福尔德；考文垂和伯明翰的A．耶茨；北安普敦的约翰·巴克；莱斯特的G．雷伊；南希尔兹的D．W．拉菲；爱丁堡的W．普林格尔；哈德斯菲尔德区的T．赫斯特；敦提的J．格雷厄姆；德比区的J．莫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J．沃森；达德利区的D．汤普森；格拉斯哥区的D．保罗。代表们提出报告以后，宪章运动团体的政策问题在大会上提出讨论。少数代表仍然赞成只为宪章进行鼓动工作，而不问其他。持这种意见的人之中有曼彻斯特、德比、陶器产区和北安普敦的代表；但绝大多数赞成既要为人民的政治解放，同时也要为人民的社会地位解放进行鼓动工作。大会又一致认为，宪章派虽不应当反对财政和议会改革派，但也不应和这一派缔结同盟。霍利约克和其他两三名代表对这项决议的后一部分提出相反意见，但决议大体上一致获得通过。然后，大会决定——只有六名代表表示异议——修改宪章，使罪犯只有在刑期未满时才被剥夺选举权。这项决议的获得通过，表明人们对其所参与的活动多么缺乏全面的考察，因为决议所包含的原则在大约九年以前的伯明翰协商会议上已经通过，而宪章的这一部分已按这个原则修改过了。大会还一致同意了下列各项决议：再为实现宪章呈递一次全国请愿书，经全国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通过后，由各该集会的主席签署证明；在即将来到的大选中提出宪章派候选人；鼓励宪章运动者设法在地方政权方面占有势力，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在各行业、农业区、煤矿工、开采工和铁路工人中，开展有关宪章的鼓动工作，并派特别宣传员前往爱尔兰。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份纲领对社会权利的基本原则虽未加以注意，现在却日复一日地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有关这些原则的建议。其中有一款经提出后获得通过，即主张通过设立一个农业委员会，使土地国有化；将瘠地、公地、教会属地和王室领地归还人民；授权国家逐渐收买其他土地，直到全部成为国有地产。另一款主张政教区分，将教会现有产业收归国有，但适当照顾既得利益。第三款规定实行全国性、非宗教性、强迫性的义务教育的原则。第四款坚持合作社享有注册和征募权，并认为，所有合作团体应合并为全国统一组织，所得利润纳入总的基金；国家应开放信用贷款，对希望为从事企业活动而结合的工人团体贷予资金。第五款主张贫民在失业期间享有充分救济的权利，在可能时，使他们在土地上就业；年老力衰的人应有权领受救济，或住在自己家里，或住在政府兴建的特定场所，由他们自行选择。第六款声称一切税款应以土地和累积财产为征收对象。第七款规定清偿国债，以所付利息作为还本的一部分。第八款指出常备军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并危害人民自由的；但暂时还有必要维持一支常备军，陆军必须进行改革，海军也是如此。第九款声称每个个人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并应给予军事训练的机会。代表大会又通过一款，反对极刑。全部建议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部分代表所说的话非常有力。而且，大体说来，代表们的讨论竭力避免尖刻激烈，几乎每个人发表的意见都是心平气和，持重得体。这一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比以前历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优越得多。其中大部分内容体现了代表们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在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两名代表——哈尼和芬伦——对执行委员会的条款提出异议，他们赞成土地国有化，但不同意对现有土地所有人给予补偿。然而，他们的反对并不十分坚决。代表大会虽然规定社会权利的原则，但同时由于通过有关信用贷款的条款，却造成严重的社会祸患。这一条款所以获得通过是由于在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中都占有优势的共产主义倾向。然而，它却受到强烈的反对。格雷厄姆的反对非常有力，他坚决认为，信用贷款既属国有，就不应当强使人民加入合作团体，以便享受它的利益；而应当让他们共享这些利益，即使他们愿意按照个体原则从事劳动，享受的利益也应当象他们加入合作计划时那么多。欧内斯特·琼斯是维护这一条款特别出力的辩护士：他肯定地说，人们通力合作，收效必大，又说，他们并不强求人们合作，尽可随意决定取舍。格雷厄姆回答说，“是的，他们尽可随意决定，正象群众给教会捐献一样。牧师们说，‘我们不强迫你们来做礼拜，但来与不来，你们都应当捐献。’琼斯先生以类似的口吻说，‘参加合作与否，悉听尊便，但是如果不参加合作社的话，你们就分不到全国基金的一份，虽然这项基金属于你们，如同属于合作社员一样。’”这个机智的苏格兰工人引用的巧妙例证使那个老于世故的律师感到惊讶，他在会场的一片笑声中频品摇头。其他代表出来圆场，这一款获得了通过；但是双方的票数几乎相等。 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汉尼巴尔提出一项决议，支持奥布赖恩所提倡的币制改革。好几个人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霍利约克说，他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谁也说不定会有什么结果。雷诺兹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可是，大多数代表似乎并不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最后，经惠勒动议，通过决议，责成执行委员会引导公众注意考虑这个问题。会上只有一件事在代表们中间多少引起了紧张情绪，这就是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信中表示赞同《泰晤士报》、林德赫斯特勋爵和斯图尔特·沃特利所作的声明，大意说，外国流亡者准备当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开幕时发动暴力示威。代表大会当即通过决议，拒绝接受这项声明。奥康纳并不经常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确也不象有多大势力。他出席时不大引人注意；许多代表似乎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待他。这种说法适用于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在他得势时对他百般奉承，但一旦发觉他的势力已在衰落，就背弃了他的事业。可是，他却没有忘记提醒他们，他曾为这个事业花费了十三万镑，而他却从未用过人民的钱去旅行一英里路，吃过一餐饭。奥康纳在这个时期的容貌表明他的体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优秀宪章运动者”的这位伟大领袖以前所特有的活泼的精神面貌已不复存在了。在一个细心的观察家看来，这位一度精力充沛的鼓动家心理上显然已产生动摇。他的演说和通信都语无伦次，而他的眼光也不如惯常那么炯炯有神。一般看来，他精神恍惚，如在梦中。一周复一周，他在《北极星报》上发表通信，警告群众小心提防前来参观博览会的外籍人士，力劝他们绝对不要参加计划中的革命，这进一步证实他的胆怯怕事。然时候，哈尼和琼斯正在设法创办一份贴花报刊，名为《人民之友》，以便与《北极星报》相抗衡，为此发起筹募捐款，但认捐金额除去开支以外仅达二十二镑，于是，这个计划便放弃了。哈尼在奥康纳全盛时期曾经常地协助他打倒许多人，而现在却一反常态，以无情的敌意反对他的旧主子。第二十四期《人民之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名为“革命终于到来”。这篇文章提到土地公司的业务。奥康纳曾开设一家与该公司有关的银行，并曾储入好几千镑存款；银行经理发函通知存户，在议会对清理公司债务以便偿还奥康纳的垫款作出决定以前，所有存款暂停支付。经理的通信说明，这个决定是经土地公司全体董事同意后作出的。现在奥康纳发觉他那只即将沉没的孤舟已经支离破碎了。以前曾有一个时期，上述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任凭他以他们的名义发表讲话，从不要他征求他们的同意；但全盛的日子已成陈迹，惨痛的逆境就在眼前。克拉克、多伊尔、麦格拉斯和狄克逊通过《每日新闻》致函银行存户和土地公司会员，拒绝接受银行经理的通知，说明奥康纳在1848年开始拥有银行的全部所有权，从此，他们就不再过问它的业务经营；直到有关清理土地公司业务的法案提出以后，他们才发觉奥康纳企图用土地公司的财产偿付这项营业的一切损失，因此，他们对任何足以增加公司债务的行动提出抗议。奥康纳把这种抗议曲解为拒不偿付银行存户要求的依据。他们又表示异议说，奥康纳所称公司欠他的债务的数额是不确的。从1849年8月起，他在土地公司的财产项下动用过好几千镑，但他们和股东们都一无所知。他们还说明，土地公司欠奥康纳的款数不论多少，存户或他本人都不能动用，因为他已在1851年3月31日把公司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一个名叫做马歇尔·特纳的律师，他们举出一份有关法律文件作为佐证。他们否认对银行的倒闭和存款的停付有任何关联。奥康纳在发表这些声明的同一报刊上力图答辩。他说，过去几个月，他曾掏私囊支付董事们的薪金，他和公司的往来帐目如下：为公司付出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六镑十四先令十一便士，收回四千九百二十一镑十先令八便士，收支相抵后，尚欠奥康纳七千零五镑四先令三便士。但奥康纳闭口不提董事们说他曾把公司欠他的债务转让给马歇尔·特纳的指责。哈尼对这些事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文章最后说： “现在，我们的揭发还只是刚刚开始。奥康纳自绝于一切正直人士的情谊，而让自己受到阿谀奉承的小人和政治掮客的包围，现在他正开始面临他应得的报应了。”
在下一期的同一刊物上，哈尼继续予以攻击，发表的文章题名为“一丘之貉”，后面附有《劳埃德伦敦新闻周刊》上登载的董事们来信的节录，信中对奥康纳的诚实正直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这封信的对象也包括银行存户和土地公司会员。董事们证明，当下院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公司结存余额七千六百五十九镑十四先令二便士；嗣后奥康纳曾收进几笔款项，付出几笔开支，致使公司对他有了亏欠，数额是八百九十九镑十七先令一个半便士，而不是他本人所说的七千零五镑四先令三便士。为了要求更大的债权起见，奥康纳把他在自己的银行所亏损的三千六百零六镑，旅费二千镑以及据称他应得的四厘利息都记在帐上。他们责备奥康纳没有把从1849年8月起，他们付给他的四百零九镑十八先令四便士列入他的收益帐目，他们证明，据奥康纳本人在《每日新闻》上所发表的通信，他摊给公司负担他在自己的银行所亏损的三千六百零六镑，并非象他所说，掏自私囊，而是从出售属于公司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款项中拨出来的。他们进一步证明，他将属于公司的公款把持在手，其应得利息远远超过他本人所借出的数额。公司欠他的利息只有九十六镑，而他拥有的公款所欠公司的利息按同等利率计算，应为一百二十一镑二先令四便士，因此结算后的差额应属于公司。他们声明，奥康纳从1848年10月起，他所动用的五千三百三十一镑九先令中，只付出了两笔款项——一笔为二百十六镑十先令五便士，另一笔为一千镑，均用于经常开支，因此，他还必须说明四千一百十四镑十八先令七便士本息的用途，同时他们还要求他对拨给他自己的银行的三千六百零六镑偿付利息。他们表示有十分可靠的理由，相信奥康纳曾不惜重大牺牲，出卖公司财产，以便维持他自己的银行。他们又说，奥康纳村的地产曾以一千三百八十三镑十五先令七便士的代价抵押出去。承受抵押者是公司的法律顾问W．P．罗伯茨，关于此事，他们刚刚了解，这样一笔交易未经他们同意本不应当进行。他们对用于旅费的一项巨额开支表示异议，否认他们曾在过去十八个月中领过四分之一以上应得的薪金，而奥康纳却从出售公司财产中获得巨款，全部用于维持他自己的银行和另一摇摇欲坠的企业《北极星报》，倘若不从出售公司土地的价款中拨款支援，它们早已关门大吉了。这批长期以来对奥康纳阿谀奉承的人在声明中最后说：“奥康纳所奉行的原则是‘占有者在诉讼中总占上风’，既然公司的财产已全部用他本人的名义，因此付款与否都由他随心所欲；他既把一家信托公司变成一份私产，就把公司财产放进了私囊，否则，无庸说明，不论作何用途，他都不会从他私囊中掏钱。为了主持公道，我们必须揭穿奥康纳表面慷慨的假象，正告会员们，他所发表的有关我们的言论纯属造谣。”然而，哈尼却不甘心让董事们冒充正直君子。他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评论说： “他们不必以甜言蜜语来安慰自己的灵魂，以为只要毁掉奥康纳，就可以把自己洗刷干净了。相反地，他们污蔑他的品格越是成功，他们自身陷入不光彩的泥坑的程度也就越深。当金元滚滚而来的时候，他们和他伙同分肥；现在这些长期对他盲信的受骗者和受害者（他们终于有所觉醒）必将和他一样受到咒骂。”
克拉克在《每日新闻》和《劳埃德伦敦新闻周刊》上向奥康纳开火，犹嫌不足，而且还前往曼彻斯特召开公众集会，在会上，利奇、多诺万和他本人指责奥康纳和W．P．罗伯茨不诚实。奥康纳反驳说，克拉克霸占了土地公司办公室内的一座时钟。克拉克回答说，这座时钟是他出钱买的，他还保存着付款的发起。土地公司正在日渐衰败，许多接受分配者不承认奥康纳为他们的地产主人，也不缴付租金，其中有些人声称，他们的境况很困难，无力偿付。执行委员会就他们有限的财力所及，继续工作。他们时常发出通报，宣扬民主主义原则。欧内斯特·琼斯在全国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发表演讲。首都举行一次公众集会，由韦克利担任主席，要求对欧内斯特·琼斯在狱中所受待遇进行调查。霍利约克、奥布赖恩先生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对上述目的表示赞同，于是一致通过一份请愿书。全国改革联盟分会在折衷主义学院召开集会，要求不仅对琼斯，而且对与他同时判决的罪犯所受的待遇，一并进行调查。会上由费格斯·奥康纳、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比泽尔、富塞尔、博伊森和格尼发表讲话，会议一致同意向议会提出请愿。 反对奥康纳的通信在各报上仍陆续刊登。他对它们作了答复，或者说，提到了它们；但他的文笔现在也不大犀利了。他那谩骂的本领好象已丧失殆尽，不论哪种文章，他都写得很少。尽管他受到上述指责，7月19日，奥康纳村还为他举行了示威集会，向他献词，表示同情和谢意。8月7日，解散土地公司的法案经女王批准成立。 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不久就不再有许多人来参加了。琼斯正在旅行中；哈尼在苏格兰访问，发表演讲，霍利约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851年9月24日的会议上，秘书宣读雷诺兹的来信，称他由于体弱多病，不再能为执行委员会尽职。因此，他提请辞职，并把协会欠他的二十镑作为他的赠款。他以同样的理由谢绝参加布雷德福自治市的竞选，先前他曾答允担任这一区的候选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下一次会议，阿诺特、格拉斯比、亨特、琼斯和米尔恩均出席参加，会议一致同意对雷诺兹为宪章运动事业所作的贡献致谢。现在，哈尼开始对霍和约克称颂曼彻斯特改革家一事表示不满，说他难以理解，霍利约克既然继续在执行委员会工作，这种作法如何能与他的身分相一致。勒布朗德被选为执行委员，以接替雷诺兹。 奥康纳的智力现在显然日益衰退。10月20日，匈牙利的伟大领袖科苏特在南安普敦登陆。当时举行了盛大的示威运动，欢迎他踏上我国国土，接着由市自治机关设宴招待。奥康纳也出席参加，出人意外地抢步上前，紧紧握住科苏特的手，连称不胜爱慕云云。他被市长劝阻；却以傲慢的神气质问，“这有什么关系？”然后，才坐下来。在伦敦工人为科苏特举行的示威集会上，委员会不让奥康纳进入汉诺威广场公寓。这件事主要是桑顿·亨特安排的，但雷诺兹的抗议使奥康纳终于入场。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不会被排挤在会场之外，因为他是示威集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但他被拒绝与科苏特进行个人接触。欧内斯特·琼斯没有出席示威集会，因为会上的演说家都不会提到宪章。奥康纳所受的待遇使许多宪章运动地区作出决议，谴责筹备委员会的行为失检。委员会自作辩护，所持的理由是，他们希望保证示威集会能收实效而又秩序井然。但近来奥康纳的举止行动已表明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他们又称，科苏特表示，如果奥康纳参加活动，就不接受献词。 现在，由于宪章运动团体索然缺乏生气，对执行委员会的不满情绪，便开始产生。11月12日，在考珀街公寓举行一次公众集会，由卡登担任主席。发言攻击执行委员会的有迪克、罗杰斯、斯特拉顿、布赖森、奥斯本和斯威夫特——而为这个团体辩护的是斯洛科姆和法罗。奥布赖恩在会上讲话，但只是为了揭发《地球报》对他在招待科苏特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报道失实。他曾致函《地球报》，该报答应照登，但所发表的仅是信中无关重要的一段，同时却登载一篇冗长的答辩。集会最后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决议。11月15日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欧内斯特·琼斯的通信，唤起人们注意即将来临的执行委员会选举。他对他的几个同事故意找碴儿，号召宪章运动者慎防宪章运动落入其他党派之手，如果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同情其他运动而不同情宪章运动的话。他主张废除义务任职的九人委员会，代以领取薪金的三人委员会。23日，在约翰街举行公众集会，研究宪章协会的组织问题，当经推定委员会负责研究。欧内斯特·琼斯动议恢复首都代表会议的编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参加讨论者有奥斯本、尼科尔斯、李、伦诺、卡登、惠勒、亨特、默里、勒布朗德、迪克、比泽尔、布莱先生等——这项动议终于获得通过，表示异议的仅有二人。 执行委员会日益丧失战斗力。霍利约克、亨特和勒布朗德先生同情中产阶级改革家，他们和部分同事间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当时正在纽卡斯尔、希尔兹等地演讲的朱利安·哈尼写信给执行委员会秘书，表示不再争取重行当选。据称原因是事务繁重和体力衰弱。他对比较稳健的同事们挑剔备至，因为他们一面继续在执行委员会任职，另一面却又支持其他运动，他谴责琼斯未经代表大会核准，就提出关于设立领取薪金的执行委员会的计划。勒布朗德在12月13日的《北极星报》上发表一封致宪章运动者的公开信，反对琼斯的意见，为自己有关中产阶级的政策路线进行辩护。琼斯在下一期的《北极星报》上提出答辩。 法国路易·拿破仑的武装政变在我国首都引起了议论。在国民会堂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由G．J．霍利约克担任主席。J．佩蒂提出下列决议： “本会议抗议法国的政变——抗议在实行政变时所采取的残酷无情的独裁手段，并认为它有责任为正在军事统治下深受苦难的友好的法国人民公开呼吁。同时也殷切地请求我国政府运用政治力量，使法国人民被有组织的专制政府不可容忍的侵犯行为所剥夺的各项自由权利得到恢复。”
G．霍珀附议，塔斯纳尔给予支持，此外还有牛津的伯奇、古德费洛和埃利斯；然后，奥布赖恩提出修正案，语气更加强烈： “本会议以憎恨厌恶的心情注视路易·拿破仑成功地篡夺了政权——为完成这一篡权行为，犯下了欧洲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叛变、暴虐和有计划的屠杀。我们看到伟大的、富于博爱精神的法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获得的宪法权利与自由竟被用武力横加蹂躏，深表同情，我们同一切善良的人们一道，真诚地希望，欧洲不久将看到这个篡夺者的权力的终结，这是他的统治、他的罪行以及他对法国人民的忘恩负义行为应得的结果。”
奥布赖恩列举事实为他所提的决议的强烈语气提供根据，查尔斯·默里表示附议，这项决议交付表决时以绝大多数获得通过。1852年1月3日，那份1837年年底以来一直由费格斯·奥康纳经营的《北极星报》更换了业主，由奥康纳转让给他的编辑和发行人弗莱明和麦高恩，他们以一百镑的代价收购了这个日益衰落亏蚀的产业。在转让前的一段时间，这份报纸好象完全归弗莱明一人经营，所有文章的写法似乎要把宪章运动团体拱手让予中产阶级改革家，而在各栏的篇幅中也没有多少宪章主义的气息。 与此同时，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正在进行中。尽管奥康纳已一再露出精神错乱的迹象，显然已丧失甚至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但仍有六百人投票拥护他。当选的九人是：欧内斯特·琼斯、约翰·阿诺特、费格斯·奥康纳、T．M．惠勒、詹姆斯·格拉斯比、约翰·萧、W．J．林顿、J．J．比泽尔、G．J．霍利约克。第一名仅得九百票——正好是上届雷诺兹所获票数的一半——而最后一名只有三百三十六票。这些数字表明协会的力量已经削弱。但是，造成这种衰败状况的更重要原因是由于当选的执行委员不能协调一致。奥康纳不能工作。欧内斯特·琼斯辞去职务，声称他不能担任这样一个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要求宪章运动团体立即选举代表大会。惠勒也辞职了。他的几点理由是：执行委员会无力支付秘书薪金；他曾因酗酒受到霍利约克的反对；以及谁也不愿意义务效劳。W．J．林顿只能在某些条件下效劳。他认为宪章运动团体已无生气，老一套的政策不会使它复活。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才能实现宪章——一条是通过暴力，另一条则是通过与中产阶级的联合。关于第一条道路，他们不见得比1839年和1848年更有准备。因此，唯一出路是第二条；他力劝实行联合，目的在于实行普选权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他才同意为宪章运动团体效劳，他是渴望效劳的。上述诸人的辞职促使其余成员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哈尼和琼斯在任职期间使执行委员会负债三十七镑，对此，他们应负一部分责任。 为了撙节开支以免将来负债，执行委员会把原有的办公室退租了。《北极星报》现在公然劝人们放弃宪章，建议为实现普选权和秘密投票而进行鼓动。它声称“宪章派”一词“不仅看了令人触目，而且听了腻味”。欧内斯特·琼斯参加代表会议召开的集会，看来这个团体与执行委员会处于敌对地位，正力图削弱它的势力。关于金钱问题，琼斯答复了执行委员会，说明他的辞职并没有使他推卸债务上的法律责任，他仍和以前一样承担责任。琼斯现在对《北极星报》的背弃宪章主义痛加斥责。该报编辑答复说，他的攻击出于报复心理，因为他曾想染指该报的所有权，但遭到了拒绝。在这个时期，琼斯每次提到奥康纳，必使奥康纳的崇拜者感到十分满意。他令人作呕地对奥康纳吹捧。这种举动的用意何在，十分明显。当他要求奥布赖恩与他勾结，阴谋搞垮奥康纳时，奥康纳正妨害他的领导地位。现在奥康纳不再妨害他了；而他要想自成一派，主要还得依靠奥康纳的党羽，因此，就必须捐弃前嫌，而且为了取得奥康纳派的谅解，必须对他们失势的魁首加以赞扬。琼斯责备《北极星报》的所有人把该报从奥康纳的手里强夺过去。不论《北极星报》本身在他们经营期间有多少缺点（它当然不再是一份宪章运动报刊），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在他们以一百镑购进该报以前，它早已成为一项亏本企业，所以，这笔交易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之处，而且无疑地已超出它的实际价值。一个作者在1月24日的《北极星报》上提到琼斯的攻击时，这样写道： “他谈到有人从那个‘精疲力竭的战士’那里得到不适当的好处，但把他弄得精疲力竭的，最厉害的就是他自己。多少年来，他全赖奥康纳的恩赐为生。奥康纳不得不为这位精通法律的学者偿付辩护费以及执行麦克纳马拉案的讼费。在他监禁期间，为了使他免做填絮苦工以及其他原因，奥康纳曾为他付出大笔款项；而他从获释以来，却一直是奥康纳最恶毒的毁谤者和污蔑者。”
琼斯在《人民备忘录》上对此作出答复，他说他从未依赖奥康纳的恩赐为生，所领款项仅是作为《北极星报》和《工人报》的编辑应得的薪金，他曾当着奥康纳的面向辩护委员会声明，他愿意自作辩护，如果有一个小钱来自奥康纳的私囊，他宁可不聘请律师。欧内斯特·琼斯现在斥责各工人团体所采纳的合作制度，他和劳埃德·琼斯对这个问题举行了两次讨论，一次在帕迪厄姆，另一次在哈利法克斯。琼斯坚持这个主张——“合作事业决不能顺利实现，除非人民首先取得政治权利。”为了说明欧内斯特·琼斯对人民取得参政权前的一切合作计划所持的看法，我们最好引证他在讨论期间的一篇演说；我们只是假定，即使在目前，如果合作事业按照正当的原则予以经营的话，他并不反对；虽然，即便在当时，他也显然认为合作事业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他说： “为使少数人开始经营，他们必需多数人实行合作。他们可能合作购买土地，但多数人所购的土地只能安置少数人；其他各种生产的情况也是如此。然后，他们就想到再生产原则。哪里去找这个原则呢？让他们看一看铁工业合股公司的例子，多数人投入合作的款项为少数人购进一项产业。认股者不会全部成为这项产业的经营者。在认购一万镑股本的一万两千人中，只有两三百人被安排工作。而且，资金的再生产必将因资本家的竞争而告停顿，因为对于这种竞争，必须调动合作事业的全部资源才能应付。这样，上述少数人的资金再生产就由于这个原因而遭到阻碍；他们不得不与资本家展开竞争，而资本家在与合作生产者竞争时就会降低价格。资本家强使他们的工资奴隶们少得工资，合作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利润，以便与降低工资的垄断资本家展开竞争。因此，目前的合作者面临着两重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方面必须调动多数人的资金来给少数人安排工作，而少数人由于资源在富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便不能再恢复这笔资金；另一方面，正由于这种竞争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额，其余人便无法再作这种尝试。但是，倘若他们有了政权，情况会怎样呢；在尚未取得政权以前试办合作事业，是舍本求末，如同把车放在马前。如果这辆合作事业的车上装载的不是利润贩卖主义，而是博爱的合作精神，那该多好啊。如果车上堆满着食糖、茶叶和咖啡，那又多好啊；但他们将陷入竞争和紊乱的泥坑。他们的事业是那辆车，而政权则是把他们从泥沼中拯救出来的那匹马。有了政权，他们就可以获得长期以来被那些贪得无餍的主教和牧师所占有的贫瘠土地。他们可能永无尽期地积聚零星小钱，而仍不能从一个肠肥脑满的主教那里挣得一份牧师会的地产；但是依靠人民的议会，他们就可以在一小时内使它实现。”
在《备忘录》上发表的一系列通信中，欧内斯特·琼斯坚持同样的观点。琼斯和哈尼之间的关系现在发生了决裂，截至最近以前，他们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同僚。琼斯继续强调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许多地区通过决议，赞同他的观点。他还提出创办一份人民报刊的计划，由他亲自经营，到了每星期能赚两镑以后，这笔利润由编辑和宪章运动团体平分——这个团体当然应负责筹措资金；他保证接受宪章运动团体所能选派的任何人员以同等的地位和他一道编辑该报，如果他们认为有此必要的话。哈尼在杰拉尔德·梅西的协作下，出版另一份《人民之友》，售价三便士半——他从前的那个同名报刊早已停刊了。这份新的报刊共出版了十二期。在后几期中，哈尼对宪章运动大加奚落，强调它已濒于死亡，执行旧的政策，不再能使它复兴。他影射欧内斯特·琼斯企图为他自己建立新的独裁体制，严厉地谴责宪章运动以往的政策。《北极星报》招标拍卖，琼斯投标承购；但哈尼出价较高，取得该报的所有权。于是，琼斯勃然大怒，哈尼在答复时表现出他惯有的一切报复心理——对琼斯连珠炮似地进行斥责、嘲骂和辛辣的讥讽。琼斯以他独特的风格反唇相讥；这两位人民领袖，以前互相标榜为“侠义、无私和爱国的人士”，现在彼此控诉对方是出于唯利是图的动机。哈尼把琼斯比作加利福尼亚金矿公司、南海泡沫公司、铁路泡沫公司一类为了诈财行骗而虚设的泡沫公司的发起人；一言以蔽之，称他为一个十足的舞台骗子：琼斯反驳说，哈尼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曾企图侵吞《人民之友》订户认缴的款项，拨归己用，在发出通知，宣布放弃原定出版的报纸以后，立即另发通告，声称一份由他本人和梅西经营的报刊行将问世，吁请给予支持，其目的就是要把订阅现在已经放弃出版的报刊所缴的款项据为己有。严重的不满情绪的产生，似乎是由于哈尼从弗莱明和麦高恩手中弄到了《北极星报》，而琼斯断言他们二人是宪章运动前所未有的最大敌人。他指责哈尼一再哄抬标价，同他竞争。可是，麦高恩的来信证明，他曾两次向琼斯兜揽该报，给他充分时间予以考虑。麦高恩到了规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回音，才写信给哈尼，最后成交了这笔买卖。他否认他本人有过讨价还价、或者哈尼有过哄抬标价情事。然而，琼斯力图否定麦高恩的声明，为了支持他自己的立场，引用了麦高恩的历次通信，但不是全文，只是其中极不重要的片断。哈尼在这次论战中，夸耀自己在与运动有关的活动中，一贯坚决主张公道与正义。当他的言论自由遭到奥康纳的攻击时，他确实曾为自己谋求公道与正义；但在奥康纳势力强盛的时期，为了阻止公道原则施于别人，谁也不如他那么卖力。 执行委员会的人数继续减少。财政和议会改革家所召集的协商会议在圣马丁会堂举行。为了对会议所提的决议提出修正案并予以支持起见，琼斯、萧和比泽尔出席参加。这一次，霍利约克发言反对他的同僚们的政策，支持中产阶级的决议。当然他对这个团体寄予同情，人们一向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851年的代表大会上，也曾经表现同样的同情，而且，他在一再表示对他们同情以后，重行当选为执行委员；但我们不得不这样想：如果在会上提出两项决议——一项拥护宪章，另一项拥护范围较小的改革方案——那么，一个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就有责任为宪章进行呼吁并投票赞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的话，至少也该引咎辞职。在协商会议以后举行的公众集会上，霍利约克也否定萧和比泽尔的政策，结果使他们两人辞去职务；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只剩下霍利约克、勒布朗德、亨特、阿诺特、林顿和格拉斯比，除了最后二人外，都赞成中产阶级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琼斯比以前更加坚决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因此，吁请曼彻斯特分会采取主动，予以召集。该会立即响应了这项邀请。 哈尼开始担任《自由明星》——他的报纸的新名——的编辑。他的工作得到梅西、基德、林顿和亚历山大·贝尔的协助。1852年5月1日，第一期出版了。在下一个星期，欧内斯特·琼斯所编的《人民报》在经过种种波折以后也问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