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 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 循的那 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作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下令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布雷斯特以及其它地方，即在法国全境搜捕国际工人协会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 ，涉嫌参与一起暗杀他的阴谋；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行究竟是什么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地大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正是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不幸，由于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形势发生了逆转。欧洲各国的证券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实际上这是个谋杀的信号，谋杀的对象已不是一个人，而是多少个国家的人民。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荒谬得很，全法国都不肯相信当真要发动战争。他们宁肯相信那位把内阁的好战言论斥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当7月15日立法团于于被正式告知要打仗的时候，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费用，甚至梯也尔也斥此事为“可憎”；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谴责，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的巴黎会员也再次行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他们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摘引几段如下：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持反对那些自己不去流血却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叫嚣！……德国弟兄们！我们彼此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利……全世界的工人们！不管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并保证忠于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同样的宣言，我们这里只能援引其中一篇。塞纳河畔讷伊支部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宣言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只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拥护国际反对战争的声明。”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不久就发生一件奇事证明了这一点。原先在路易·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帮换上了工人的衣服，受指使跑上了巴黎的大街去表演战争狂热，市郊的真正工人们当即出来举行了拥护和平的示威，声势异常浩大，以致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觉得还是立即禁止任何街头政治活动为妙。他提出的借口是，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地宣泄了他们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 高涨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从德国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置于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是俾斯麦恰恰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目的是要镇压普鲁士本国人民的反抗，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吞并全德。假定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在德国到处横行。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手腕，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行径。波拿巴体制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称雄，如今在河的另一岸又出了个一模一样的 制。在这种形势下，除了战争，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传播非常广，扎根非常深，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 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唾弃对法国持民族对立态度的主张。会上通过的决议在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而首先反对的是王朝战争……我们为即将被迫参加一场无可避免的不幸的防御战争而深感悲痛；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一定要使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灾难不再重演。为此，工人阶级必须争取让各国人民自己都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茨，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 的工人的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我们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向我们伸出的兄弟之手……我们牢记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
　　好极了！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闪现着俄国的阴影。不祥的征兆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发出信号时，正赶上俄国政府刚刚建成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并且已经向普鲁特河方向集结军队。不论德国人在反对波拿巴侵略的防御战争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同情，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或者接受哥萨克的援助，那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立即失去。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憎的战争进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这样，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波拿巴泡麻当作过去的事物来对待了。
　　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也没有错。就事论事，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不过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中，曾庄严地宣称，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曾发布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
　　“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现在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的国界。”
　　威廉并不满足于宣称他只是“为了打退进攻”才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以此来表白战争的防御性质，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在“战局驱使”下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除“战局”所要求的进攻行动。
　　可见，这位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防御性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那帮教授、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个在1846—1870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它夺回它的公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摆出一副逼迫普鲁士政府的样子。逼迫政府干什么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 密计划。它深切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几乎像信奉宗教一样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无过失，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肢解法兰西共和国。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独特论据吧。
　　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当然啦！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作德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
　　但是，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相比而言），加上约在巴塞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 垒大城市，这就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孚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各个要塞。如果梅斯也被并入，当然，法国两个主要的对德作战基地一时就都失掉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有科布伦茨、美因茨、盖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这些基地都是用于对法国作战的，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国连法国在这一地带仅有的两个还算是有价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给它留下，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况且，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裂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办法是：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路易和兰道之间——在这次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并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线进攻或应战。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么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从侧翼包围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议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么奥地利就仍然有权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就仍然有权为保护巴黎而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要大。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就整个民族来说和就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为了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对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对方的喉咙，而且要杀死对方。如果说过去有哪个战胜者曾经获取“物质保证”用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蒂尔西特和约，用这个和约来宰割普鲁士以及德国其余部分。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曾从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清醒的监护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792年为了用刺刀镇压18世纪革命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的当然不是德国人呀！由于奴役意大利、压迫匈牙利和瓜分波兰而染污了双手的也不是德国人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军事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终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它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 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人侵带来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耻辱却若无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同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也和俾斯麦相互作出保证。从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的最高主宰，同样，现在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的最高主宰。当年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如今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对它是一个威胁。这议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 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话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掠夺政策的工具，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作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多少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多少人穷死饿死。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白费，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制止住侵略者，那么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更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作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佳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 点，而自称共和党的人分到的则是那些说空话的部门。这个政府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如果说现在他们以共和国的名义说了许多大话，要求去做终归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其目的不是为了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场喧嚣吗？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某些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眼中，不是仅仅应当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
　　 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为反雅各布宾战争，为自己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弥补过失吧。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那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共和国万岁！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 是法国工人战胜了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它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案。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在叁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件，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件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作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千方百计地利用饥馑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1]；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 的监狱产婆的角色。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 了全法国。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从议会的意义上说〉。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 ，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 ，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利普。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敢，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派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作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着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 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 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利普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利普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对他也像对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们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从前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炫富夸贵之可笑衬托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叁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中的一项明确条文，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签订和约，就由它来签订。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成为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发言）来说，

　　“一向只靠三个招数：入侵别国、发动内战、制造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克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克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１） 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 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克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２） 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叁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摆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 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归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易被识破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3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得设法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实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抗击法国阴谋分子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八十一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erant responable）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它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的计划。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恐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据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纨肖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着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取缔令），此措施无效，国民自卫军的将领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星，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等阶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 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四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议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见附录第３５页）。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地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命，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并且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 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 ，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l'Assemblee siege paisiblement（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 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议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 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统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与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 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一个联盟，是在这些 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 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统治阶级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验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 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旧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大本营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抗了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
　　 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它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 现者自居同时却脱 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叁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对应物。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翻版。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把大国的统一——这种统一虽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现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化为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 许多小邦的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的对抗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这一古老斗争的过分扩大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阻碍了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并使得像英国那样的情况能够存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所监护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 。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利普时期控制着乡村，在路易－拿破仑时期，他们对乡村的控制为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取代。现在他们以为公社就是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那 对乡村的控制。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机制。普鲁士的市政机制不过是1791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再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应有的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劳动解放的高调大话和着作，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做这件事，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地主现在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说话的喉舌，立刻就出来大唱辩护之歌，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它的欺人假象还没有被戳穿，它的丑恶现实还没有被揭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制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科学真理在手的圣哲一般。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有分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生丁的附加税，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它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付给教士的钱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所以这里用不着细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更复杂但极重要的问题，例如：农民那小片土地负担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抵押债务，proletar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而与日俱增，农民的土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帝国则是秩序党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亲自出来与政府的宪兵周旋。秩序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是和乡绅议员相敌对的）幻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叁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请波兰的英雄儿子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取得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准让面包行业的帮工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2]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才仅仅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000法郎，他们就对此大为愤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它各地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像宗教裁判官一样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一切来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叱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就在乡绅议员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 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的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破产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要挤进来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心的幸存者，他们对当前的运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纯粹是由于传统力量，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空喊家，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语言大骂现政府，从而骗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声。在3月18日以后， 实也出现了上面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同以前这 人阻碍各次革命充分发展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是一 无法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象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在她们的庇护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财产的卫士们的屁股后头跑掉了。没有了荡妇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国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 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梯也尔对塞纳—瓦兹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竟对这个议会说，“它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他对他的杂牌军队说，他们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优秀的军队”；他对外省说，传言他下令轰击巴黎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对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向它开了几炮。”
　　他对巴黎大主教说，硬说凡尔赛军队曾执行大批处决和进行报复（！），这全是胡扯。他对巴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可憎的暴君压迫下解放出来”，说公社的巴黎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罪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无所事事者的巴黎。这个巴黎目前正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痞、荡妇麇集在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的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场面，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妇们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上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伤者的惨叫声也是实实在在的惨叫，而且这整个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伦茨的那帮人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佩带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此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没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高兴的表示拥护的宣言。恰恰相反。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给国家的检察官们的通令中命令他们把“呼吁和解”当作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下令在4月30日按照他自己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长玩弄阴谋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关进行威胁恫吓，这使他满 希望地认为：外省作出的裁决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道义力量，并且他最终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的这场在他自己的公报中备受赞美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表演一出和解小戏。这出小戏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诱骗巴黎的中等阶级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够以对梯也尔的信任掩盖他们对巴黎的背叛。梯也尔在3月21日，即在他还没有军队的时候，对国民议会声明说：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来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而他的乡绅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要把它淹没在狂吼声中。他作出这番勋业之后，就把“既成事实”降低为假定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议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明目张胆地破坏法律，准许他们在德勒从事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们无休止的会见当中所作出的让步——尽管谈话的口气和腔调总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变化——实际上从来没有超出这样一个承诺：将来的报对象仅限于：
　　“那一小撮与杀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有关的罪犯”
　　而且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国要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过的共和国，就像他在1830年对待路易－菲利普那样。然而，就连这种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进行的官方解释而使之暧昧不明。不仅如此，他还让他的那位杜弗尔行动起来。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在历次戒严时期都是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尔掌权时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利普在位时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也是如此。他在不担任部长职务时，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以反对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不仅赶快在国民议会通过一批镇压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后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他还把对他说来太缓慢的军法审判程序加以简化，并且新炮制出一部严酷的流放法，以此预示巴黎未来的命运。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没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机的统治。乡绅议会当时甚至还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杀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将来对巴黎进行报 的手段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和解滑稽剧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引起乡绅议员们的一片怒吼声，他的这出滑稽剧就演不下去了。那些乡绅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既没有领会这套把戏，又不懂得玩弄这套把戏非用伪善、狡辩、拖延这样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做了一次精采的和解表演。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讲假惺惺的漂亮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道：
　　“除巴黎的阴谋之外，不存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巴黎的阴谋迫使我们让法国人流血。我要再叁重复说：让那些举起邪恶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通过和平协议停止惩罚，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断他讲话的乡绅议员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遗憾吗？忍心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这一番自以为像海上女妖歌声那样动听的议会讲话置若罔闻。在法国尚存的35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总共还占不到8000人。在后来的补充选举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意味着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议会给凡尔赛的这个篡权的国民议会以公开的威胁，即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 之针锋相对的国民议会。
　　对俾斯麦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向梯也尔发号施令，要他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地遵从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并以普耶－克尔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克尔蒂埃是鲁昂“鼎鼎大名的”棉纱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奴颜婢膝的拥护者，对他说来，第二帝国是无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国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他在波尔多刚一当上梯也尔的财政部长，马上就抨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试图——虽然未能做到（因为做此盘算时没有请示俾斯麦）——立即对阿尔萨斯实行旧的保护关税，据他说那里没有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妨碍这样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作在鲁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作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注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后的卖国大业吗？
　　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一到法兰克福，盛 凌人的俾斯麦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他的条件里有这样的内容：缩短战争赔款分期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炮台，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主宰者。作为回报，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在和约上签了字；5月18日，他们就让凡尔赛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 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作看不见为血洗巴黎而进行的准备。直到５月８日，他还对一个主张和解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决定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唯有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他为此诺言而遭到乡绅议员们激烈质问时，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释，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这些人还得再忍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那时任务就会适合他们的勇气和能力了。”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当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对国民议会说：“我将毫不留情！”他对巴黎说，它末日将临；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说，政府准许他们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后，在叛徒已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的情况下，梯也尔于5月22日向乡绅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种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叁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 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 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埃尔韦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有些太轻佻了，我们担心以后还会越来越糟。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这实在不协调，令人难过；要是我们不想被叫作堕落时代的巴黎人，就必须消除这种现象。”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话：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 、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 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
　　埃尔韦先生只是忘记说，他提到的“巴黎居民”仅仅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蜂拥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 也就是已经“没落”的那个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帮“秩序”恶狗变成了地狱。这一惊人巨变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看来证明了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阴谋反对文明！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恶魔把她们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两个月内所采取的温和宽厚态度，只有它在保卫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两个月内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凶残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挣扎时发泄出来！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作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实行“杀、烧、毁”，这是不是准许纵火？英国军队随心所欲地火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这是不是纵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沙托丹那样的城市和无数村庄，这是不是纵火？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它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房屋来进攻。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这个道理竟不适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作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欧斯曼特意为便于开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杀害俘虏时，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为此，特罗胥还给它准备了煤油。但它这样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却十分爱惜他们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尔已经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当他这边刚一把军队准备好，同时普鲁士人那边刚一把各出口截断，他就立刻宣布说：“我决不会手软！抵罪要彻底，审判要严厉！”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如基督徒对待教世界真正无 的古代艺术珍品所采取的那 行为。就是这后一 汪达尔行为，也有历史学家为之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
　　可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个人质啊！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在1848年6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曾恢复扣留人质的做法——硬要一些无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难道连这一遏制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最后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装装样子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尔。公社曾再叁提议以大主教，而且还加上许多个教士，来交换当时被梯也尔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为死尸之后对他最有用。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过污蔑起义者是杀害大主教阿弗尔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义愤填膺的喧嚣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枪杀的。当时在场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事后立刻向他们提交了证词。
　　秩序党在他们的血腥闹宴上总是少不得要对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诽谤一番。这一切诽谤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已把自己看作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利用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内战来镇压革命的阴谋，即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俾斯麦满意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当他还只是1849年普鲁士无双议院中一名普通的乡绅议员时就盼望着把大城市都加以消灭。现在他大概认为巴黎变为废墟就意味着他的这一愿望的初步实现。他满意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被消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政治家一样，目光短浅，看到的只是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替它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因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后要付给它五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能提醒欧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傀儡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各国之公敌，却只是促使它们去琢磨要不要把为数很少的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受害者送交凡尔赛的刽子手！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梯也尔指责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自己却装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将法国的国际会员同国外的国际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梯也尔的1835年的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撮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所有文明国家政府的大事。乡绅议员们对国际狂吼，全欧洲的报刊都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这样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 、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

　　在颇有几分警察头脑的资产阶级心目中，国际工人协会自然是以密谋方式活动的，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个国家制造事端。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注释
　　[1]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份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车住，但应当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 〔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 tickets-of-leave men 〔假释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2]欧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列宁校订的1905年俄译本注）
　　 

附　　  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 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e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 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 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 雅克－拉－布什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也不 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 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
　　致《泰晤士报》编辑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所有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叁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议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的1869年3月25日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的传单。这 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 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有人为茹尔·法夫尔预期前来伦敦一事进行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这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所有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6月24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它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11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

　　　　写于1871年4－5月
　　　　1871年6月中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原文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