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于伦敦）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6年10月9日于伦敦）[1]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2]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个纲领[3]。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录入者标记黑体。即使是——恰恰是——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共运的主导地位后，轻视阶级斗争与政治手段的倾向依然存在，且更加厉害了。一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自觉阉割，二是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派系不但每每在革命形势到来时扼杀革命，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大量引经据典的官家说教，三是众多西马专家们把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窒息在经院空谈里。）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问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句。
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作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样被提出来了。[4]
由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这里掀起（此事我有大功[5]）的改革运动，目前已经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抗拒的地步[6]。我一直没有出头露面，而且既然事情在顺利进行，我也就不再为它操心了。

您的卡·马克思

[1]：原稿为“11月9日”。——编者注
[2]：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1/3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个《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3]：指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4]：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于1866年8月20—25日在巴尔的摩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十人，代表加入工会的六万工人。大会讨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问题、工人的政治活动问题、合作社问题、吸收全体工人参加工会的问题、罢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等。大会通过了建立全国劳工同盟的决定。
[5]：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册。
[6]：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使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