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十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供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在一个场合，产品具有可分离的性质，每天或每周都重新开始同样的劳动。在另一个场合，劳动过程是连续的，包括好多个每天的劳动过程，它们互相结合，连续操作，要经过较长时间才提供一件成品。尽管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这里的问题无关。即使两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完全相同，上述差别也还会存在。
　　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也会发生，因为所要提供的产品的规模有大有小。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因而需要的连续劳动过程也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谷物的生产需要将近一年，牛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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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可长达12年到100年。一条农村土路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织一条普通地毯也许需要一周，而织一条戈比林壁毯则需要几年，等等。因此，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在现代财务分析中，常常将某个企业的财务周转指标与该行业的同类平均指标相比较。这样做是考虑到不同行业有其行业特点，但是也要注意，同一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的情况，不宜盲目比较。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假定机器纺纱厂和机车制造厂使用同量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相同，资本的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分割也相同，最后，工作日一样长，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也一样。其次，为了把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并且和当前问题无关的一切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假定，棉纱和机车二者都是按照订货生产的，而且在成品交货的时候得到贷款。一周以后，纺纱厂主交付棉纱，收回他投入的流动资本和包含在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里，我们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能够重新用同一个资本去重复同一个循环。这个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周转。机车制造厂主却必须在三个月内，每周都把新的资本投在工资和原料上，并且只有过了三个月，机车交货以后，在此期间为制造同一个商品而在同一个生产行为中逐渐投入的流动资本，才再处于一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循环的形式；同样地，机器在这三个月内的磨损对他来说这时才得到补偿。所以，一个是一周的投资；另一个是一周投资的十二倍。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一个人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必须是另一个人的十二倍。
　　每周预付资本相等，在这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论预付资本的量有多少，这个资本在被重新用来经营，用来反复从事相同的经营，或开始另一种经营以前，在一个场合，仅仅是预付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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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场合，则预付十二周。
　　周转速度的差别，或单个资本在同一个资本价值又能在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或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起作用以前所必须预付的时间长短的差别，在这里，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
　　假定制造一台机车或任何一台机器要花费100个工作日。对纺纱厂和机器制造厂所使用的工人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同样是一个非连续的(可分离的)量，按照假定，是由100个依次进行的、各自分开的十小时劳动过程构成。但对产品即对机器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却是一个连续的量，一个1000个劳动小时的工作日，一个单一的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这种由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联系的工作日构成的工作日，我称为劳动期间。我们讲工作日，指的是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每天必须劳动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我们讲劳动期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联系的工作日的数目。在这里，每个工作日的产品只是局部产品，它每天继续被加工，到一个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结束的时候，才取得完成的形态，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如果象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物品或死劳动也创造价值并且此价值应归资本家所有，那么工人在第1个工作日所完成的局部工作所物化的死劳动将参与第2个工作日的价值创造，并且作为第2个工作日的活劳动的对立面，为资本家谋取利益。以此类推，工人在前99个工作日所完成的局部工作所物化的死劳动将参与最后第100个工作日的价值创造，并且作为第100个工作日的活劳动的对立面，为资本家谋取利益。而且由于在99个工作日中物化的死劳动要远远多于在1个工作日中物化的死劳动，于是工人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所得就应当远远小于其在第一个工作日的所得，除非最后一个工作日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第一个工作日创造的价值。这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决不会同意用极低的价格卖掉前99个工作日的生产成果，也就是说，不会承认最后一个工作日创造了大部分的价值，虽然白痴会以为让他吃饱肚子的是最后一口饭，但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白痴。同时，工人的工资在这样的两个工作日中并没有什么差别。可见，资本家还是感觉到了死劳动的价值只是在堆积和转移，而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出于维护他自身的阶级利益，不会对这一点予以公开的承认，反而要求其在经济学方面的代理人——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构造一套颠倒黑白的说辞。
　　因此，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例如发生危机)，对于具有可分离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联系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在一个场合，今天的一定量棉纱、煤炭等等的生产，不必由明天的棉纱、煤炭等等新的生产接续起来。但船舶、建筑物、铁路等等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仅劳动会中断，而且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工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会不断损坏。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那一口饭才具有较大的功效。由于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联系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的抗风险能力较弱，风险较大，因而在一般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对其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要略高于对具有可分离性质的劳动产品的投资的平均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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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也许要经过许多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离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去，还是在三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机车这种连续生产行为的产品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在一个场合，它的价值是零星地，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场合，却是比较大量地，比如说，每三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二十年才更新。蒸汽机的价值在每一个劳动期间经过产品出售而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只要每个期间比蒸汽机本身存在的期间短，同一台蒸汽机就会在若干劳动期间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
　　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为这一周购买的劳动力已经在这一周耗费掉，并且已经物化在产品中。它必须在周末得到报酬。这种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支出，在三个月内必须每周重复，但这部分资本在这一周的支出，并不能使资本家在下一周不购买劳动。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然需要有支付三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劳动一层层堆积到产品中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已经耗费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不断转移到产品中去，不过，是转移到未完成的产品中去，这种产品还不具备完成的商品的形态，所以还不能流通。由原料和辅助材料一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资本价值，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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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制造产品时所应达到的有用效果，使劳动期间有长有短。根据这个期间的长短，必须不断追加流动资本(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这个流动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处于可以流通的形式，因此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用来更新同一经营。相反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相继作为正在形成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固定在生产领域内，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但是，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因此，生产时间的延长，和流通时间的延长一样，会减慢周转的速度。然而目前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延长。例如，第一周预付在劳动、原料等等上面的资本，和固定资本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一样，在整整三个月期间，束缚在生产领域，并入一个正在形成但尚未完成的产品中去，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
　　第二，因为生产行为所必需的劳动期间要持续三个月，实际上这个期间只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劳动过程，所以，必须不断地每周都有一些新的流动资本加到以前投入的部分中去。因此，相继预付的追加资本的量，随着劳动期间的延长而增加。
　　我们曾经假定，在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中投入同量的资本，它们按相同的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按相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工作日也一样长，总之，除劳动期间的持续时间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第一周，二者的支出是一样的，但是纺纱业主的产品已经可以出售，并且可以用所得的货款购买新的劳动力和新的原料等等，总之，生产可以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机器制造厂主却要在三个月以后，在他的产品制成以后，才能把第一周用掉的流动资本再转化为货币，用它来重新开始经营。这就是说，第一，所投资本量相同，但回流不同。第二，虽然纺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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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器制造业在三个月内使用同量的生产资本，但对纺纱业主和机器制造业主来说，资本支出的量完全不同，因为在一个场合，同一资本很快就更新，因而能够重新反复相同的经营；在另一个场合，资本的更新则比较缓慢，因而在更新期限到来以前，必须不断地把新的资本量追加到旧资本量中去。因此，不仅资本一定部分的更新时间或预付时间长短不一，根据劳动过程的长短来预付的资本量也大小不等(虽然每天或每周使用的资本相同)。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和下一章所要考察的情况一样，预付时间可以延长，而预付资本量不必因此按比例增加。资本必须为较长的时间而预付，而且一个较大的资本量要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例如，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要分期垫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按照房屋的生产过程的进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的职业是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区，就象单个资本家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怎样使伦敦的房屋建筑业发生变革，可以用1857年一个建筑业主在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来说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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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青年时代，房屋大都是定造的，建筑费用在建筑的某些阶段完工时分期付给建筑业主。为投机而建筑的现象很少发生；建筑业主这样做，主要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工人经常有活干，而不致于散伙。近四十年来，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定造房屋的现象是极少有的。需要新房屋的人，可以在为投机而建成或正在建筑的房屋中，挑选一栋。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和任何其他产业家完全一样，他必须在市场上有完成的商品。以前，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须购买(也就是大陆上所说的，通常以九十九年为期租用)大块地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的财产二十倍到五十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每栋房屋建筑的进度，付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会停止支付，整个企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几乎整个贝尔格雷维埃和泰伯尼厄以及伦敦郊区成千上万的别墅，都是用估计有人需要房屋这种投机办法建筑起来的。(《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第1部分摘要，1857年证词第5413—5418、5435—5436号)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部分并没有考虑到这种“估计有人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从而，作为其核心理念——均衡的大厦，也是建立在这种并不可靠的“估计”的沙滩上。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完全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但不言而喻，生产上的预付资本是否属于它的使用者，这对周转速度和周转时间是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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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
　　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例如，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但是，这些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流动资本预付时间的改良，通常与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大批工人，并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
　　劳动期间的缩短通常和在较短时间内预付更大的资本联系在一起，这样，预付资本的量就随着预付时间的缩短而增加。因此，这里必须注意，撇开现有的社会资本量不说，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对它们的支配权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已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当信用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时，它就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同样的现有社会资本量，可以有不同的积聚程度。而这种积聚程度又受到信用和无政府状态的极大影响。从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均衡只是偶然的和瞬时的，不均衡则是必然的和几乎时时的。
　　在有些生产部门，劳动期间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总是由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所以不能用上述方法来缩短。
　　“较快的周转这一用语，对谷物种植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一年只能周转一次。至于牲畜，我们只要问：两年生和三年生的羊，四年生和五年生的牛的周转是怎样加速的？”(威·瓦尔特·古德《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1866年伦敦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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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必须预先准备现金(例如为了缴纳赋税、地租等固定费用)，就用下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严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出售和屠宰尚未达到经济标准年龄的牲畜；结果也就引起了肉类价格的上涨。
　　“那些过去主要是饲养牲畜的人，在夏季供应中部各郡的牧场，在冬季供应东部各郡的牲畜栏……这种人已经因谷物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而变得贫困不堪，所以很高兴能够从黄油和干酪的高价中得到好处；他们每周把黄油拿到市场去卖，以抵补日常开支，又用干酪从采购商(干酪一旦可以搬运，他就把它运走，价格当然由他决定)那里取得垫款。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农业要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支配，所以，以前从制奶地区送到南方去饲养的小牛，现在往往出世不过八天到十天，就在北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及其他邻近的各大城市的屠宰场被大批宰掉。如果麦芽不上税，那就不仅租地农场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的幼畜可以养得大些和重些，而且没有养母牛的人，也可以用麦芽代替牛奶来饲养小牛了；目前幼畜奇缺的情况，也就可以大大避免了。现在，如果我们劝这些小租地农场主饲养小牛，他们就会说：我们很清楚，用牛奶饲养小牛是合算的，但是第一，我们必须垫现钱，这我们办不到；第二，我们要等很久，才能把钱收回，而制奶可以立即把钱收回。”(同上，第11、12页)
　　如果资本周转的延长对英国的小租地农场主已经有这样大的影响，那就不难理解，它在大陆的小农中间必然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
　　随着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增加，也就是随着制成可流通的商品所必需的时间的增加，从固定资本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就会堆积起来，并且这个价值部分的回流会延滞下来。但是，这种延滞不会引起固定资本的新的支出。机器总是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不管它的磨损的补偿以货币形式流回得慢还是快。流动资本却不是这样。不仅资本必须按照劳动期间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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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束缚在较长的时间内；而且新的资本必须不断预付在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延滞的回流对于这两种资本的影响也不同。不管回流是慢是快，固定资本总是继续发挥作用。而流动资本则相反，如果它束缚在未出售或未完成的即还不能出售的产品形式上，同时又没有现成的追加资本，使它在实物形式上实行更新，那末在回流延滞的时候，它会失去执行职能的能力。
　　“当农民要饿死的时候，他的牲畜却正上膘。雨下得很多，牧草长得很茂盛。印度农民在肥牛旁边快要饿死了。迷信的戒律对个人来说好象是残酷无情的，但有保存社会的作用；役畜的保存，保证了农业的继续，这样也就保证了未来生计和财富的源泉。在印度，人的补充比牛的补充容易，这听起来似乎是残酷而悲惨的，但情况确是如此。”(《答复，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第4号第44页)
　　把这种情况和《摩拏法典》第十章第六十二节的一句话比较一下：
　　“为保存一个僧侣或一头母牛而无代价地牺牲生命……可以保证这些出身卑贱的种族得救。”在落后的社会里，人不如牛；在“先进”的社会里，人不如机器等一切具有价值的物品，除了其本人以外。这就是某些人的经济学原理。
　　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照料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以前，英国羊，象直到1855年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不能宰的。按照贝克韦尔的一套方法，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迭奚勒·格兰居的租地农场主贝克韦尔，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胳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的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
　　“饲养牲畜的人现在用以前养成一头羊的时间，可以养成三头来供应市

场，而且这种羊长肉最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宽大浑圆了。它们的全部重量几乎纯粹是肉。”(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版第20页)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只能按极不相同的程度适用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不会抵销不同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差别。再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由于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末，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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