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第三卷才谈。
　　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为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
　　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回答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柯布与道格拉斯能够将这两者对产出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著名的柯-道生产函数。参见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倘若这种结合的比例只有一种可能，那么柯布和道格拉斯的回归分析就会由于完全共线性而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显然认为劳动力与固定资本之间是“比例”关系，而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替代”关系。这是李嘉图比柯布和道格拉斯等现代庸俗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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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组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构，而是从已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末，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而为一了。当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进行分配时，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发生同等的作用。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第1卷第23章第2节)来说，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是劳动资料多，劳动材料少，还是劳动材料多，劳动资料少，这是毫无关系的，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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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从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同一范畴，而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从另一个观点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归在一起，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保留着的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被柯布和道格拉斯排除了。参阅文献同上。
　　这里必须指出，用政治经济学的话来说，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是按不同的期限预付的，这要看他例如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工资而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工人按一周，一个月，或三个月，把他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的，这要看他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得到一次工资而定。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按每日，每周，每月，或每三个月给工人预支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不是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期间支付，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颠倒。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至于资本家只有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根据制造产品所需的时间的长短，也根据产品流通所需的时间的长短，——才能够实现产品本身或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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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回它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那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而且我们常常看到，资本家已经得到商品的预付款了，也就是已经预先实现产品本身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了，也还要等工人完成产品之后一段时间才支付相应的工资。有时即使已经将产品卖出去，并且收回货币了，也要拖后很久才支付工人的工资。商品的买者想怎样处置商品，这和卖者毫无关系。资本家购买机器时，不会因为他必须一次预付机器的全部价值，而这个价值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流通中流回，就能用较便宜的价钱得到这台机器。资本家购买棉花时，也不会因为它的价值会全部加入由它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从而全部一次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而对棉花支付较高的价钱。
　　让我们回过来谈李嘉图。
　　1、可变资本的特征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因此它本身是不变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假定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虽然在这里工资是等于、大于还是小于劳动力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和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来不存在的，没有用任何等价物买来的价值。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这个具有特征的属性，使这部分资本作为可变资本而和不变资本完全不同。如果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只是从流通过程来考察，这样它就作为流动资本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固定资本相对立，那末，这个属性就会消失。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事实表示出来：这时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就会在流动资本项目内和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部分合在一起，而和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部分相对立。在这里，剩余价值，也就是那个使所投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就完全被忽视了。同样，下列事实也被忽视了：由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是新生产的(从而也是实际再生产的)，而由原料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却不是新生产的，不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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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再生产的，而只是维持、保存在产品价值中的，因而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现在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观点看，区别就仅仅在于：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因此，一般地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留到补偿。另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原料等等)的价值却全部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全部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就这一点来说，从流通过程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一定量预付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得到的再补偿。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还是一次进行。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价值有关)；而共有一种特别的流通方式的，是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的这种做法，即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混同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沿用这种做法。在现代资本家所使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及无形资产等，其中固定资产的含义与固定资本差不多，但属于固定资本的土地使用权则算作无形资产。而流动资产则除了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外，还包含非生产资本的流通资本，如货币和已经生产出来尚未销售出去的产品，及一些债权等，但不包括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大概是因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常常是由工人预付的，只好以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等名目归于负债而非资产。这种会计学是建立在资本家个人的感受上，而不是正当的经济理论分析之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不加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地通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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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区别开来。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
　　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不仅比对以后的辩护论者更加令人烦恼(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人烦恼的事)，而且比对亚·斯密本人更加令人烦恼，因为李嘉图和斯密相反，更合乎逻辑地、更鲜明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维护亚·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亚·斯密的外在部分。
　　这种混同是重农学派所没有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只关系到资本(专指农业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期间；他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和这种区分无关的部分，而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不是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2、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从而对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这只是改变资本家所预付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场合，这个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由工人用这个货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一个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以用货币付给工人报酬为前提，就象它一般地说以用流通过程作为媒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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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不是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得快还是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长还是短，要根据它的耐用程度而定。但是它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决不是仅仅由于这种耐用的物理属性。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样耐用，并且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等构成的部分更为耐用。尽管如此，用作原料的金属还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也许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个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由于物质的物理性质，并不是由于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相反，这种区别是由金属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它在一个场合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场合则是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平均地说，要求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不断重新地在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它的物质较为耐用是由它的职能规定的。但是，它由以制成的物质的耐用性本身，不会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如果是原料，就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的经济学家看来，同一种物质，同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
　　虽然使劳动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不是它由以制成的耐用的物质，但是它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作用，要求它由比较耐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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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因此，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的物质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使它具有固定性的大小程度也不同，因此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仅仅从流动资本的观点加以考察，也就是和固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既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那末，就象劳动资料的物质现实性是它的固定资本性质的重要基础一样。自然会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物质现实性，得出它的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然后再由可变资本的物质现实性规定流动资本。
　　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物化的劳动来和它交换，把它并入他的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并不出卖这种自行增殖的力。这种力和他的劳动资料一样，始终只是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决不象他所出售的成品那样，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当作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是作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立，同样，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也不是作为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这二者都是作为物的因素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不把工人当人看，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特点之一。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二者都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或者，如果这里指的是那种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别，那末，这种差别只是：从价值(它不外是已经物化的劳动)的性质和从发挥作用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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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外是正在物化的劳动)的性质中得出，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在静止的形式上，表现为已经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发生作用之后，资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劳动力和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现在是加到产品中的价值(+剩余价值)。为了使过程反复进行，产品必须出售，由此得到的货币要不断地重新购买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资本。于是，这就使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一样，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
　　相反地，如果把流动资本的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看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看作后者的本质规定的，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由于消费了劳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不象固定资本那样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必须全部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那末，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构成。这样，固定资本是由损坏得较慢，因而可以补偿得较慢的劳动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则是由必须补偿得较快的生活资料构成。
　　然而，损坏快慢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他劳动时使用的工具，都是会损环的。但是，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大有差别：蒸汽机比

船耐久，船比工人的衣服耐久，工人的衣服又比他所消费的食物耐久。”
　　在这里，李嘉图忘记说到工人居住的房屋，他的家具，他的消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它们都具有和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同一些物品，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表现为劳动资料。
　　按李嘉图的说法，区别就是：
　　“有的资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况，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
　　他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种区分不是本质的区分，其中不能划出明确的界线。”
　　这样一来，我们又幸运地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在他们看来，“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就是消费时间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是所使用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区别。不过，在他们那里成为社会生产上的重要现象，并且在《经济表》中和流通过程相联系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一种主观上的区别，如李嘉图自己所说的，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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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区别。
　　既然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只在于它的流通期间，既然前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后一部分由劳动资料构成，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损坏得快，而且前者本身在损坏的快慢上也是不同的，所以，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任何独特的区别，就自然都被抹杀了。
　　这一点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一般只是限于说明，同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时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对价值规律会发生什么影响，并且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工资涨落对价格会发生多大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有限的研究中，他也由于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的研究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的。这就是：1、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可以列入流动资本项目内，所以，对流动资本本身的规定，特别是对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之所以列入这个项目内的条件，就作了错误的阐述。2、把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这一规定，同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那一规定混同起来。
　　本来很清楚，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流动资本这一规定，是一种次要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特的区别被抹杀了；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一方面，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等等上的资本具有同等意义；使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而为一的这个项目，完全忽视了那种同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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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的区别。另一方面，投在劳动上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这两部分资本虽然互相对立起来，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的生产，而是它们仅仅在不同的时间内把它们既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都是在于，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价值，不管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从而怎样通过产品而流通，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得到补偿。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怎样”，在于这个价值的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预先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在工资用货币支付时，显然，货币本身不会以生产资料那样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就是说，不会象生产资料那样，不仅使价值，而且使物质都进入生产过程。而如果把工人用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直接作为流动资本的物质形式和原料等等一起列入一个项目内，并和劳动资料相对立，那末，这就使事情具有另一种外观。一些物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去，而另一些物品即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在把它们消费掉的劳动力中再现，并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同样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同样都是生产中预付的价值在产品中的单纯再现。(重农学派信守这一点，因此否认工业劳动会创造剩余价值。现代庸俗经济学以为，长期利润为零。)例如，威兰德在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话中说道：
　　“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再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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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本价值，都同样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
　　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这个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和混乱的经院式的定义。我们在论述劳动过程时(第1卷第5章)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充当劳动材料，还是充当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当时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职能。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固定资本：第一，生产过程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一般地说是资本，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即社会性；第二，劳动资料以一种特殊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否则，它们仍然是劳动资料，而不是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料，但是如果它按照和大部分劳动资料一样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值，那它也成为固定资本。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如果认为生活资料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成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属性，那末，“维持劳动”，也就成为这种“流动”资本的性质了。于是，就以为生活资料要不是“资本”，它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其实，生活资料的资本性质，恰恰使生活资料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即通过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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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活资料本身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工资以后，——那就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工人的人数和一定量流动资本的比例。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爱用的论点，事实上，工人从市场上取得的生活资料量和资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取决于剩余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比例。
　　李嘉图和巴顿一样，到处都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关系，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关系。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混同怎样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走上歧途。
　　李嘉图还把在周转中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等同起来：
　　“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前者把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收回；后者把小麦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自由地用他的资本重新开始同一事业或开始任何别的事业。”
　　在这里，具有特征的是：小麦——虽然它作为谷种不是充当生活资料，而是充当原料——第一，是流动资本，因为它本身是生活资料，第二，是固定资本，因为它流回的时间要经过一年。然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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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并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而且是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一定的方式。
　　亚·斯密造成的混乱，引起了如下的结果：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区别。例如，同一台机器，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是流动资本，并入生产过程时，则是固定资本。在这里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种资本会比另一种资本更为固定或更为流动。
　　2、一切流动资本，都和投在工资上的或要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等同起来。约翰·斯·穆勒等人就是这样。
　　3、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在巴顿、李嘉图等人那里，已经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最后完全归结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例如在拉姆赛那里就是这样。在拉姆赛看来，一切生产资料，原料等等，和劳动资料一样，是固定资本，只有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才是流动资本。但是，正因为作了这样的归结，所以就不可能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真正区别。
　　4、最近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例如麦克劳德、帕特森等人，他们用银行伙计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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