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开始说：“如果我对奥康瑙尔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完全同意他信中第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同意：党和它的著名代表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保证这个党及其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党内发生分歧时，如果双方无拘束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兄弟般气氛中交换意见，那么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当然，政治的或个人的反对者、单独的或众多的反对者，会坚持不同的观点，并互相进行斗争。但是，最好的朋友有时在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也可能坚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如果双方都能以诚相待，那么这种分歧就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我担心奥康瑙尔先生被某个糊涂人或无耻的阴谋家弄糊涂了。否则，他未必会写信警告宪章派不要妄图建立共和派或进行共和宣传。我非常熟悉民主运动内部各派的情况，非常了解那些同情人民的人的观点，而且同现在在狱中受苦的许多宪章派领导人还有通信联系；我可以大胆地说，那种要以共和宣传代替争取人民宪章[71]的宣传的意图，只存在于看来是把奥康瑙尔弄糊涂的那些人的想象中。诚然，共和主义者有许许多多，但确实不是他们把‘纠纷的苹果’抛进宪章派队伍的。这种责难只能加给为奥康瑙尔先生提供假材料的那些人。
　　虽然英国的真正共和派以应有的方式表示他们同情大陆上的共和派同行，但同时他们对英国人民却保持沉默。他们知道，‘果子还没有熟’，要‘等待适当时机’。不过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共和派对某某政体的评价，是根据这种政体在多大程度上适于给人民以权力——允许群众实现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那种权力——做出的。他们知道，一个镀金傀儡（尽管他披着王服）的虚有其表的权力，同以人们劳动进行投机的‘富翁之王’——吮吸从事繁重劳动的人们的鲜血的吸血鬼——的真正的、巨大的和（现在是）万能的权力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此，鉴于对王权赞成或反对的问题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此外它在目前不是时候，再说对它的宣传在政治上并不合乎目的，所以，要不是发表了奥康瑙尔先生的信，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派是不会现在提出它来讨论的。
　　我同意奥康瑙尔先生说的：企图预言实现人民宪章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会是荒唐的。但是，同样我不会谴责那些人：他们认为实现宪章的捷径是向人民解说这项措施的社会意义。去年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在群众取得政权之前必须尽可能地教育他们。如果人民能这样认清情况，以致能选出当之无愧的国民议会，那么，与富人的阴谋结合在一起的临时政府的错误，就不会给光荣的二月革命带来这样的损失。但是，不管怎样，1848年法国革命既有肯定的结果，也有否定的结果。我感到遗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称法国宪法是‘装满幻想的口袋’。这部宪法，尽管有种种缺点，而且决不能说这些缺点不多或无关紧要，但仍然是我们的‘宪章’。不过，还不止于此。奥康瑙尔认为法国面临的普选结果不会成立比现在的国民议会更好的国民议会，我同意这种推测。不过，我也不希求在我们这里通过宪章之后第一次甚至第二次选举结果能成立真正改革派占多数的下院。但是，即使人民在享有普选权的情况下选出皮尔和科布顿、罗素和西布索普之流的议会，那么人民的这种考虑不周的事例也不能成为称宪章为‘装满幻想的口袋’的根据。这只是意味着人民的脑袋中装的不是脑子，而是某种代替物。法国人由于二月革命的结果取得普选权。如果他们在有自己的共和主义宪法的条件下竟象绵羊一样允许别人把自己当做牺牲品，那就让他们引咎自责罢，其实是否能成为自由者，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
　　奥康瑙尔先生接着说：‘甚至在美国也象在世界任何君主国里一样，存在着阶级差别、全民族的贫困和人民的不满。’不错，在美国诚然存在着‘阶级差别’、‘贫困’和‘不满’，但是远未达到许多君主国里的那种程度。宪章的反对者利用奥康瑙尔反宪章的论据来反对共和派。他们叫嚷：‘请看美国：你们在那里将看到普选权的结果；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等！。’但是，用这种论据既驳不倒宪章主义，也驳不倒共和主义。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的存在，只是证明少数人的可耻和群众的无知，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永恒正义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和卓越的。
　　我本不想把争取宪章的宣传局限于解释‘六点’和说明其理由。即使这种宣传导致宪章的实现，难道它能以应有的方式训练人民去妥善地利用最终争取到的政权吗？而且我坚信，在群众还没有充分理解到他们有了宪章就能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什么时，宪章是争取不到的。在我看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应该研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是鼓舞为争取宪章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的最好办法，同时又是训练他们能在宪章成为法律时充分利用宪章的最好办法。
　　奥康瑙尔先生说：‘如果演说者走上讲台，说道：我是个共和主义者，那他可能会受到鼓掌欢迎，然而无论他还是他的听众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更有必要解释清楚共和主义是什么，以便人民明了共和政体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宪章派对‘共和国’一词意义的理解无论如何要比奥康瑙尔先生所想象的正确得多。我甚至敢于断言，宪章派在这方面坚持的观点，与奥康瑙尔先生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奥康瑙尔先生断言：美国从来就不是君主国，那里保皇派不与共和派相抗衡。这是错误的。美国曾是不列颠君主国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革命开始时，曾有过强大的保皇党。幸而该党始终是少数派，并由于对其同胞的权利和自由采取敌对行动而被公正地没收财产和惩办。直到最近几年不列颠议会还每年表决，拨出一定金额，用以奖励‘美国保皇派’为神圣的不列颠君主国所作的牺牲……
　　让兴高采烈的君主制崇拜者回想一下加里西亚的屠杀，让他们想一想在伦巴第的异常残暴的奥地利人，让他们回想一下强攻维也纳、炮击布拉格、克拉科夫、列姆堡［注：现名：里沃夫。——编者注］等，——最后的但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试想一下匈牙利的目前事件，让他们看看这个被鲜血染红、被大火烧光和民穷财尽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是这群恶棍一手制造的，他们只是完成更为卑鄙的恶魔即‘上承天命的’君主－皇帝的命令！”

　　“我不能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这种说法：在宪章通过之后，不管是谁——教皇、恶魔或王位追求者——登王位都没有关系。我认为，恶魔尽管有许多朋友，但不能争取到大多数来保证他进行统治。至于教皇，似乎罗马人也不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说法。只有那种可鄙的人才会接纳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当国王。我从自己方面来说同样不同情王位追求者——路易－拿破仑或他的某个竞争者。奥康瑙尔先生说：‘只要在王位背后的权力比王位本身强大，君主国与共和国之间就没有丝毫差别。’那时‘王位的野蛮闪光’又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为什么需要终身总统或当选连任四年的总统呢？看来，奥康瑙尔先生没有注意到，他关于共和主义的观念已经陈旧和过时。这种观念在六十年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目前真正的共和派——未来的人们——既否认总统，也否认国王，既不会投票赞成这个，也不会投票赞成那个。共和派将来的主要目标在于，防止人民重犯法国农民在去年12月所犯的错误：他们把路易－拿破仑这个家伙捧上了总统宝座。如果没有这种宝座，那就用不着担心有不适宜的人会占据它，或者它会变成王位。
　　这封信太长了，因此我只好简短地评述一下奥康瑙尔就宪章派对待其他民族的立场而对宪章派提出的忠告。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建议采取的立场是带有纯粹自私性质的。如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与你们无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就该责备自己。你们并没有为自己本身的自由做出什么为民族所尊敬的事情，而从另一方面说，你们的父辈是欧洲压迫者的帮凶和驯服工具。诚然，你们对自己父辈的愚蠢表示遗憾，但你们没有对那些为争取从英国用黄金和军队支持的大陆暴君们的压制下解放而战斗的人们表示真诚同情。
　　如果你们的父辈多注意一下对外政策，那么他们就不必流血，也不必把巨大的罪行负担留给自己的后代以及因在法国（同时也在欧洲其他地方）扼杀自由而玷污自己。此外，你们要注意，你们的统治者不会依照奥康瑙尔的忠告去做。他们不是亲自出马压制自由之友，就是迫使别人进行干预。即使他们不亲自给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那么无论如何会象犹大一样把自由卖到敌人手里。如果你们‘拒绝审查对外政策问题’（如同奥康瑙尔所要求的那样），并允许你们的统治者同大陆暴君们结成同盟重新给各民族带上过去的奴隶镣铐，那么大陆各民族将有权把你们看做是你们统治者的罪行的参与者，而‘诅咒、仇恨和极端蔑视’将在全世界与‘英国人’这个名称连在一起。
　　有人说过：一个人在马拉松战场上同在普通的地块上，即在未被自由和勇敢的人们的鲜血染红的地块上相比，如果心跳得不是更急，血管里的血不是流得更快，这个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漠不关心地对待自己同时代人的斗争和苦难，对待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人们的苦难和斗争，这个人就更不值得羡慕了。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砸碎长期的锁链，精神振奋地从国内异族压迫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摆脱牧师和国王给它戴上的枷锁，从而争取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被自己领导者所出卖，被自己过去的同盟者抛弃，但它还是满怀坚强的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不久前争取到的自由，而当我随后把视线转向我的祖国时，看到我的同胞麻木不仁、利己主义和奴隶般的思想方式，我感到惊讶和羞愧，他们既缺少勇气去效法意大利人的榜样，又缺少高尚风格赶去向意大利人求援，或者哪怕是向苍天祈求自己的胜利。
　　听凭奥康瑙尔先生鼓励你们这种对‘对外政策问题’的非常有害的冷淡态度罢，而我愿克服这种冷淡态度。我要使你们相信，对一个民族自由的每次打击，都旨在打击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一个民族的压迫者是所有民族的公敌’，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是兄弟，‘应该象一个国家的公民那样互相帮助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