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四卷 对波斯的战争[379] 一波斯战争是帕麦斯顿勋爵大约在二十年前初次表演的军事外交悲剧[380]的重演。那时同现在一样，波斯对赫拉特的袭击是爆发战争的信号。那时同现在一样，子爵力图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以后，他又同意搞一个新玩意：他不仅妄想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而且要攻击喀布尔，或者不如说要攻击阿富汗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时打败波斯。我们看到，这次正是这个多斯特－穆罕默德充当了他的同盟者和战友，这是从前锡克教徒的领袖朗吉特·辛格扮演过的角色。自从朗吉特·辛格下台以后，就非常需要这样做，而从前曾由他管理的领土，已转到东方不列颠帝国的管辖之下。[381] 因为帕麦斯顿喜欢照他自己的老办法办事，所以要懂得他如何重施故技，就有必要了解波斯冲突的最初的处理办法。 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也许不妨对阿富汗、波斯和英国目前的状况做一些绪论性的评述。 阿富汗的一些部落在各个时期曾遍布波斯和印度，后来波斯在纳迪尔－沙赫统治下不仅征服了阿富汗，而且胜利地扩张到德里。[382]纳迪尔－沙赫死后，在某个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的统治下，产生了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注：接着手稿中划掉了“后来被侵占的”。——编者注］曾为锡克教徒占领的所有土地。但是这个结合得很不牢固的王国同它的创建人一起完蛋了。在他死后，这个王国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分成各个独自有其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为无休止的内讧所分裂，只有在共同面临和波斯发生冲突的威胁时才联合起来。 此外，在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这种政治对立的基础是随种种历史传统而来的民族差别，它的支撑是由于宗教对立而变得更加尖锐的边境纠纷和相互觊觎。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人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主要堡垒。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的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以俄国为敌。还在彼得大帝的时候，俄国就入侵过波斯。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强迫波斯接受古利斯坦条约[383]，夺去波斯十二个省份，即高加索山脉以南的现在属于俄国的全部领土。由于1826—1827年的战争和签订土库曼彻条约[384]，尼古拉又夺走了波斯许多地方，使它承担了巨大债务，并且剥夺（禁止）波斯船只在它自己的里海北岸航行的权利。这样一来，对过去领土被占的记忆，波斯现在不得不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阿富汗人这一方面，虽然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不断蓄谋破坏他们独立的宗教夙敌：一是因为俄国惯于发动战争反对正统派国王；第二是因为不久前它发动了反对土尔克斯坦的战争。[385]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这两个民族既然把俄国看作自己的天然敌人，逻辑的力量就迫使他们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天然盟友。在英国和这些亚洲民族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冲突（敌对），然而既然英俄之间的斗争，是存在亚洲俄国和英属印度本身的结果，那么难道这种斗争不是必然的？因此，英国以低廉的代价在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那里受到欢迎，绝不是由于它的作为，而只是由于它在亚洲有领地这个事实。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盟友，因为英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敌人。 总之，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在波斯和阿富汗方面的政治状况更为有利和更容易控制了。两国形成一道把英属印度与俄国隔开来的天然屏障，而且无论这个或那个国家都不能成为危险，因为它们是相互抑制的。如果波斯表现出不满，阿富汗就从前面威胁它；如果阿富汗变得不驯服，波斯则从后面威胁它。波斯从西面掩护印度；阿富汗不仅保护了位于同一方向的通向印度的咽喉要地开伯尔通道，而且在北面阻挡俄国人向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里是亚洲高原，对东方的统治总是取决于是否占有这些高原。1809年，阿富汗人请求英国援助，而波斯人在1801年就已经这样做了，1814年英国确实同后者缔结了防御同盟。[386]因此，英国为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演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调停人，并坚决反对俄国人入侵。一方面是虚假的友好，另一方面是认真的敌意，——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英国的独裁者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的威胁是怎样使这种难得的局势变得更好的。 二我们知道，自从英国用武力使俄国的傀儡［注：穆罕默德－沙赫。——编者注］登上了波斯王位，进攻赫拉特的准备工作就在公开进行了，帕麦斯顿不仅不反对这样做，而且不准自己的大使提出抗议。 1837年9月，波斯军队终于侵入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些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派，他们在赫拉特城下安营扎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但是，尽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封锁，波斯人的进攻还是被击退了。1838年8月15日，沙赫被迫撤围，并且以强行军的速度把军队撤出他所入侵的国家。 现在，恫吓时期自然开始了。 在这些敌对活动进行的整个时期里，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耳爵士不仅被相互矛盾的训令捆住了手脚，而且，一方面，帕麦斯顿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当这次出征一开始时，埃利斯先生就召回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印度政府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1838年3月8日，麦克尼耳前往赫拉特城下的军营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沙赫这方面声称，“如果在赫拉特被占领之前退却，他担心会得罪俄国政府”，此时，只有直接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威胁”，能把军队撤走。但是要形成这种来自帕麦斯顿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他乐于用六行字的急电答复麦克尼耳的坚决要求，电报的主要意思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我不再作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到1838年5月底，帕麦斯顿推测赫拉特已经被拿下（从开始围攻到这时已经过了大约九个月），他就利用麦克尼耳的亲随被侮辱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帕麦斯顿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知道而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一次竭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在发出威胁性照会的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上开赴波斯湾占领了哈尔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而在赫拉特城下的军事失利之后，波斯派往英国的大使没有得到入境的许可。赫拉特真的坚持下来了，虽然英国没有支援它。 帕麦斯顿勋爵重复自己过去的作为是始终不渝的，他妙地用自己的第二次中国之战来补充自己的第二次波斯之战。电报刚通知炮轰广州［注：指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注］，《泰晤士报》就立即冒险出来为帕麦斯顿的中国之战辩护，虽然仅仅在这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关于波斯战争的文章还大谈经过一定时期事件必然重演的历史规律，而且如上所述，把1838年的波斯战争和1856年的波斯战争作一种令人怀疑的比较。[387]不过它装模作样，似乎忘记了如果事件彼此相象，那么引导事件的也就是同一个人，而他所发明的历史规律例同现在恬不知耻地吹捧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有些相象。但是，甚至《泰晤士报》也不能不承认，波斯远征的结果无论是胜利或者是失败，二者对英国同样都是有害的，而对俄国则都是有利的。失败会暴露英国的弱点，它在中亚的威望已经由于放弃卡尔斯而受到损害；胜利会削弱波斯，会更大地动摇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使它完全依赖于俄国。如果吓不住波斯宫廷，不能迫使它让步，那么英军就必须赶快入侵波斯南部，这就会引起俄军相应地入侵波斯的北部。而如果波斯宫廷被吓住了，那么波斯就不敢说话，当然也就不能在英属印度和俄国的南高加索领地之间起着重要的屏障作用。《泰晤士报》宣扬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就是如此。被迫做出这个结论的《泰晤士报》疏忽了一个简单事实，即1856年同1838年一样，帕麦斯顿在波斯人开始进攻赫拉特之后，并不试图阻止这种进攻，而是想为此惩罚波斯人，把英国置于这种危险的抉择面前。他在面临其一次波斯战争时，促使沙赫进攻赫拉特，直接帮助了俄国。难道帕麦斯顿在发动他的第二次波斯战争时，不是悄悄地在重复那种狡猾的策略，在紧要关头从德黑兰召回英国大使，从而有意消除自己对波斯宫廷的影响，而且在波斯大臣和英国公使［注：阿迦汗·努里和墨莱。——编者注］之间的荒谬的私人争吵的可鄙的借口下，让俄国对波斯宫廷进行不容置辩的控制吗？如果《泰晤士报》故意突然继续评论帕麦斯顿勋爵在中亚的最初功绩，那它就不能用看来是一个实在的问题来结束自己勉强拼成的文章，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由于一个二等外交代表的容易动怒或者由于印度政府对征服地的贪婪欲望是否在重新卷入这次亚洲冲突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它就不考虑帕麦斯顿勋爵了，而只要它对历史随意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安菲先生和坎宁勋爵不过是扮演老角色的新演员，他们在1856年只不过是扮演帕麦斯顿勋爵在1838年为约翰·麦克尼耳爵士和奥克兰勋爵所写的角色。 反过来说，它不得不承认，他们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利用的工具，而大约在二十年前，这些工具是用别的名字出现的。 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了了解目前帕麦斯顿戏剧的重演，必须知道他最初的表演。所以我们想就此结束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开始的对他在中亚的第一次冲突的概述。 三 |
|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7年1月 原文是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