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九卷71.致维克多·阿德勒
亲爱的维克多： 9月29日我们又回到家里[74]，并以日益增长的对死亡的蔑视立即投身于等待我们的一大堆工作。 赫格尔同志所说的那种“一条接一条的环行街道”，我未能在柏林找到，但城市的外表确实是美丽的，连工人住宅的门面简直也象宫殿一般。至于这些外景后面的东西，最好不谈。工人住宅里的贫困当然是个普遍现象；然而使我大为丧气的是“柏林屋”——昏暗、污浊、闷气和在其中感觉舒适的柏林的平庸生活，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现象。谢天谢地！奥古斯特的住宅不是这样，这是我唯一喜欢的住宅；在所有别的房子里就要我的命了。 但这种压抑的心声并不是这封信的目的。相反地，我要向你和维也纳人祝贺。 首先祝贺你在施文德尔发表的演说[137]，它再次表明，你一贯长于分析复杂混乱的奥地利情况，并能在混乱中始终抓住主导线索。特别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一点最为重要。 其次，祝贺你和奥地利人在为争取普选权所进行的鼓动工作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塔菲选举改革草案[138]。但是，这一点我要从稍远的地方谈起。 随着我对你们的国家和人民以及你们的政府的不断考察研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取得非凡成就的。工业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但它使用的生产力，由于长期实行高额保护关税税率，大部分还是落后的（我在波希米亚所看到的工厂设备，使我这样断定）；大部分工厂主（我指的是较大的）是同交易所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他们同工业本身的关系一样；城市里是对政治几乎漠不关心的小市民，他们象法雅西亚部族一样，首先追求的是安宁和享乐；农村是小土地占有者负债日重以及随之而来的——为大土地占有者所吞并；真正的统治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完全满足于他们非常间接地参与统治这种政治地位，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的少数代表以及同他们密切相连的大工厂主）的政治权力是通过更加间接得多的途径来行使的，但它对此也十分满意；在有产阶级中间，大所有主根本不想把这种间接统治变为直接的、立宪的，小所有主也没有什么要实际参与政权的强烈要求。结果形成漠不关心和停滞局面，只有贵族和资产者各种集团之间的民族斗争以及同匈牙利关系的发展，才把这种局面打破。 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政府，其专制意图在形式上仅受到不多的限制，而且这多半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实际上它遇到的障碍并不多。按其本质讲，它是保守的，而贵族、资产者和尽情挥霍享乐的庸人，也是如此。农民由于乡村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他们对政府的全部要求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奥地利政府早已懂得这一点。因此，制造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法律和命令的做法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被奉为原则，虽然也还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上述情况造成的；此外，这种情况造成的行政上惊人的腐败，确实超出我所能设想的程度。 好了。在整个国家生活处于这种停滞状态的情况下，政府虽然在和各别阶级的关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仍然经历着难以克服的困难：（1）因为这些阶级分为多少个民族，因而他们违反战略原则，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工人），但是内部却互相（彼此之间）打仗；（2）由于不断的财政困难；（3）由于匈牙利；（4）由于外部的复杂情况——总之，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有纲领、有策略并了解自身要求和如何达到这种要求的工人政党[139]，它具有充分的意志力，此外还有克尔特—日耳曼—斯拉夫种族的幸福混合（日耳曼成分居优势地位）所产生的活跃、敏感和热情，——这样的政党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便能取得非凡的成就。在别的政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政府也不知道自己的要求而且勉强度日的情况下，了解自身要求并坚决顽强地力争达到这些要求的政党，终究会胜利的。由于奥地利工人政党所希望和能够希望的，正是本国经济向前发展所要求的，事情就更是如此。 因此，这里的情况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利于迅速发展，甚至也比德国有利；德国发展的速度虽然较快而且党的力量也较强大，但反抗也顽强得多。此外还有一点：趋于衰落的奥地利大国在欧洲面前仍然感到羞耻；而小国中的崛起者——普鲁士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自从1866年奥地利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以来，直到现在它仍以内部的缺陷为耻，而在以前，在奥地利公开反动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必要。真的是这样：奥地利人越是不大真正希望成为现代国家，他们就越想表现为这种国家，普鲁士的反动势力——它在这里受到的约束要比在奥地利大得多——越是顽固，出于幸灾乐祸，奥地利的态度就越是自由主义。 现在欧洲的情况——我指的是各国的内部情况——日益接近于1845年的情况。无产阶级日益在更大的程度上占居当时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那时先由瑞士和意大利开始：瑞士是民主派各州同天主教各州之间发生的内部纠纷，后为宗得崩德战争解决[140]；在意大利是庇护九世的自由主义尝试，在托斯卡纳、各小公国、皮蒙特、那不勒斯、西西里进行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革；宗得崩德战争和巴勒摩的炮轰[141]，大家知道，成为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直接序幕。今天，当危机再有五六年就可以成熟的时候，显然，瑞士的角色将转到比利时，意大利的角色将转到奥地利，法国的角色将转到德国。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开始于比利时[142]，奥地利正在取得巨大的规模。根本谈不上事情会以某种半途而废的选举改革而告终；一旦石头滚下，震动将传到各个方面，一个国家将给另一国家以反作用。现在不单有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性，也还具备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和或然性。 昨天午饭后我向路易莎叙述了我个人对奥地利最近命运的看法，以上这些差不多就是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昨天晚上八点钟《旗帜晚报》带来了塔菲投降的消息——还不确实，今天我们起码又弄清楚了建议的梗概。这样，石头现在已离开原地，你们可要注意，别让它长满青苔。在我未得到更多情况之前，我不打算对草案发表任何评论；只有一点在我看来是无疑问的：塔菲打算效法俾斯麦，把城市的代议机构从清一色自由派的机构变成多派别的机构并利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我们是有利的：自由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将设法更多地缩小选举权，这样你们就可能处在有利的地位——支持伪君子塔菲反对他的议会。无论如何应当接受这一分期付款——在我再次到你们那里去之前，你也许已成为被赋予全权的帝国议会议员了。《每日纪事报》已在谈论二十个有把握的工人代表。帝国议会里有二十个甚至更少的工人，它就会成为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机构。那时，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恢复生气，将使尊敬的公众感到吃惊。而如果除了德意志人外还能把几个捷克人弄到那里，那就能防止民族仇视，青年捷克派、老年捷克派[143]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都将以完全不同的目光彼此相看。那时可以说：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帝国议会，将为奥地利开创一个新纪元。 这一点你们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新纪元日益临近，我们大家高兴的是，我们将有你这样一位头脑清醒的人物参加帝国议会。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路易莎向你问好，我向波普、罗伊曼、阿德耳海德、乌尔宾格以及其他各位问好。 注释： [74]1893年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8月12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79—480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126）。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9月16日住到28日。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第61、78、92、103、107、108、109、111、115、118、121、123、126、127、128、131、146、151、160、167、172、179、183、220、255、267、440页。 [137]1893年10月2日，在维也纳一个大厅——施文德尔的“科洛西姆”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维·阿德勒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塔菲政府于9月12日在布拉格及附近地区宣布的非常状态。这篇演说发表于1893年10月6日《工人报》第40号。——第132、140页。 [138]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1893年7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1893年10月10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1893年10月辞职。改革在1896年才实行。——第132、138、145、153、159、163、174、207、259、309页。 [139]1888年12月30日至1889年1月1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原理为依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宣言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发展奥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133、139页。 [140]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134、140、289页。 [141]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由于他在同年秋季残酷炮轰墨西拿而获得了炮弹国王的绰号）的军队炮轰了巴勒摩，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1848—1849年意大利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第134、140页。 [142]1890—1893年在比利时开展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1893年4月，比利时工人党（见注107）总委员会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重新审查当时的选举法。由于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在比利时实行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一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在国家机关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134、139、153、160、289页。 [143]青年捷克派是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党；起初它加入民族党（老年捷克派），成为民族党内的自由派；1874年，青年捷克派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党”，这个党在九十年代成为捷克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捷克派要求把奥匈帝国改为奥匈捷三位一体的君主国，使捷克人在这个君主国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之一，并要求巩固捷克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青年捷克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抱敌视态度，力图破坏它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 老年捷克派是捷克民族运动的右翼，依靠的是贵族。——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