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25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奥古斯特： 不久以前，我们荣幸地见到了由牛津赴巴黎途中路过此地的监察官卡托一博尼埃。我向他说明：（1）他用最后通牒的办法无助于相互了解；（2）德国党最好是把自己的现金和存款保存下来，以备帝国国会可能解散和重新选举时用，而不要把这些钱化在五一罢工上，——这大概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此人对法国人和德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因为他是他们之间的必然的中介人，可是，盖得看来却只愿意用他。然而他由于在牛津的孤独生活和无所事事而激发起来的热情，连同他要进行活动的强烈欲望，只会引起争吵而不会促成共同行动。而在欧洲当前的形势下，德国人和法国人共同一致行动恰恰是当务之急。 帝国国会会议速记记录已收到，十分感谢，你关于军事问题的长篇演说，我只能在今晚阅读，我很喜欢你关于海因茨法律的发言[456]。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在英国这里，现在就摆脱了这种束缚，至少大体上是这样；没有任何“风纪警察”，没有实行任何监督或卫生检查，不过警察的权力至今还是很大的，因为开妓院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妓女住在里面接客的任何一所房子，都可当做妓院处理。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采取这个办法，尽管如此，妓女还是经常遭到警察的卑鄙敲诈。这种相对的不受警察侮辱性束缚的自由，使妓女大体上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尊心，而这在大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把自己的境况看成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既然已经遭到这种不幸，她们也就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但这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她们一旦有机会抛弃这个行业，她们就会竭力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曼彻斯特曾有成群的青年人——资产者或职员——和这种妓女同居，其中很多人是合法婚姻，并且生活得至少是象资产者和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和睦。即使有时某个妓女开始酗酒，这和在这里也经常酗酒的资产者妇女没有任何区别。有些这样结了婚的并迁居到无须担心会遇到“老相识”的其他城市去的妓女，出入于尊贵的资产阶级社交界，甚至出入于乡绅（此地的地主）之间，——谁也没有发现她们身上有任何不体面的东西。 我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至少不要象在整个大陆上那样，利用强制的手段，通过法律和警察的卑鄙行径而使她们完全堕落。在这里，在驻有卫戍部队的一些城市，也曾经试行过监督和卫生检查，但都没有持续很久；为反对这些措施而进行的宣传，是维护社会风纪者的唯一功绩。 卫生检查完全是无稽之谈。哪里搞这种检查，那里的梅毒和淋病就多起来。我确信，警察局医生们使用的医疗器具在性病的蔓延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未必会花费时间和劳力为这些器具进行消毒。应该为妓女们举办有关性病的免费讲习班，这样，她们大部分人就会自己注意起来。布拉施科给我们寄来了一篇关于卫生监督的文章［注：阿·布拉施科《现代的卖淫》。——编者注］，其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监督是完全无用的；如果他从自己的前提出发作出彻底的结论，他就应该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但这在德国看来纯粹是空想。 但愿用克奈普疗法进行治疗将给狄茨带来好处。至少纳佐说，那个狂僧把他的病完全治好了。就我听到的有关这种疗法的情况看，此法对于那些在城市过着单调的事务性生活而变得死板僵化的人们来说，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和被迫做些户外活动会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不过由于病情不同，有时也会带来害处。这和“水疗”相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作用的不是矿泉水，而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严格的饮食制度。不过，一般你说的是对的：在我们同志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热衷于每种新出世的“主义”，沉醉于每个属于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心怀不满的搬弄是非之徒和每一个未经公认的天才诗人和艺术家。因为把自己打扮成一切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从每一种“主义”里发现受到凶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压抑的救世学说，是件很愉快的事。这恰恰是人们利用和运用他没有研究过的东西的最妙的方法。已经升天的《人民国家报》在这方面闹的笑话真是太多了！ 巴拿马事件[432]发展得越来越精彩了。这件事的演变，象在法国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有很强烈的戏剧性。每分钟都使人觉得，仿佛把这件事掩盖起来的努力眼看就要成功了，但突然它又在根本没有料到的地方冒了出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任何掩盖都已无济于事了。起初曾想通过法院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但由于出现了新的揭发材料又不得不成立调查委员会；后来曾经试图使这个委员会陷于瘫痪，但这个尝试只成功了一半，而且这也仅仅是由于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了更加认真审理的缘故。而现在，揭发和追究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新材料如雪片飞来。事情正在发展，还远远没有结束。站在幕后的是：（1）孔斯旦，他知道他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并想进行报复；（2）罗什弗尔和布朗热派，他们知道的也很多；（3）奥尔良派，他们想利用这整个喜剧试图进行复辟。这些人知道的很多，而且大多数人可以拿出材料来证明。假如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沙尔·德·累塞普斯和鲁维埃将会把尽量多的人牵连进去，以此进行报复。路特希尔德把情况讲得很清楚： “我需要君主制，我可以把它一劳永逸地买下来；共和制要我付的代价太大，因为每隔几年我就得收买一批饿鬼。”
布朗热这头蠢驴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他现在为实现君主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现在倒是他的好时候了，因此，如果有人试图寻找第二个布朗热，我不会感到惊奇。幸亏这并不那么容易。君主制也不走运。右派曾一致投票赞成发行巴拿马彩票[457]，更坏的是，他们还为发行这种彩票在农村进行宣传，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拉了进来。在这上面失去的十七亿法郎，几乎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这类积蓄（据说上当的在八十万人以上），因而激起了极大的愤怒，起初对巴拿马丑闻兴高采烈的右派（教权派、保皇派）现在也胆怯地退却了。如何结局是很明显的：归根到底对我们有利。但是，在意外事件总是层出不穷的法国，会经过哪些中间阶段是很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在我们的人最终出现在前台以前，会发生许多事情。只要巴黎爆发革命，社会党人就会上台，因为在巴黎，每一次革命都会象巴黎公社那样，其本身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巴黎比起外省来波动得并不那么厉害，这是好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漠的，这是因为分散的、不明事态的、有爱国心的工人（因为他们感到巴黎已经不再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如果丑剧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发生总统危机（卡诺同许多肮脏勾当都有牵连，至少是包庇者），而且，无论如何明年议院要进行新的选举。此外，巴黎的许多市镇参议会也将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在这里，各种合法的出路俯拾即是。另一方面，由于对军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普遍义务兵役制还刚开始实行，不象在普鲁士那样习以为常），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变，同时，由于群众没有武装（他们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取得枪枝和弹药了），也不可能举行起义；因此，危机很可能和平解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以便有时间摘取巴拿马事件的果实：对于暴力干预不会发生，有了信心，对于酝酿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潮，有了时间。在外省，马克思派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在巴黎，一切都很顺利，布朗基派、阿列曼派[33]和布鲁斯派[30]在相互消耗对方的力量。 无论如何，法国的国内发展现在又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并将很快表明人们对自己面临的任务能胜任到什么程度。我应当说，我是十分相信他们能够应付这些巨大危机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将立即取得辉煌胜利，——可能还会有一些极讨厌的、暂时的反动插曲——但他们最终将会光荣地完成这个任务。事态发展得过于迅速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也还需要有发展的时间。 下面谈的切勿外传。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基本上已经完成。最难的一篇中的一些困难地方已经解决。不过，在最后两篇没有结束以前，关于完成这本书的确切日期我还不好说。总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需要花时间去解决。但彼岸已经在望；最难的最费时间的地方已经解决，这一次我一定要完成。你来这里时，我全都拿给你看。 不管怎样，你来时最好取道加来，从斯图加特出发，取道加来不见得比取道奥斯坦德远，也许还近些。 衷心问候你、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孩子们。并祝节日愉快！再见。 你的 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56]1892年12月1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发表了长篇演说，批评了政府的新军事法案（见注442）。 海因茨法律是1891—1892年对靠妓女为生的海因茨提出诉讼而得名的；此人被控犯有谋杀和撬锁盗窃罪。这个案件成为颁布禁止卖淫的法律的一个借口。海因茨法律规定，对撮合通奸、靠妓女为生和散布诲淫文学等行为要加重惩罚；该法律于1891年提交帝国国会，经过长期讨论后，于1900年才通过。 倍倍尔参加了海因茨法案的讨论，于1892年12月15日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揭露了关于禁止卖淫的资产阶级法律的伪善性。——第550页。 [45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见注432）在被收买的议员的帮助下，获准发行有奖债券，公然违反法国关于禁止抽彩的法律。——第553、5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