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9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奥古斯特： 10月29日的来信和寄来的一些材料，以及10月30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200]，谢谢。 总之，拉法格取得了胜利。[201]这是一桩大事：第一，因为它对法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看来会是很大的；第二，因为在这件事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包括可能派[30]在内，的确是共同行动的，尽管有时是勉强的！第三，因为孔斯旦先生以那种不亚于俾斯麦的愚蠢的狡猾和横暴，把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动摇内阁的全国性重要行动。 内阁曾经有两个主要的支点：第一，对共同的危险——布朗热——取得胜利；第二，示威性地炫耀同俄国的密切关系。另外，还有第三，在九月大演习中成功地——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显示了法国业已恢复的军事力量。政府借助这三点，迫使极左派给它以支持：所有的“共和派”形成了一个多数，反对一切保皇派、布朗热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社会主义者。由于孔斯旦违反1869年以来的惯例，拒不释放拉法格，剥夺他为自己竞选的可能。激进派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便出现了10月31日因罗什的质问而展开的大辩论[199]，以及内阁获得的皮洛士式的胜利——二百四十票赞成，一百六十票反对，但一百七十名保皇派弃权。可见，反对内阁的票数实际上形成多数，超过对方九十票。激进派[31]的离去意味着内阁的倒台，只要保皇派想要它倒台并同激进派联合投票的话。当然，这次投票以后，激进派的惊慌并不亚于内阁，特别是内阁以解散相威胁，并向激进派暗示，选民对内阁将比对现议院更有好感——这是十分可能的。总之，孔斯旦的行径向“共和派”一帮表明，促使他们联合的那个敌人消失之后，使他们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内部问题依然存在。裂痕已经出现，要弥合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孔斯旦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圣珀拉惹，从而践踏了共和制的一切尊严，情况也就更加尖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预料内阁将由于激进派的离去而迅速倒台，相反地，激进派在并非出自本意地获得一些胜利之后，还会屡次三番感到懊悔，并请求政府宽恕。而在内阁本身，弗雷西讷和利鲍为一方，孔斯旦和鲁维埃为另一方，进行着公开的角逐，再来一次这样没有把握的表决，就可能使这种角逐演成危机，并引起分裂，从而导致阁员的更替，再度造成内阁不稳的局面。这就意味着，俄国对法国的亲善将会冷淡下来，因为沙皇需要一个稳定的法国政府；最终，这可能导致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新的选举，其结果也会迥然不同。 当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兴高采烈地谈论法国没有沙文主义时，巴黎报刊（我在选举活动期间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它们），特别是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李卜克内西想必每天也在阅读），使我确信，“共和派”的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机会主义派、激进派、可能派[30]）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基础，即政府在爱国主义方面要胜过这个布朗热，同俄国结盟，向全世界显示军队的战斗力，挥舞刀枪，如果这样做引起复仇战争，就振奋地、愉快地进行之，换句话说，就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挑起复仇战争，这是所有法国资产者的宿愿。正如1849年的和1871年的共和国是最容易把保皇派团结起来的一种形式，复仇战争也是必然会把所有共和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要知道，工人们被认为只是投票的畜生，——的确，这是在争得共和国并加以巩固之后，这种联合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的一点。复仇是布朗热主义成功的秘诀，——那末，让我们也来宣告复仇吧！收复亚尔萨斯—洛林！如果你把布朗热以前和布朗热时期的《正义报》同目前的《正义报》作一比较，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不过，这同李卜克内西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他说什么，法国不可能有强烈的沙文主义思潮，这是同永恒的原则相矛盾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在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前进报》的这种政策可能要使你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你们将因自己这位政治领导人在对外事务上的色盲症而受到损失。不知道希尔施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他以前对法国时而也有过一些离奇的观点，不过，同他大概是可以谈通的。 11月10日 总之，拉法格被释放了。他只是在众议院开会期间获得自由，可是，甚至迈耶尔·奥佩尔·冯·布洛维茨也不相信，在会议结束后拉法格还得重回珀拉惹。这是孔斯旦的又一次失败。他和追随他的机会主义派原想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狱中，但他们确信，激进派和保皇派组成一个反对政府的多数之后，可能作出释放拉法格的决定，于是这些先生们不得不作出让步。这样，极左派不得不两度同政府分手。不过，谁看不到政府和机会主义派无耻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谁看不到大批激进派与此有牵连，并且有利害关系，而这些人只是在等待时机，当自己有足够力量时，就掌握权柄，并提取目前落到机会主义派手中的乳脂，谁看不到这些，谁就根本无法理解法国议会的整个政策。法国政府由于愤怒而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利尔举行复选的前几天，在富尔米进行了征兵，有三十名年轻士兵被编入驻扎在莫贝日的第一百四十五团的一个营，这个营在5月1日那天在富尔米曾向他们这样一些人开了枪[113]；5月1日被这个营枪杀的玛丽·布龙多的兄弟，也是这三十个青年之一！这可能使人有置身普鲁士之感。《前进报》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 你们在柏林取得的胜利[200]，以及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遭到的十分明显的、对他来说极为懊恼的失败[196]，使我们非常高兴。我想，你们在一定期间将可避免发生新的分裂和由此引起的清洗，而且在此期间，党将壮大起来，以致反对派的此种方法可能根本无法再使用。但是，假如这个由好闹纠纷的人组成的集团将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你们是否会感到更满意一些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 苏黎世事件[202]再一次表明，那些在国外的团体对你们是多么大的负担。你们能不能借此机会对这群人来一个彻底的清算呢？《前进报》出色地痛斥了汉斯·弥勒，但这并没有使你们摆脱国外那些蠢人肆意对你们进行的责难。此地的协会[161]和吉勒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你们对吉勒斯的声明［注：见本卷第184页。——编者注］不公开表态，说明此地的协会同党处于怎样的关系，而只是在私人通信中表示抗议，那是无济于事的。只要你们保持沉默，这里就会把这群人做的种种蠢事的责任直接推到你们头上，而从协会过去的历史来看，这样做也完全是有道理的。 施托尔佩—劳恩堡的情况，以及《前进报》上你那篇完全可以反映我的看法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使我们十分高兴。[203]的确，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雇农（犹如英国的雇农），实际上大都还处于农奴的地位，在他们尚未受到进步党人[160]的预备教育之前，我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宣传给他们以很大影响。进步党人的义务就在于为我们准备基础，而且他们是会卓有成效地做到这点的。因此，如果说在柏林，进步党人由于他们的软弱无力，对我们党来说，可以列入反动的一帮，那末在农村，他们目前还绝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诚然，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 帝国国会的任期延长五年，看来仍旧是无法实现的。假如继续施加压力，多数将发生分化，政府就只得采取解散帝国国会的手段，因为别无其他出路。要是发生战争，那就更是如此。就在今冬，你们将亲自看到一些有趣的事件。 我高兴地获悉，在有技术素养的人们中间，现已对我们表现出如此的好感。不过，通过本身就是资产者的法国共和派的例子，我在1848年和1870—1871年就已十分清晰地看到，在危急关头，这样的盟友及同情者不可能同我们一道走得很远，而且还要和他们一起大出其丑。因此，为了大工业和大农业经济的社会化这样的大事，我希望有可能在几年之内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先生们的本事和毅力。这不仅可以使我们避免摩擦，而且可以在关键时刻防止一场否则就必然要遭到的彻底失败。即使不这样，也会出现许多重大的过失；要知道，这是难以避免的。你自己就说，在愿意效力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的奢望多于其才干和知识；我也不会忘记辛格尔在谈农涅时向我叙述的那些大学生的情况，他们由于惧怕考试而向社会民主党靠拢。但是，他们向我们靠拢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事态日益成熟的标志。 俄国的饥荒真是骇人听闻。在辛比尔斯克，举行暴动的饥民每人被鞭笞五百下而死去。在南方，秋播作物或因干旱根本不能下种，或因严寒过早到来而冻死。可见，明年仍然是灾年。我觉得，俄国人大大抑制了自己的热情（吉尔斯的米兰之行），并且稍稍约束了冲得太远的法国人，正因为如此，沙皇竟然认为可途经德国而不拜会年轻的威廉[204]，须知，这对陛下是莫大的侮辱。一旦法国内阁不稳，你会看到，沙皇将变得何等爱好和平，——当然，他不会停止在东方和中亚的掠夺行径。 索耳斯贝里昨晚向西蒂区的蠢驴和骗子们宣称，和平的前景没有一丝乌云。这可能是个不良的预兆，1870年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在战争爆发之前两周就讲过同样的话。 法国在9月间举行的、有四个军团参加的演习，纯系讹诈。查理·迪耳克爵士——他在破坏夫妻信义方面，是帕涅尔的同行，尽管其理由有所不同，——用兴高采烈的、亲法的笔调描述了这次演习，但他的文章却证明，许多东西根本不行，而有些东西自1870年以来从未变更。尤其是军官不中用。大规模的动员开始以后，会暴露出更多的缺陷。 路易莎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巴黎的银行家们对俄国公债[167]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它的市价比发行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四，于是这些人不得不在这里大批抛售其他有价证券和股票，以便在巴黎能够再把公债额的百分之二十付给俄国人。［注：恩格斯的这段附言，写在此信页边的空白处。——编者注］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113]指富尔米市（法国诺尔省）1891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发生的开枪事件。为了抗议逮捕示威游行者，人们聚集在市政厅前举行了新的和平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时，未发警告就向示威游行者开枪射击，结果三十人受伤，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关于富尔米市发生向示威群众开枪事件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见注140。——第99、210、214页。 [160]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成员。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248）。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第149、2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199]1891年10月31日，众议院讨论罗什要求政府对拖延释放狱中的拉法格，从而使拉法格无法为自己进行竞选一事作出解释的质问。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抨击的，还有米勒兰和克列孟梭。激进派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转入例行议程的提案。保皇派弃权。表决结果是政府的提案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第205、208页。 [200]奥·倍倍尔在他1891年10月29和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柏林和其他城市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会议，这些会议都赞成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见注166）的各项决议。——第207、210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02]1891年10月31日，侨居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汉斯·弥勒的建议），表示不同意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关于把“青年派”的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并希望下届党代表大会撤销该决定。1891年11月5日《前进报》第259号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强调指出，出席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人，比侨居国外的汉斯·弥勒更有资格评论党的事情。——第210页。 [203]指施托尔佩—劳恩堡（下波美拉尼亚）选区1891年10月28日举行的选举。奥·倍倍尔在他载于1891年11月1日《前进报》第256号的《施托尔佩—劳恩堡的帝国国会选举（《Die Reichstagswahl in Stolp-Lauenburg》）一文中，对该区选举作了分析。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的议员在该区选举中获胜，而1867年以来，这里一直是保守党人当选。倍倍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表明反动势力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削弱。——第211页。 [204]1891年秋，俄国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作环游欧洲的外交旅行期间也访问了米兰，1891年10月12—13日，他在那里同意大利国王翁伯托一世和首相鲁迪尼举行了会谈。欧洲新闻界认为，吉尔斯企图争取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见注168）。 1891年10月底，亚历山大三世从丹麦归国途中访问了德国的但泽港，并访问了柏林，但回避同德国皇帝会晤。他引人注目地回避拜会威廉二世（虽然在报上已宣布）一事，被欧洲新闻界，特别是英国新闻界看作是俄德两国关系紧张的证明。——第212、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