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7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发表在《前进报》上的那篇有关俄国人的文章[167]，我们都很喜欢，它将产生极好的影响。至于存在着战争威胁，而且正是来自俄国，以及战争一旦爆发，恰恰是我们应当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全力促使俄国被击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你认为俄国人希望打仗，而我认为他们只是打算进行威胁，不一定想发动进攻。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事态仍可能发展到动干戈的地步。 我对俄国外交界现在以及过去使用的方法和惯用的手段作过多年研究，深知战争对俄国来说总是意味着外交的失败，因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俄国所不希望的事。首先，得手的外交恫吓比较便宜，也比较可靠；其次，每一场新的战争只是证明，俄国军队要实现征服性的目的，其力量还嫌不足。俄国军界把自己的战斗准备夸大到如此地步，即使外交界把他们所说的打个七折，也还会对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外交界必须考虑的诸因素中，本国军队的力量是最难估算的。只有在别的国家为俄国作战的情况下（1813—1814年），俄国外交界才愿进行战争。 如果格莱斯顿在这里上台执政，那末，俄国外交将处于近数十年中它所能期望的最有利的地位。法国作为积极的盟友，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将会剑拔弩张。但是，战争如果真的发生，那末，这是违背他们的愿望的。 毋庸置疑，发行的公债到那时将起军事公债的作用。这只不过表明，这些先生们正在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你提到的其他种种征兆——禁止黑麦出口，黑海的登陆演习等等——，我看，也同样只是证明这一点。他们指望的是，到关键时刻，欧洲，首先是三国同盟[168]，将比难以攻占的俄国所预料的更惧怕战争；那时，俄国将在东方得到好处，而法国沙文主义者则遭受愚弄。 你认为国内的困难会迫使俄国开战。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象您可能认为的那样。在俄国受侵害的有三个阶级：土地贵族、农民和新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革命，而土地贵族已无力进行革命，农民充其量只能举行一些地方性的起义，但这些缺乏联合的起义，若无中心城市的胜利起义使它们联合起来并给以支持，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年轻的资产阶级却比任何地方的都兴旺；它逐渐临近同官僚制度势必发生冲突的地步，不过，这可能还要经历若干年。俄国资产阶级是由酒税承包人和掠夺国家财富的军需供应商形成的；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仰仗国家：保护关税、津贴、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认可和庇护下对工人进行最残酷的剥削。要指望这个资产阶级——其卑劣远远超过我国的资产阶级——触犯沙皇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对这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关注会促使发动战争，那只是因为它把泛斯拉夫主义译成了唯物主义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了它的物质基础：通过兼并扩大国内市场。由此便出现了斯拉夫主义狂热、强烈的仇恨德国人的情绪，——就在二十年前，俄国的工商业还几乎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卑鄙、无知、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希望战争的，并且正在报刊上进行煽动。但是，由于害怕国内革命，沙皇目前不会发动战争。在七十年代，这是有意义的，当时，日趋破产的贵族在地方自治局中意识到自己到处陷于同样的处境，开始表示不满。现在，这些贵族已极度衰落，把自己的地产卖给了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面前已经无能为力，而资产阶级又恰恰是沙皇制度在各主要城市的新支柱，危险也只能来自这里。一次宫廷政变或成功的行刺，不管出自何人之手，在今天都只可能导致资产阶级上台。当然，这个资产阶级甚至比沙皇更急于发动战争。 不过，这是次要的分歧。战争的危险，我们两人都已看到；尽管俄国发生饥荒，——你对这次饥荒的估计十分不足——执政者仍然可能放松缰绳，对此我们也应有所准备。我要看一下，在法国能否做点什么；需要提醒法国人注意一些事情，而这得由法国人自己去做。人们应当了解，联俄反德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一切进攻我们和将要援助俄国的人，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么我们被打败，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二十年，要么我们自己上台执政，那时，《马赛曲》里的下面一句歌词就适用于法国人了：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德国现在的制度无论如何经受不住一场战争，因为要防御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并采取十分革命的手段。你说得对，假如事态终于酿成战争，我们应该要求武装全体人民，但这只能作为对现有的或为应付战争做好准备的组织的补充。这样，就要征召未受过训练的人参加后备部队或民军[169]，在武装和征集常备基干人员的同时，首先对这些人立即进行最必需的训练。 告法国人书的写法应略加改变。[170]俄国外交官并不那么愚蠢，以致竟然在全欧洲面前挑动战争。恰恰相反，他们将设法使法国或者三国同盟的一个参加国成为挑起战争的方面。俄国人的公文包里总是有成打的这类宣战的理由；而在某一具体情况下如何答复，则视已提出的挑起战争的借口而定。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声明，1871年以来，我们一直准备同法国和解；我们党一旦取得政权，如不让亚尔萨斯—洛林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就不能执掌政权；但是，有人要是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而且是联合俄国，我们将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存的侵犯，就要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所拥有的一切阵地，当然也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奋起自卫。 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进行，有着决定意义的首先是下列两种情况：俄国在进攻上是软弱的，但在防御上则极强有力，要打击它的心脏是不可能的。法国在进攻上是强有力的，但遭受两三次挫败之后，就失去进攻能力，不再构成威胁。奥地利人担任军官和意大利人充当士兵的军队，我看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国军队就得既担任主攻，又承受主要打击。遏止俄国人，同时击败法国人，——战争应当这样开始。粉碎法国人的进攻之后，才能开始攻占波兰，直至德维纳河及德涅泊河，而在此以前，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占领应当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必要时要把普属波兰的一部和整个加里西亚交还应当恢复的波兰。如果这些都能做到，法国可能发生突变。同时，我们应当坚决主张，至少把麦茨和洛林交给法国人，作为和平的保证。 然而，可能不会这样顺利。法国人不会这样轻易让别人击败，他们的军队优良，装备也胜过我们，而我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造诣，依我看，也不能指望有多高的水平。法国人已经学会进行动员，今年夏天，他们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还证明，拥有足够的军官来配备一支比我们强大的用于首战的军队。要到以后，随着新部队的动用，我们在军官方面的优势才会显示出来。况且，柏林和巴黎间的直接通道两侧筑有坚固的要塞。总之，在最好的情况下，战斗很可能形成胜负交替的局面，双方也都将陆续投入新的援军，直到一方精疲力竭，或者英国积极进行干预，那时，英国只要切断粮食运输线，就可以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它的敌方——德国或者法国——媾和。在此期间，俄国边境的情况将会怎样，主要取决于奥地利人的军事行动，因而是难以预测的。 有一点我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被打败，沙文主义和复仇战争的思想将在欧洲大肆蔓延很多年。假如我们战胜，我们的党就会取得政权。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所以，战争一旦发生，我们不仅应当期望胜利，而且要采取一切手段去争取胜利。 爱德的文章[171]，本来可以作为对福尔马尔的答复[135]，而且用于这种场合是非常恰当的。但是，这个老实的爱德却一拖再拖，以致他这篇文章成了对喀琅施塔得联欢[151]的答复，而用于这个目的，显然是根本不适宜的；应当强调截然不同的观点。这里一定要说明，如果法国对德国来说形式上代表着革命，那末，德国由于自己的工人党，就在物质上居于领导革命的地位，这在战争期间必将鲜明地表现出来，那时，我们以及革命，或者被扼杀，或者取得政权。 顺便提一下，我听说，你准备在党代表大会上赞同把卡·考茨基提出的原则性的论述部分作为党的纲领。我也认为，现在这个草案（见《新时代》第51期）比我们那个要好得多。只是对载于第788页上的一段，我曾建议他［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把几个地方修改一下。显然，他对此是经过反复琢磨的，而且确有成效。爱德所起草的关于局部要求的那一章[164]，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关于莱布弗里德和库诺一事，日内另写一信给你。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10月1日 上面写的，我本想今天发出，却又收到你29日的来信。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我的那封信［注：弗·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希望你读到的是原文，《前进报》上刊登的译文令人厌恶，有些地方简直无法理解。真见鬼，李卜克内西从哪里搜罗来这样一些糟糕的翻译？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两三年，但也同样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至于我对你们过分重视敌人的议论一事提出意见，这是你自己的过错；你在来信中谈到爱德所作的注释[172]时说：“敌人已在攻击这个东西，认为这是对拉萨尔别有用心，怀有敌意。”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你看，你也完全是这样。 你们无论如何要使盖泽尔离开《前进报》。要知道，圣加仑代表大会上曾对此人郑重作出不信任的决定[121]，决不能让他留在编辑部里！布洛斯也是如此，他是个无所不怕，而又令人生厌的家伙。至于要由李卜克内西撰写的第六篇社论，这不会给你们带来过多的烦恼。我敢打赌，三个星期以后，他想写社论的念头就会烟消云散，他又会象1866年在莱比锡时那样说：如果以为现在是写社论的时候，那是不了解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 维也纳的女工报纸［注：《女工报》。——编者注］可能会在你们那些为妇女报刊撰稿的妇女中间引起很大的不满。她们还处在沙克的强烈影响下，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而维也纳的这家报纸大力传播的，正是这后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的妇女象你所说的那样，毅然行动起来，那末，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的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如果目前的妇女领导人那时被妇女们自己抛弃，也没有什么可以惋惜的，而维也纳的这份报纸则将享有这样一种荣誉：在所有的妇女报刊中它是第一个接受并维护这种观点的。 你们没有刊登艾威林驳斥吉勒斯的声明，这再一次证明，每个德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官僚的王国，只要一担负某种职务，它就立刻暴露出来。吉勒斯说什么他也打了艾威林，这种说法竟不加反驳地登在德国报刊上，艾威林认为这有损他的声誉。他请路易莎澄清事实真相，而且他们两人都在声明上签了字。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会说：这样的事情，当事人自己应当知道该怎么做；我，作为一个编辑，可以不赞成他们的作法，但却必须承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你们那里恰恰相反，编辑部却承担起书报检查官的职责，自认为永远是最内行的裁判者，并禁止他们进行诉讼。编辑部当然可以认为，它已把吉勒斯的事告一段落，从它这方面可不再提及此人，但是，如果艾威林和路易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编辑部就无权坚持这一观点，从而剥夺自己朋友讲话的机会。顺便说一下，我决不同意你们的其他种种疑虑，我甚至还亲自起草了路易莎的声明。 接着，吉勒斯又发表了随信附去的那张纸条。艾威林的答复，你过几天便可收到。关于布莱德洛的事，从艾威林这方面来看，是极为愚蠢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过错。当时，艾威林在财务和政治交涉方面是一个非常幼稚、很不成熟、极其笨拙的年轻诗人，布莱德洛很了解这一点，于是极其卑鄙地利用了他。他们创办了一所设有实验室的自然科学学校，布莱德洛负责事务方面，而把全部工作，最后连全部财务也都推给了艾威林。在艾威林成了社会主义者并同杜西结婚以后，布莱德洛诬蔑他在财务上值得怀疑。完全无辜的艾威林，只是由于十分糊涂，才陷入这样的困境。布莱德洛发表了通告信后，艾威林竟然如此糊涂，他不仅不予以回答，甚至陆续付给这个对他大肆诈骗的布莱德洛二百英镑！如今，这已经是往事了，布莱德洛已不在人世，但由于布莱德洛避免提出具体的指控，艾威林别无他法，只能在适当时机，公开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先再度搬出这些无稽之谈的海德门先生，只要一接受艾威林准备同他公开辩论的挑战，这一时机就会到来。——芝加哥电报事件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同样是出自海德门之手。我们的目的就是现在把海德门紧紧揪住，因为吉勒斯不过是他的传声筒而已。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多多问好。 你的 弗·恩· 注释： [121]1887年10月2—6日在圣加伦（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除其他问题外，还讨论了帝国国会中一批社会民主党议员由于畏惧迫害，拒绝签署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通告的问题。在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中，大会一致谴责了那些没有理由而采取这种行动的议员，并希望今后不让这些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盖泽尔是其中之一，涉及他的这项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第105、160页。 [135]指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1891年6月1日慕尼黑公开集会上发表的宣扬忠君爱国的沙文主义演说，这篇演说谈到在卡普里维政府执行所谓“新路线”情况下党的任务和策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企图迫使党接受机会主义策略，即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发生对俄战争时，与统治阶级合作。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称赞的福尔马尔这篇讲话，在党的会议和党的大多数报纸上，后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奥·倍倍尔和保·辛格尔及其他人的发言中，受到了谴责（见注166）。——第121、130、159页。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4]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草案以《新党纲草案》（《Der Entwurf des neuen Parteiprogramms》）为题，分为四个部分，发表在1891年该刊第49—52期上。前三部分的起草人是卡·考茨基，第四部分（关于局部要求）是爱·伯恩施坦写的（见注179）。——第151、152、159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68]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国家。——第155、226页。 [169]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157页。 [170]这里是指奥·倍倍尔关于在战时向法国人民发布特别呼吁书的建议；他在1891年9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这一建议。——第157页。 [171]指8月29日发表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英国来信》（《Briefe aus England》），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第2卷第50期。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着重批判了三国同盟（见注168）以及德国在同盟中的立场。——第159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