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五卷10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仍未收到校样［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刚寄到，11月3日）。然而我收到了倍倍尔寄来的1882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但不是纯粹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未受帝国国会投票影响的最初的草案[183]。我很希望收到的正是这个草案以及另一个有关伤亡事故保险银行的草案；没有这个就什么都做不成[339]。 收到“波兹南侯爵”［注：“波兹南侯爵”（《Marquis-Posener》）是勃兰登堡—波兹南铁路公司（M?rkisch-Posener Eisenbahngesellschaft）在交易所的外号。——编者注］，十分感谢。关于其他铁路的详细情况我不需要。有1879年年初或年中（在铁路国有化的某些情况开始为人所知以前）以来的股票行情就足够了；那时和现时的行情的不同足以表明，国家是怎样收买资产阶级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拉萨尔都是一个好的法学家，并且对罗马继承法有足够的研究，能以自己的知识博得法学家的敬佩（这是他喜欢用的说法；在英国博物馆参观罗塞达碑的[340]时候，他对马克思说：“你看怎样，我是否值得花半年功夫博得埃及学家的敬佩？”）。在德国，如果某人从一定的理论观点出发对某一点有所发展，这就足够了，并且法学家现在忘记了，拉萨尔所发展的理论，是逐字逐句地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剽窃来的，况且在运用于罗马继承法时这种理论还是不正确的；罗马继承法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意志”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罗马的gens即氏族家庭公社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氏族家庭公社，大部分法学家也都知道得不多。其实，我只是想说，我得破除那种说拉萨尔是有创见的思想家的神话［注：见本卷第361页。——编者注］，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不知道《无产者报》上刊登的拉法格的信［注：见本卷第99—100页。——编者注］，我打算向巴黎方面去要报纸，但未必能从那里得到。如果报纸还在您那里，请给我寄来。我会还您的。总之，马隆应该当心点：拉法格那里有一堆他写的有损其名声的信。 皮卡尔的荒谬文章，当然，在《公民报》上被宣布不予赞同[337]，马克思本人看到过。不过，那个给您寄去文章，并用蓝铅笔在一些地方划了着重号的人并不懂法语；他把皮卡尔借甘必大领导的……爱国主义同盟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之口说出的话当作《公民报》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加了着重号！我把这段话用红铅笔打了着重号。皮卡尔喜欢做盖得的反对派，因此他塞进这篇文章，以捉弄盖得；如果那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编辑部，就不会刊登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现在来说说“《公民报》编辑们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举动”[105]。我们偶然之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巴黎，无论是当事人，或者完全是局外人，都不止一次地向马克思讲过这件事。在某次会议上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果达尔来到《公民报》编辑部，盖得对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伙伴仍有点私人感情，在那里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在心平气和的谈话之间，果达尔突然毫无理由地打了盖得一记很重的耳光。其他人都跑过来。果达尔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胆怯退缩到角落里：人们还不至于会虐待他这个俘虏吧！而幼稚的《公民报》工作人员，没有狠狠揍他一顿，却进行劝说并且决定，应当真的把他放走，因为他是俘虏！！可惜果达尔就这样没有尝尝棍棒的滋味，趁机马上跑掉了。但是第二天晚上，明知大多数编辑不在，十二个武装的（拿着粗棍子等等）无政府主义者闯入编辑部，并以种种威逼手段要求赔罪。然而马萨尔态度强硬，他们便只好什么也没捞到就走了。而中部的联合会[247]立刻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它好几个晚上都派了工人保卫编辑部，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现在我倒要请您告诉我，“极不体面”等等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您的信的整个内容我得出的结论是，您没有定期收到《公民报》，因此，您除《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以外，必然局限于在巴黎的同志的报道，而这些同志自己所采用的完全是马隆及其同伙的消息，并且看样子对他们表现了相当轻信的态度。但是，党的机关报主要是受身处异国首都的同志——他们又是常常变动的——的影响来判断另一国家的工人运动，依我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不应当容许的。在国外的德意志协会，无疑是关于国外运动的消息的最坏来源。它们往往不能了解运动的全貌；它们多半只局限于一些狭窄的固定联系，因而不能跟上周围运动的步伐，并且，即使它们的影响等于零，它们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们比起德国本国的群众来仍是了不起的。假如我们对此地协会[159]的不稳定的多数的意见哪怕是稍加考虑，难道我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英国的运动或非运动吗？在纽约的德意志协会不就是那样不加批判地对待美国工人运动的吗？每个协会首先要求的是别人承认它的作用，因此，如果它没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有理智的领导，就容易堕入外国那些玩弄诡计的人的罗网。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二万五千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以致使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注：见本卷弟371—372页和第375—376页。——编者注］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末，这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好象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相矛盾。但更加同这点相矛盾的是这个事实：威信扫地没有妨碍这些人享有这样的威望，即他们被驱逐出《公民报》以后，当天就创办了一家新的大型日报[326]，几乎完全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ouvriers et petits indus-triels，——拉法格语）的支持使该报整整两周免受旧《公民报》所有者［注：布龙默施坦。——编者注］的阴谋诡计的破坏，并已经找到一个资本家，他们明天就要同他就报纸［注：《平等报》（日报）。——编者注］问题最后达成协议——行还是不行。在这样雄辩的事实面前，马隆大概只好把自己的“威信扫地”留给自己。而马隆先生本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当他请求罗什弗尔给他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文章增加稿费时，那人答复他说：“如果您写得少些，我会付给您多些”。让马隆试试口袋里一文不名能否在巴黎创办日报，以表明他享有怎样的威望！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吧。我请拉法格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寄《平等报》作为交换［注：见本卷第381—382页。——编者注］，他今天写信给我说，他将这样做，因此请您也给《平等报》编辑部寄《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您将来没有按时收到《平等报》，您只要写几个字——发个明信片就行了，通讯处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保·拉法格。 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312]，第一篇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它把矛头指向那些叫嚷不惜任何代价废除反社会党人法[109]的人。第二篇文章我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我正准备出发并且身边有三、四个人在闲谈。否则，对于他在文章末尾要求党采用过分粗暴的语言，我不会象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掉以轻心。在这个问题上，倍倍尔是正确的[334]，但是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点看得太重了。第二篇文章的真正缺点（我虽然发现了这个缺点，但没有重视），在于幼稚地设想即将到来的革命应当从整个世界分为两军开始：“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341]；一方面是我们，另一方面是整个“都是反动的一帮”[335]。这就是说，革命应当从第五幕开始，而不是从第一幕开始，——第一幕是一切反对党共同反对政府及其弊端，从而取得胜利，在这以后，在胜利者当中，一些政党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退出舞台，这就会最后使人民群众完全转到我们方面来，到那个时候，福尔马尔的有名的决战方能开展。但这一点在这里是次要的，文章的实质在于证明如果按照“右翼”先生们的愿望行事，当然我们可以摆脱反社会党人法，但党要接受比这个法律本身更坏的条件，不过这些先生们又可以出版象汉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并把这些报纸冒充为党的机关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福尔马尔，这个看法我也写信告诉了倍倍尔［注：见本卷第378—380页。——编者注］。 昨天我邮汇给您（里斯巴赫旧公路137号）十二先令即十五法郎十生丁，交付我和马克思的订阅费。请告诉我下次付款的日期。 祝贺报纸印数接近七千份［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 您的 弗·恩· 经您修改之后，序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初版序言》。——编者注］中提到有关维登代表会议[342]的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此我把它删去了。请寄给我两份校样［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已校好的我将在今天或明天寄出。 注释： [105]关于法国工人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后成立的两个党的力量对比，见恩格斯1882年11月28日给伯恩施坦的信（本卷第399—404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利用了1882年11月24日拉法格来信中的材料。 恩格斯提到的“马雷—果达尔事件”，是指无政府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果达尔和一批盖得的拥护者之间发生的两次事件。在巴提诺尔（巴黎的一个区）的一次会议上，果达尔起来捍卫激进派代表无政府主义者昂利·马雷，因为盖得派指责他卖身投靠法国煤气公司。果达尔无法推翻《战斗报》的编辑无政府主义者克里埃向盖得派证实的这一事实，便要求同克里埃决斗。同时，果达尔企图挑起同盖得派——《公民报》的编辑们搏斗。大概伯恩施坦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盖得派在果达尔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采取了否定态度。——第114、384页。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59]指1840年2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61、308、364、385页。 [183]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V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 1881.》Bd.Ⅰ.Berlin，1881，S，652-661u.s.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247]联合会联盟（全称：Union fédérative du Centre——中部联合会联盟）是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1880年4月前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做中部的联合会（Federation du Centre）。——第259、384、402页。 [312]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 des Ausnahmcgcsc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Ein Wort zur Tak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第356、365、378、381、386页。 [326]暗指利沙加勒为夺取《公民报》而搞的那些阴谋，结果把由盖得拥护者所组成的编辑部赶出了新改名为《公民和战斗报》的该报报社。但是，盖得派立即就用原来的名称《公民报》创办了一个大型日报，该报在未定名为《平等报》之前曾不止一次地改变名称（见本卷第371—372、375—376页）。——第372、386页。 [334]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Aufhebungdes Sozialistengesetzes？》）。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见注312）。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象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使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第378、386页。 [335]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见注310）。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在本信中恩格斯使用了“都是（einzigen）反动的一帮”。——第378、387页。 [337]这里提到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文章，以《圣马克街的黑幕》（《L’affaire de la rue Saint-Marc》）为题发表在1882年9月3日的《公民报》上。这篇文章是用沙文主义精神写成的，该报编辑部宣布不同意这篇文章。从恩格斯1882年11月4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引起了德国侨民对盖得派的不满（详见本卷第389—390页）。——第381、384页。 [339]恩格斯指自己打算写关于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55—356页）。——第383、388页。 [340]罗塞达碑是拿破仑远征军的一位军官于1799年8月在埃及罗塞达城附近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石碑，碑上刻有三种古代文字的碑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和希腊文，后者为前两者的译文；这使法国学者商博良得以看懂了埃及象形文字。石碑现藏伦敦英国博物馆。——第383页。 [341]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是中世纪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派交战时的古老的呐喊——“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Hie Welf，Hie Waib-ling！》）——，其中一派支持韦耳夫王朝，另一派支持霍亨施陶芬王朝（或称魏卜林王朝，因其世袭城堡和城市称魏卜林）。据传，这最初是这两派的拥护者1140年在魏茵斯堡附近交战时喊的。后来在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相争时期，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发生了奎耳夫派和吉贝林派（即韦耳夫派和魏卜林派的意大利音）之间的斗争。——第387页。 [342]维登代表会议——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见注109）颁布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00年8月20—23日在（瑞士）苏黎世州奥辛根附近的古城堡维登举行。——第3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