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五卷8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90]
……爱尔兰运动中有两派。第一派，最早的一派，是土地派，这一派，起先是由被英国人剥夺了土地的克兰首领以及天主教大土地所有者组织的、得到农民支持的强盗活动（这些强盗在十七世纪时称为托利，现代托利党人的名称就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借用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按地区和省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发反抗土地掠夺者——英国大地主——的运动。Ribbonmen（绿带会员），Whiteboys（白光团员），Captain Rock［注：岩石队长。——编者注］，Captain Moonlight（月光队长）[291]等等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反抗的形式，即不仅枪杀可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大地主的收租人）［注：这一段括弧中的译文和说明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而且也枪杀那些用暴力把别人从农场赶走而占据该农场的农民，以及进行抵制、写恐吓信，举行威胁性的夜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在爱尔兰的现代英国土地占有制一样古老，即最迟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存在了。这种反抗形式是压制不了的，暴力对它也无能为力，它只能随同产生它的原因一起消灭。但从本质来看，它具有地方的、分散的性质；它永远不会成为普遍的政治斗争形式。 实行合并（1800年）[154]以后，城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反对派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它也象在一切拥有没落小城市的农业国（例如，在丹麦）一样，把律师当成了自己的天然领袖。这些领袖也需要农民；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寻找那种得到农民拥护的口号。因此奥康奈尔起先找到了解放天主教徒[292]的口号，后来又找到了取消合并的口号。最近，这一派迫于土地占有者的卑鄙行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土地同盟[178]在社会方面追求更为革命的（也是在爱尔兰可以达到的）目的——彻底消灭掠夺土地的大地主，而在政治上却抱着相当和平的态度，只要求地方自治，也就是要求成立一个与全不列颠议会并存并从属于它的爱尔兰地方议会。而这一点通过立宪的道路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被吓破了胆的土地所有者已经在叫喊必须（甚至托利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议）尽快豁免农民所欠的地租，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另一方面，格莱斯顿也声称，扩大爱尔兰自治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除了这两派以外，在美国国内战争以后，又出现了芬尼亚运动[293]。参加过这一战争的几十万爱尔兰士兵和军官，是抱着为解放爱尔兰而筹建一支军队的秘密念头而去的。战后美英之间的纷争成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主要推动力量。如果事态发展到发生战争的地步，几个月之后，爱尔兰就会变成合众国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会成为一个受它保护的共和国。英国根据日内瓦仲裁法庭的裁决心甘情愿对亚拉巴马号事件[294]承担和付出的赔款，是为了收买美国不去干涉爱尔兰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从这时起，主要的危险已经消除。为了镇压芬尼亚社社员，警察的力量已足够了。每一次秘密活动中必然会发生的叛变也有助于此；不过变节的只是一些领袖，这些人后来就成了直接的奸细和伪证人。流亡到美国的领袖在那里的移民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而大部分都象奥顿诺凡－罗萨一样堕落下去了。凡是在这里看到过1849—1852年欧洲移民情况的人，对这一切都会感到熟悉，——当然，这只是用美国人固有的夸大的眼光来看。 现在，毫无疑问，很多芬尼亚社社员已经回来了，并恢复了旧日的武装组织。他们形成运动中的重要因素，迫使自由派采取比较坚决的行动。但是除了恐吓一下约翰牛之外，他们什么也不能达到。诚然，约翰牛在其本土以外的帝国范围内正在明显地变弱，但是，这里离它的家是那么近，它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镇压爱尔兰的任何起义。首先，在爱尔兰配置了一万四千名“警官队”——用步枪和刺刀武装起来并受过军事训练的宪兵。其次，有三万左右的常备军，并且还很容易调来同等数量的常备军和英国民军来加强它。此外还有舰队。约翰牛对起义的镇压，是以残酷无比著称的。如果没有外来的战争或战争危险，爱尔兰起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方面的危险只能来自两个强国：法国，尤其是合众国。不过法国根本就谈不上。在美国，各个政党为了争取爱尔兰人的选票，都在献媚，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毫不兑现。它们并不想为爱尔兰而卷入战争。它们甚至希望左右爱尔兰的是一种促使爱尔兰人更多地流亡美国的局势。显然，一个二十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是不大愿意去从事那种可能而且势必妨碍它本国蓬勃发展的冒险行动的。二十年之后，它就会完全以另一种语言来讲话了。 但如果产生了同美国作战的危险，英国会欣然满足爱尔兰人的一切要求，不过就是不会答应他们完全独立，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种独立根本不符合它的愿望。 因此，爱尔兰人只剩下一条一个一个地逐步夺取阵地的立宪道路了，不过芬尼亚社社员的那种充满秘密性的武装阴谋会仍然是非常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芬尼亚社社员自己却愈来愈习惯于独特的巴枯宁主义；刺杀伯克和卡文迪什[49]只能有一个目的：破坏土地同盟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妥协。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妥协对爱尔兰说来是最好的结局。由于佃户欠了地租，大地主把几万名佃户赶出家园，而且是在武装力量的保护下行动的。阻止这种有系统地灭绝爱尔兰人口的做法（被赶走的人或死于饥饿，或被迫迁往美国）是当前第一要求。格莱斯顿准备提出一个法案，要仿照奥地利1848年封建义务赎金的办法来付清欠款：三分之一由农民支付，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三分之一由大地主自认损失。土地同盟本身的建议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凤凰公园的“壮举”如果不是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如果这种宣传没有产生类似赫德尔和诺比林的愚蠢行为[23]所产生的那种后果，那只是因为爱尔兰的情况毕竟不完全与普鲁士相同。因此，让巴枯宁主义者和莫斯特派把这种幼稚的行动去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相提并论吧，让他们拿尚未到来的“爱尔兰革命”去进行恐吓吧。 在谈到爱尔兰的时候，还有一点应当记住：决不可无条件地赞扬任何一个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决不可在他入土以前对他表示支持。克尔特人气质和对农民的惯常剥削（爱尔兰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特别是律师就是靠此过活的）使得爱尔兰的政治活动家非常容易贪赃受贿。奥康奈尔竟然每年从农民那里拿整整三万英镑作为自己的鼓动费。为了实行合并，英国使用了一百万英镑来进行贿赂，有人指责一个受贿者说：“您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这个人回答说：“对了，而且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我有一个可以出卖的祖国。”［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原文到此为止。——编者注］ 德国历届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象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295]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倍倍尔在这方面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何况您的记者现在对那种猛烈抨击当前事件的做法也十分担心。 针对《平等报》刊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开除它的拥护者的那段文章的译文，《无产者报》登载了一篇虚伪文章[296]，谈论什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法国全国委员会进行友好通信的问题。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此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对外联络委员会；莫非就是鼎鼎有名的联络局[297]？ 《战斗报》已奄奄一息——这是个失败，而且是应得的失败。利沙加勒原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记者；他和他的同僚马隆和布鲁斯在反对盖得等人——马克思派、nébulosités allemandes［注：德国的糊涂思想。——编者注］等等的时候，诉诸巴黎人的仇恨德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利沙加勒向《公民报》的所有者［注：布龙默施坦。——编者注］提出自己要参加该报编辑部！当然，编辑部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只是私下说说）。 马克思在阿尔让台自己的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家里，他避开巴黎，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咳嗽；总的来说，他的健康得到了恢复并且感觉良好，但他还必须多加保重。 我让阿道夫·博伊斯特转交给您一本米拉波著的《柏林宫廷秘史》，不知他是否给您了？这本书《社会民主党人报》倒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 您的 弗·恩· 注释： [23]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49]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勋爵和原任副大臣托马斯·亨利·伯克于1882年5月6日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组织“不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该组织中有过去的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策略（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335页恩格斯的信）。他们的意见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改变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爱尔兰革命者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破坏。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开展了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们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进行的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3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此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第59、335页。 [154]指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国和爱尔兰合并，合并使爱尔兰剩下的一点点议会自治也丧失了（爱尔兰议会被取消；爱尔兰议员到英国议会占一定数量的席位，但总是占少数）。这一合并巩固了英国对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第158、333页。 [178]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迈克尔·达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一部分领袖（帕涅尔和其他人）采取了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而下赞成革命民主派所坚持的消灭英国的大地主统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英国政府查禁，但实际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第175、333页。 [290]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这封信是针对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的社论，于1882年7月11日左右写成的；社论是伯恩施坦写的，用笔名利奥发表，标题为《爱尔兰局势》（《Die Situation in Irland》）。伯恩施坦把恩格斯这封信的原件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加进了一些编者的话，把这封信的大部分发表在1882年7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论爱尔兰问题》（《ZuririschenFrage》）一文中。同时，李卜克内西对该信加了编辑部的论战的结语和下列引言：“爱尔兰的一个朋友，是少见的一个熟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从伦敦给我们写来了下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阐述的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该信已发表的那部分原件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即从“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几句话一直到该信的末尾部分。恩格斯在1882年8月9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发表该信提出了抗议。——第332、344页。 [291]绿带会员（Ribbonmen，出自ribbon——带子一词）是十八世纪末在爱尔兰北部发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结成了秘密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佩带绿带作为标记）。绿带会员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 白衣团员（White boys）是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的名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发展成了反对英国大地主压迫的广泛起义（为了使别人认不出自己，该组织的成员经常夜间出动，把脸涂黑并穿上白短衫）。十九世纪，多数白衣团团体同绿带会组织合并了，还有一部分白衣团团体继续用原来的名称一直活动到十九世纪末。 岩石队长（Captain Rock）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爱尔兰产生和活动的反对英国压迫者的各种秘密农民团体成员的统称。 月光队长（Captain Moonlight）是秘密绿带会对大地主等人提出警告时通常用的化名。——第332页。 [292]解放天主教徒是指英国议会于1829年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打算利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徒土地占有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333页。 [293]关于芬尼亚运动见注49。——第333页。 [294]亚拉巴马号事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事件，它是因后者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给予南部诸州以军事援助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为了本国纺织厂厂主的利益，力图阻挠美国工业的发展，为南部诸州建造和装备了军舰，这些军舰的行动使北部诸州的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有一艘是私掠船的“亚拉巴马号”，它击沉了约七十艘北方诸州的船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赔偿由“亚拉巴马号”和其他私掠船给美国公民的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就这一问题在华盛顿召开的委员会于1871年5月8日作出了把亚拉巴马事件移交日内瓦仲裁法庭审理的决定。根据这个法庭在1872年9月14日的裁决，英国应当赔偿美国的金额共计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英国为了力图确保美国不干涉爱尔兰事务，并争取美国不去支持爱尔兰的革命者，便作出让步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333页。 [295]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第336页。 [296]指同1882年5月14—21日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见注289） 关于全国委员会见注31。——第336页。 [297]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维登代表会议（见注342）委托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一国际联络局（Comité extérieur），其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系。——第3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