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五卷29.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启 亲爱的弗雷德： 这里所写的东西不必给孩子们看，因为这会白白地使他们担惊受怕。不过我至少应该把自己最近的感受告诉某一个人。 在最近的一封信（我记不确切是直接给你的，还是给杜西或者劳拉的）中我写过，会见库奈曼医生［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之后将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会见是在5月8日进行的；他是亚尔萨斯人，有渊博的科学（医学）知识；例如，还在收到你的信以前，他就把科赫博士关于杆菌的发现告诉我了。他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人，年龄不下于五十二至五十四岁，因为1848年时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作为政治家，他把《时报》看作是适合自己气质的机关报；他说科学已经使他确信，一切都只是“缓慢地”向前运动；不能有丝毫的革命急躁情绪——否则此后它会迫使“后退”几乎同样远（譬如就象艾希特纳赫的游行[50]一样）；首要条件是教育群众和“非群众”等等。总之，在政治方面他是一个共和主义的庸人；我在这里提到这一切，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不和他谈论这个问题，而只限于谈论摩纳哥专制暴君查理三世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他认为我是1848年事件的参与者，但是除了这个时期的以外，关于我后来的社会活动，我丝毫没有让他知道。现在来谈本题吧。起先，他根据我通过他的女仆转给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博士）判断，我是医学博士，而我转交给他的斯蒂凡医生以及我新结识的英特拉肯的医生［注：德拉肖。——编者注］的名片，使他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了，此外由于库奈曼想知道在伦敦谁给我看过病等等，我把唐金医生的名片也交给了他，我说他是我的朋友雷伊·朗凯斯特教授的朋友。随后我把斯蒂凡的诊断书给他看了。 这样，因为他认为我本身是医学博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和他是同行，所以在对我进行了听诊和叩诊之后，他就把一切和盘托出了。使我焦急的是胸膜炎又犯了，虽然不太严重，而且只是在背部左侧的一个地方；支气管炎反而或多或少是慢性的！库奈曼原想经过他上一两次斑蝥膏之后，就可把事情（胸膜炎）了结；但是，5月9日（星期二）第一次上斑蝥膏，5月13日（星期六）我第二次去找库奈曼；他第二次开了斑蝥膏的处方；要到5月16日（星期二），等伤口收口之后才能上；5月19日（星期五）我到他那儿去了；进行了听诊和叩诊；他发现情况已好转，因为渗出液减少了；他主张今后不必继续使用斑蝥膏了（因为这些医生怕病人忍受不了每个星期都要重复的某种程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说，现在我可以只用碘酊（斯蒂凡开给我治支气管炎的处方）涂擦上边以及胸部和背部左侧的下边就行了。我不同意这样做，如果渗出液还没有完全消失，我宁肯再上一次斑蝥膏（5月23日，星期二）；我从斯蒂凡医生那儿听说，对于胸膜炎，碘酊只是一种疗效不大的、不可靠的药物，用这种药物会把治疗时间拖长。库奈曼医生对于我决定英勇地接受治疗，显然是更为高兴；我现在希望，5月26日或27日他会告诉我，这回的第二次旧病复发（暂且）已告结束。 的确，在这一方面“命运”这次和过去一样，甚至几乎和缪尔纳博士的悲剧[51]中描写的一样，很不吉利。为什么库奈曼说我的支气管炎是这样一种“慢性的”呢（而且我早就料到我会“听到”这种说法的）？因为在整个里符耶腊，天气这样罕见地、反常地变坏了；不过，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正常的，因为从一月份到五月初非常缺雨，甚至几乎完全没有下过雨；过于好的温暖的气候不能不引起反作用。我很简单地向他作了解释，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从阿尔及尔来到这里的罪过；从5月4日起我随身把雨带到了马赛，而我现在呆的这个地方的天气，在经过某种抵抗之后，也相应地变得有了我早已熟悉的阿尔及尔“恶劣天气”的特点了。这需要很大的耐性，从我的通信者方面来说，尤其是如此。老是重复类似的东西太枯燥了。多么无益的、没有内容的、而又付出了昂贵代价的生涯！ 明天我给杜西写信［注：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因为她的信已经搁在那儿很久很久没有回了。今天行动不方便，因为我一弯腰，由于同内衣或衬衣磨擦，上斑蝥膏以后长起来的新皮肤还在作痛。请注意：我给孩子们写的是真的，但不是全部。何必使他们耽心呢？ 你的 摩尔 当库奈曼医生第一次看病后拒绝收费时，他把我看作“医生”同行的错觉消除了；他得知我是外行，因而应当“慷慨破费”时，他变得迷人极了。 注释： [50]艾希特纳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舞蹈游行）是中世纪以来每年圣灵降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艾希特纳赫举行的游行，目的是对1374年猖獗过的圣维特舞蹈病不再复发表示感谢。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而是做一些前进和后退的复杂动作。——第60页。 [51]在德国剧作家和评论家亚·缪尔纳的剧本中，占决定地位的是似乎人命中注定必不可免的劫数和命运。这些所谓“命运的悲剧”的不可缺少的浪漫主义特征是不幸的日子，不祥的预言，引起祸患的武器等等；其情节通常都以悲剧结尾。——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