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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5日［于伦敦］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不过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来，印刷所的状况必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得到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并请一并说明：究竟有什么保证，可以做到一旦发生分裂时整个印刷所[243]不致被执行委员会中的拉萨尔多数派所攫取。
　　既然已经迁移了，所以我由此间接得出结论，购置专门厂房的计划已被放弃或者成为多余的了。这当然很好，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党来说，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把钱投入不动产。第一，把钱作为举办事业的资金可以使用得更好一些；第二，在德国，当有关政治事件的法规极不稳定时，根本无法预料，一旦出现剧烈的反动局面，不动产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抗议报》。在那里尽管政府和资产阶级给运动造成很大的困难，但运动仍在向前推进。
　　在第104号上给马克思的《反蒲鲁东》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者同经济学家完全一样地给同盟定罪——加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注释，说这是指“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此非常不满。[244]第一，当时除蒲鲁东本人外根本不存在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第二，马克思的论断适用于所有那时已经出现的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两人是例外，我们当时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只要他们谈到同盟！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欧文主义者和卡贝这样的法国人。因为法国没有联合权，所以在那里这个问题也就很少涉及到。但是，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有一种特定的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您可以看出，这个注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绝顶荒谬的。但是，对我们的人，至少是其中某一些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在他们的文章里只限于写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Ｋｚ、[245]辛马霍［注：卡·考茨基的笔名。——编者注］斯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所写的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长得象绦虫一样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些人的经济学上的错误、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越地位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几乎要为这个注释发表一篇声明。
　　但是牢骚发够了。但愿对这种缺乏考虑的轻率的合并所寄予的种种期望能够实现；但愿能够使得拉萨尔派的群众抛弃对拉萨尔的迷信而正确理解他们的实际的阶级地位；但愿那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肯定不可避免的分裂能够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要求我也相信这一切，这似乎太过分了。
　　如果不算德国和奥地利的话，我们应当最密切注意的国家就是俄国。那里也象我们这里一样，政府是运动的主要同盟者，但它是比我们的俾斯麦们、施梯伯们、特森多尔夫们要好得多的同盟者。现在可以说是执政党的俄国宫廷党，企图把1861年及以后数年的“新纪元”[246]时期所作的一切让步重新推翻，而且是使用地道的俄国手段。例如，现在又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使其他一切人在中学毕业考试时不及格。仅仅在1873年这一年遭到这种命运的青年人就不下二万四千人，这些青年人一生的前途就因此被葬送了，因为甚至绝对禁止他们当小学教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虚无主义”在俄国的蔓延感到惊讶。要是瓦尔斯特（他是懂俄文的）愿意把在柏林由伯尔出版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一些小册子［注：显然，首先是指亚·柯舍列夫的小册子《我们的状况》和《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编者注］加一加工，或者找一个很懂波兰文的人读读列姆堡的报纸（例如《波兰报》或《人民日报》），并且做一些有关的摘录，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在俄国问题上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报纸。看来下一场舞蹈很可能是在俄国开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期间（而这是很可能的），那它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注释：

　　[243]显然指的是1872年爱森纳赫派建立的莱比锡联合印刷所。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以后，拉萨尔派占多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印刷所实行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参看本卷第118和149页。——第153页。
　　[244]1875年9月8、10和15日的《人民国家报》第103、104和106号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维也纳的《平等报》（《Gleichheit》）转载了《卡尔·马克思论罢工和工人同盟》（《Karl　Marx　über　Strikes　und　Arbeiter-Koalitionen》）一文。这篇发表时没有署名的文章，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最后一节（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德译文加上文章作者的前言和结束语。在1885年《哲学的贫困》再版时，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书中的一个地方加了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4页）——第153页。
　　[245]在1875年《人民国家报》的许多号上（第55、68、82、91、92号）发表了署名Ｋｚ的文章（并见注192）。——第154页。
　　[246]恩格斯把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开始的改革时期比作普鲁士所谓“新纪元”的时期。
　　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普鲁士国王）在1858年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方针，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被响亮地称作“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上台执政结束了“新纪元”。——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