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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莱顿
1877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怕以后忘记，现对前一封信再做如下补充：
　　（1）休谟关于“劳动价格”只是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之后最后才提高的这一论点，是他关于货币量的增加对工业起促进作用的看法的最重要一点，这一点还最清楚地表明（如果对此一般会有怀疑的话），他认为这种增加仅仅是因贵重金属的贬值而引起的。从我寄上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休谟反复谈到这一点。[69]对此杜林先生的书［注：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中只字未提；而且一般说来，他对于他所赞颂的这个休谟的论述，同对其他一切作者的论述一样草率，一样肤浅。此外，即使他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也非常不便于在工人面前颂扬这种理论，因此，最好略而不提整个问题。
　　（2）我当然不想把我自己认为重农学派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象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这一观点直接告诉这个人。在我有可能详细阐明这个观点之前，完全明确地把它讲出去，那就会被形形色色的下流作家接过去并加以歪曲。正因为如此，我在寄给你的评述中没有谈及这一点。
　　但是，看来这并不妨碍在答复杜林时引用《资本论》的下述两段话。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这里不象在德文原本中那样一笔带过。
　　关于《经济表》[70]：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年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在这里，个别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给研究工作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企图在年产品离开流通的形式上说明年产品的再生产的情况。他们的阐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后继者更接近真理。”（第258—259页）[71]
　　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
　　“同样，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本能地有时自觉地——一直把提供剩余价值看作是生产劳动的标志。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分析的加深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第219页）[72]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资本论》德文第2版第554页），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同上，第141—145页）。[73]
　　正当我吃午饭时，伟大的巴里手中拿着八份报纸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英国报纸的编辑们是异常奇怪的动物。《名利场》的编辑（下属人员；因为社长兼老板、半乌尔卡尔特分子鲍尔斯先生正陪夫人在西班牙养病）终于登出了那篇文章[68]，而苏格兰的《新闻晨报》和伦敦的《白厅评论》，以及六家政府报纸，或者不如说是掌握在托利党内阁（它为这些报纸炮制材料）手里的中央报刊，则被这篇文章吓住了。
　　结果怎样呢？就是《名利场》的这个人为了进行报复，现在反过来自己害怕（为了事业和巴里先生的利益）刊登上述八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文章，即针对《现代评论》上格莱斯顿的文章而写的那篇文章[74]。他写信问巴里，一旦追究诽谤的责任，他该怎么办？我已指示巴里（他已有先见地带上上述八种报纸）应该怎样回答。如果不用科勒特先生的“忧虑”来解释这些动摇（我们不管怎样也得加以克服），那我就会大错特错。的确，如果有人揭穿他们秘密外交的勾当，岂不是很糟糕吗！
　　顺便说一句，俄国外交已完全堕落成一种滑稽剧。伊格纳切夫先生的外交旅行，不管起初是否顺利，到头来只能是比梯也尔先生在九月四日变革[75]以后的外交旅行更为可笑和更为丢丑的巡拜。
　　我从高尚的甘布齐那里收到了他亲自写的悼念最近死去的高尚的法奈利的九页长的祭文[76]。把这一祭文寄来的目的显然是想使我悔悟，不该在关于同盟的小册子中侮辱这个法奈利[77]。


你的　卡·马·



　　注释：
　　[68]1877年2—3月，马克思曾指示英国记者、前国际会员马·巴里写一些文章，揭露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一些保守党的报纸刊登了巴里的文章。
　　这里指的是巴里按马克思指示写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1877年3月3日《名利场》（《Vanity　Fair》）周刊，没有署名。接着在1877年3月10日的《名利场》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鼓动家被戳穿了》的第二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的续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677—682页。——第38、42页。
　　[69]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3—304页（D．Hume．《E 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Vol．Ⅰ，Dublin，1779，p．303-30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61页。——第40页。
　　[70]《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是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制定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解。魁奈的《经济表》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马克思用的魁奈的著作《经济表的分析》（《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1766年第一次出版）载于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Physiocrates》．Première　partie，Paris，1846）。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第六章、《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中揭示了《经济表》的涵义并作了深刻的分析。——第41页。
　　[71]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2节。这一段和下一段话，马克思是从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来的。这两段话在《资本论》法文版和德文版中有差别。——第41页。
　　[72]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41页。
　　[73]同上第1卷第16章和第4章第2节。——第41页。
　　[74]巴里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写成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发表于1877年2月3日《白厅评论》（《Whitehall　Review》）周刊，没有署名。它是针对威·尤·格莱斯顿的文章《俄国的政策和土耳其斯坦的事态》的，后者发表于1876年《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11月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675—677页。——第42页。
　　[75]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见注15）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主持的共和国的宣布成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5—337页）。——第42页。
　　[76]卡·甘布齐《祭朱泽培·法奈利》（C．Gambuzzi．《Sulla　tomba　di　Giuseppe　Fanelli》）。祭文注明日期为1877年1月6日。——第42页。
　　[7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17—418页，以及第381—382、404—405、408—409和431—432页。——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