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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17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207]同目前的巴黎斗争相提并论，我简直莫名其妙。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再见。

卡·马·



　　注释：
　　[207]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