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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40]



霍布根
1870年9月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1号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我很久没有给您回信，有两方面的原因：先是太忙，后来又病得很厉害。8月初医生让我到海滨去[28]。但在那里，坐骨神经痛剧烈发作，弄得我几个星期都直不了腰。昨天我才又回到伦敦，但是还远未痊愈。
　　首先十分感谢您寄来的东西，特别是那份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劳动问题统计资料[141]。
　　现在简短地答复一下您几次来信提出的问题。
　　休谟曾受委托在美国人中间进行宣传，但是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下星期二我将把这件事报告总委员会，把他的那些“会员卡”也拿出来展示。[142]
　　至于美国的“书记职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那里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杜邦是法国人支部的书记，埃卡留斯是美国人的和讲英语那部分人的支部的书记。因此，在我们的正式文件中，埃卡留斯被列为“美国书记”。否则我们就得采取不必要的烦琐办法，例如，我还要作为日内瓦的“俄国人支部的书记”签署，等等。不过，埃卡留斯本人就克吕泽烈的事[143]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已经把情况完全说清楚了。
　　下星期我再给您寄去一包会员卡。
　　巴黎在战争时期的行为是可悲的，它在多次惨败之后仍然忍受着路易·波拿巴和西班牙冒险家欧仁妮［注：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编者注］的马木留克兵的统治，这说明法国人多么需要有一次悲痛的教训，才能重新激起他们的勇敢精神。
　　普鲁士蠢驴们不会了解，目前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正象1866年的战争曾导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一样。这是我所期待的德国从战争中得到的最好结局。除了同俄国结成同盟并屈从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普鲁士主义”。此外，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
　　很遗憾，一个我所不能理解的误会使我的朋友福格特对席利产生了错误的看法[144]。席利不仅是我的一个最老的、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他还是一个极能干、极勇敢和极可靠的党员。
　　我很高兴，迈耶尔作为代表到辛辛那提去。[145]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很想看看凯洛格写的关于货币的那部荒谬作品的原文[146]（这同英国的布雷、格雷、布朗特尔·奥勃莱恩等人和法国的蒲鲁东的著作简直是一路货色）。这里找不到这本东西。


　　注释：
　　[28]马克思同家眷于1870年8月9日至31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32、147、655页。
　　[140]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左尔格于1870年5月4日至8月4日期间写给他的几封信的答复；这封信成为他们之间长期通信的开端，而长期通信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尔格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第147页。
　　[141]指的是《劳动统计局报告，包括该局1869年8月2日至1870年3月1日的活动和调查报告》1870年波士顿版（《Report　of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ur,embracing　the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and　inquiries　from　August　21869，to　March　11870，inclusive》．Boston,1870）。左尔格寄的这本书保存在马克思的藏书中，书上还有马克思作的边注。——第147、149页。
　　[142]左尔格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报告了总委员会在美国的通讯书记罗·威·休谟利用职权标榜自己。休谟在未经总委员会同意而散发的国际“会员卡”上歪曲地提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任务。他称鲁克拉夫特为国际的“总统”，称自己为鲁克拉夫特在美国的“全权大使”。
　　马克思在1870年9月6日向总委员会报告了左尔格的信；总委员会的美国书记埃卡留斯受委托要求休谟严格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进行活动。——第148、149页。
　　[143]克吕泽烈于1870年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建立联系。但是，他冒充国际的组织者之一，无视在美国现有的支部，并超越了这些权限。克吕泽烈的行动引起了许多支部的抗议，特别是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见注337），他们向总委员会、约·菲·贝克尔和欧·瓦尔兰提出关于克吕泽烈所受权限性质的询问。马克思在1870年4月9日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对此做了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8页。
　　[144]指的是德国第一支部委员奥·福格特毫无根据地硬说维克多·席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和国际的会员）是间谍。——第148、150、177页。
　　[145]联合着美国的一些工会组织和工人协会的全国劳工同盟于1870年8月在辛辛那提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加入上述协会”，但是由于同盟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了上风，这一决议没有实现。
　　迈耶尔被选为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该联合会在1870年秋季之前是加入全国劳工同盟的（称为纽约第五劳工同盟），同时从1869年12月起也是国际的支部（第一支部）。迈耶尔没有能够出席代表大会，而是由左尔格代表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的。——第149、150页。
　　[146]指爱·凯洛格的《新的货币制度》（《A　New　Monetary　System》）一书，显然马克思最初看到的是翻译本。1871年2月左尔格给他寄了纽约出的第一版。这本书连同马克思作的边注和记号保存下来了。——第149、179、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