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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拉法格



巴黎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罗朗：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提出您为候选人[562]。
　　同时请您注意巴枯宁的走狗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注：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383]）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对此产生怀疑[563]。
　　为了使您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27]伯尔尼［注：此处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564]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注：亨·海涅《目太斯》第一部分。——编者注］。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222]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565]，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末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末，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它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可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知识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老贝克尔愚蠢到如此程度，竟听任巴枯宁把他在一定程度上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只是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经过仔细研究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寄给你。）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领导委员会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的问题。如果不承认，那末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全部责任！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罗马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伪造。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253]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服从巴枯宁的专横命令，而巴枯宁做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进行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566]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并力图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手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这个城市中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具有极善良的意愿并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的年青人）。这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实现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派出代理人等等，这暂时还是一个谜。他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劳动挣过一文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通报——《进步报》（勒-洛克尔）和《平等报》（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383]，《进步报》是由他的一名喽罗，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某一时期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这个文件的副本在瓦尔兰那里。）但是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居德森。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的巴枯宁，忽然在法国的和所有其他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保卫者[441]。为什么？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442]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制度”，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他的钱。他对死者的颂扬使他达到了目的。他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归自己所有了。
　　另一方面，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408]。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贪求权势的野心，因为他们熟悉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直接违反国际的原则的教条。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449]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六百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两千人。吴亭（一个年青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由巴枯宁的喽罗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害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马赛曲报》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您所了解的情况已足够在我们的巴黎支部中制止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罗朗［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的来信[567]。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
　　又及：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中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您的　老尼克



　　注释：
　　[27]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戈克受同盟的委托在伦敦活动。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施加影响的企图没有得逞，便通过工联伦敦理事会领导人奥哲尔和克里默的帮助，于1869年建立同盟的伦敦委员会来压总委员会，并满足同盟抓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野心（见本卷第17—18页）。——第15、227、660、679页。
　　[222]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Programme　et　Règlement　de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见本卷第220—221页）。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第218、581、661页。
　　[253]在总委员会的坚持下，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1869年4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第256、663页。
　　[383]巴枯宁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未能掌握第一国际的领导，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平等报》的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早在1869年11月6日第42号报纸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关于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例的第二、三条。11月13日发表了第二篇社论，建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1月28日报纸又发表文章鼓吹放弃政治，并在12月11日的一篇题为《思考》（《Réflexions》）的社论中，激烈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年12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于1870年1月1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分发给国际各支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第405、412、660、664页。
　　[408]马克思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年春季，他们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69年逝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纲领规定支部的任务如下：“1.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状况本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则；2.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中建立国际支部；3.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和西欧劳动阶级之间的巩固的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创刊号）
　　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俄国支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经试图同俄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支部实际上在1872年停止了活动。——第428、452、665页。
　　[441]巴枯宁在3月2日和3日《马赛曲报》第72和73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三十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赫尔岑、奥格辽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年3月5、12和19日《进步报》第10、11和12号上全文转载了追悼信。——第453、664页。
　　[442]指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格辽夫转交给涅恰也夫。1870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第453、664页。
　　[449]在《平等报》编辑部改组后（见注383和409），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1870年4月4—6日于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应届代表大会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多数票。代表大会议程列有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政治斗争的态度问题，巴枯宁分子则与日内瓦各支部相对立，引证伪造的法文本章程，提出了完全放弃政治斗争的说教。由于巴枯宁的坚持，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讨论接受新成立的各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问题。在是否接受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实际上由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实行领导的、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支部，以及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分裂发生了，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独立地继续开会。马克思所提到的关于在拉绍德封发生分裂的报道，发表在1870年4月9日《平等报》第15号上。
　　同盟的支持者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在纽沙特尔出版，后来又于1870年4月11日至1871年5月12日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在1870年4月初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同盟的支持者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4月12日总委员会委托荣克收集补充材料，并在4月和5月收到详细材料之后，于1870年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第461、665页。
　　[562]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在1870年4月18日和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见注470）。拉法格认为，他自己不作为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而作为伦敦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较为适宜。他请求马克思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权的问题。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授予拉法格代表权。——第660页。
　　[563]劳拉·拉法格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马克思关于罗班的分裂活动的警告已转给弗兰克尔。——第660页。
　　[564]指1868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维护自己的提案，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几次发言。他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关于退出和平同盟的声明，都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14—15号上（并见注282）。——第661页。
　　[565]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传布和发展圣西门学说的一批圣西门信徒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1830年根据巴札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一本反映圣西门主义者对继承权的看法的书，见《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阐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页（《Doctrine　de　SaintSimon.Première　année.Exposition.1829》.Paris，1830，pp.143—169）。——第661页。
　　[566]指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见注286）。1869年夏在总委员会里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月3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4—416页）。马克思的报告1869年9月11日由埃卡留斯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第663页。
　　[567]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8日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称劳拉为罗朗，因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是保尔-罗朗。——第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