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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寄来福格特的拙劣作品［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下面再详细谈它。
　　敦克尔也许已经告诉您，我向他提供了一篇类似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注：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他愿意承印，但提出关于“原则性怀疑”的保留条件。对某一作品中的原则承担责任的是出版者而不是作者，这对我来说虽然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我仍然作了努力（尽管白费力气）去弄清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要知道，敦克尔是不希望他的出版社成为《人民报》的一个简单的附属品的，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过《人民报》。最后，我想起敦克尔可能探听到，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同您持有不同的见解，由于过分尊重您的小册子［注：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他才提出这种保留条件。我深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我只要提醒您注意此事，您就会让敦克尔对此放心的。我知道，您对问题是抱客观态度的，如果有人猜测，您仅仅由于某一作品在这个间题上与您的观点不一致，就会哪怕是稍微表示不希望出版该书，那末您会觉得这是对您的侮辱。说实在的，我考虑了很久才下决心提醒您注意此事，因为我担心您可能单是由于我认为别人可能有这种猜测而生我的气。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就无法解释敦克尔的怀疑。
　　要对付福格特是毫不费力的。这种被重新搬出来的陈词谰调，我们早在八年前就揭穿了[425]（关于这一点，藏在偏僻角落里的日内瓦的庸夫俗子是一无所知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清算它，让它只剩下从福格特身上散发出来的他那种特有的臭气。不过，布林德的声明、比斯康普的声明[426]、特别是鲁普斯的声明[46]已经使这个家伙声誉扫地，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真的无事可做了。此外还要加上沙伊伯勒关于传单《警告》的来源的声明[62]。这项声明将把整个奥格斯堡的诉讼[16]勾销，并且最后会迫使福格特在伦敦起诉，如果他要提出相反的证据的话。因此，我们自然必须重新翻阅我们所存的全部文献，从那里面可以找出这整个民主主义集团的历史，根据这个历史我们就能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完蛋。对这个无知的福格特，我们还要给他个厉害看看，尽管他有泰霍夫的信（况且这封信是他偷来的）37，又有他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内瓦的流言蜚语，他又认为，我们其余的人都象他一样的无知、一样的卑鄙和一样的胆怯。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恩格斯



　　注释：
　　[425]指由于1852年发生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传布的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流言蜚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这些流言蜚语，并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活动的真正性质。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第445页。
　　[426]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刊登的比斯康普1860年2月9日的声明，揭露了1860年2月6日《每日电讯》发表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的诽谤性质，该文转述了《国民报》的两篇有福格特的捏造内容的社论(见注9)。比斯康普主要是证明福格特对他本人所做的论断不符合事实。
　　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声明，标题是《反对卡尔•福格特》(《Gegen Karl Vogt》)，布林德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布林德所做的一系列论断。此外，布林德在声明中暗示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集团有联系。—一第445页。
　　[46]威廉·沃尔弗的声明驳斥了福格特和《国民报》关于沃尔弗似乎起草了告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并把它交给了警察当局的诽谤性捏造，这个声明注明的日子是1860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7页）。——第26、445页。
　　[62]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登载了布林德的朋友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断言，传单《警告》（见注42）的作者是他本人。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证明，传单的真正作者是布林德，而沙伊伯勒是个冒名顶替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3—525页）。——第43、445页。
　　[16]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1859年10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1859年6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Cöln，1850）。——第11、14、430、446页。
　　[37]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　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0—487页）。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54、446、453、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