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由此可以看到，为什么商人和国君一起反对农民和骑士｝，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等等。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末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末，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就象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第296页）
　　“……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作伴。因为他们把一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938］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象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象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我担心，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第297页）

　　“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10古尔登，就是说每一百收取30。[161]有人还加上瑙堡集市，因此，每一百要收取40，是否有比这更多的，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在莱比锡，一个有100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民。如果他有1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1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000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年就会收取4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国君。如果他有100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内吃掉整个世界。”（第312—313页）[162]

　　“对于富人，我们不应当从外表举止上去判断，因为他身穿羊皮袄，生活阔绰，冠冕堂皇，巧妙地掩盖了狼子野心。因为福音书谴责他不是由于他犯了奸淫罪、杀人罪、抢劫罪、渎神罪，或者世人或理性会谴责的某种罪行。他的确和那个与众不同的、一礼拜禁食两次的法利赛人一样，过着端正的生活。”｝

　　“十五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象它给了人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塞涅卡以自然的理性说道：如果恶习成自然，那就无可救药了。德国成了它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卑鄙的贪婪和高利贷把它彻底毁灭了……
　　首先谈借贷。当人们贷出货币，并为此要求或取得更多的或更好的东西时，这就是高利贷，它受到所有的法律的谴责。因此，所有那些从贷出的货币中每一百收取五、六或更多的人都是高利贷者，他们都懂得要照此行事，他们被称为崇拜贪婪或钱财的奴仆……因此，对于谷物，大麦和其他等等商品我们也应该这样说，如果为此要求更多的或更好的东西，这就是高利贷，就是偷盗和抢劫财物。因为借贷的意思是：我把我的钱财或用具在某人需用时，或者说在我能够并且愿意时，借给他使用，他过一定时间要按照我借给他的原样还给我。”
　　“因此，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在末日审判以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
　　“高利贷者老爷会这样说：朋友，按照目前的情况，我按每一百收取五、六或十的利息借钱给我的邻人，那是对他提供很大的服务。他感谢我这种借贷，把它看成一种特别的行善。他再三向我请求，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提议每一百古尔登送我五个、六个或十个古尔登。难道我就不能从高利贷问心无愧地得到这些古尔登吗？……
　　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但是谁取得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一切名为对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罪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罪犯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侍奉他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诗人们记述，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答应乌利斯，要对他表示友好，那就是先吃掉他的同伴，最后再吃掉他。是啊，这也是一种服务和很大的行善！
　　现在贵族和平民，农民和市民都在热心从事这种服务和行善；他们大量收购、囤积、造成物价昂贵，［941］抬高了谷物、大麦以及人们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价格，然后擦擦嘴巴说：是啊！人必须有他所必需的东西，我让它为人们服务，虽然我可以而且有权把它留归自己。于是，上帝也被巧妙地欺骗和愚弄了……现在，人都成了圣人……现在，没有人再会放高利贷，没有人会贪婪和为非作歹了，世界已经完全成了神圣的世界，每个人都为别人服务，没有人会去损害别人了……
　　如果高利贷者这样来提供服务，那也是为害人的魔鬼服务，虽然一个贫困的人是需要这种服务的，而且他必须把他没有完全被吃掉看作是一种服务或行善……
　　如果他想得到钱，他就会为你［注：高利贷者。——编者注］，而且必须为你提供这样的服务｛支付高利｝。”

　　“［可能发生而且会常常发生下述情况：我，汉斯，借给你，巴塔扎尔，100古尔登，条件是到米迦勒节时我必须收回来；如果你耽误了，我就会因此遭受损失。米迦勒节到了，你没有偿还我这100古尔登。我没有钱支付，法官就逮捕我，把我投入监狱，或使我遭受其他的不幸。我坐牢，我的营养，我的健康都遭受重大损失。这都是由于你的耽误，你以怨报德。这时我该怎么办呢？我继续遭受损失，是因为你耽误拖延，你多耽误拖延一天，我就多遭受一天损失。谁应该承担或赔偿这种损失呢？这种损失直到我死都会成为我家无法容忍的客人。］
　　好吧，这里单从世俗和法律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神学放到以后谈），你巴塔扎尔应该在100古尔登之外赔偿我由此引起的全部损失以及一切费用。｛路德在这里把费用理解为贷出者本人因不能偿付自己的债务而引起的诉讼费等等｝……因此，就是从理性和自然法来看，你赔偿我的一切，即本金和我所受的损失，也是公平的……这种损失在法律书上，拉丁文叫interesse……
　　除了这种损失还可能造成其他损失：如果你巴塔扎尔到米迦勒节不偿还我这100古尔登，而我本来有机会购买花园、田地、房屋或任何可为我和我的孩子提供很大好处或养活我们的东西，现在我就不得不放弃这种机会，由于你的耽误和拖延，你使我遭受到损失，并妨碍了我，使我再也不能买到这些东西……这样，我把它们贷放给你，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也就是我在两方面都不得不受到损失，这就叫作双重损失：既遭受损失，又丧失利益……
　　他们听说汉斯贷放100古尔登受了损失，并要求适当的赔偿，就急忙趁此机会对每100古尔登都索取达双重损失的赔偿，即为不能支付的损失和失去购买花园的机会所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好象每100古尔登都自然会生出这样双重的损失一样。因此，只要他们有100古尔登，他们就会贷放出去，并按照他们实际上没有受到的这样双重的损失来要求赔偿……
　　既然谁也没有使你受损失，并且你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计算这种损失，你却从邻人手里取得货币来赔偿你虚构的损失，因此，你就是高利贷者。法学家把这种损失不是叫作实际的损失，而是叫作幻想的损失。这是各个人为自己而想象出来的损失……
　　因此，［942］说我可能会受损失，因为我可能既不能支付也不能购买，是不行的。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就是从偶然生出必然，就是无中生有，就是从未必会有的东西生出确实会有的东西。这种高利贷，要不了几年，不就会把整个世界吞掉了吗？……
　　贷出者必须得到赔偿，这种情况是一种偶然的不幸，是不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这种交易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费尽心机编造损失，让贫苦的邻人来赔偿，企图以此为生和发财致富，靠别人的劳动、忧患、危险和损失而使自己过着骄奢淫逸和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坐在火炉旁边，让我的100古尔登在国内为我搜集钱财。因为这是贷放出去的货币，所以终归要保存在我的钱袋里，没有任何危险，一点也不用担忧。朋友啊，谁不乐意这样做呢？
　　贷款是如此，贷谷物，贷葡萄酒和类似的商品也是如此，都可能有这样双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不是从商品本身自然生出的，而可能是偶然生出的，因此，在这种损失真正发生并得到证实以前，就不能算作损失……
　　高利贷必然会出现，不过，高利贷者是要倒霉的……
　　所有明智的异教徒也都非常严厉地谴责高利贷。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高利贷是违反自然的，因为它取得的总是比给予的多。这就废除了一切美德的手段和尺度，即所谓的对等交换，算术上的相等……
　　但是，拿别人的东西，偷窃或抢劫别人，是一种无耻生涯，这种人，对不起，就叫作盗贼，通常要处以绞刑；而高利贷者是高尚的盗贼，坐在安乐椅上；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坐在安乐椅上的强盗……
　　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凡是吸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杀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
　　重利盘剥者和高利贷者会大喊大叫：要遵守契约，要遵守盖了章的东西！法学家对此立即作了很好的回答：那是邪恶的契约。神学家也说，给恶魔立的契约，就是用血签的字盖的章也无效。因为凡是违反上帝、法律和自然的东西都等于零。因此，国君（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应该立刻干预这件事，毁掉印章和契约，而不考虑……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贫苦之中（到什么程度，由他决定），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943］永远成为他的奴隶。这时，他的心在欢跳，血在畅流。他披上貂皮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穿着华丽的衣服，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比上帝自己还仁慈得多，比圣母和一切圣徒还友爱得多……
　　异教徒描写了海格立斯的伟大功勋，描写他怎样打败了许多怪物和可怕的恶魔，拯救了国家和人民。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象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所以，高利贷者和守财奴绝不是正直的人，他也作恶多端，毫无人道，他必然是一只恶狼，比一切暴君、杀人犯和强盗还凶狠，几乎和魔鬼一样可恶，但却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被当作朋友和市民那样受到共同的保护和亲善，可是他进行抢劫和谋杀，比一切敌人、杀人放火犯还凶狠。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把一切守财奴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

　　“拥有金银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它提供了选择有利的购买时机的可能，它逐渐导致银行家行业的产生……银行家和旧的高利贷者不同，他贷款给富人，很少或根本不贷款给贫民。因此，他贷款时冒的风险较小，贷款条件可以较低；由于这两个原因，他就避免了民众对高利贷者的那种憎恶。”（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44页）

　　“能购买一切东西的货币的采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贷款给土地所有者的贷出者的利益的维护，引起了为偿还债务而使土地所有权合法让渡的必要性。”（约翰·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1759年伦敦第4版第124页）
　　［944］“按照托马斯·卡耳佩珀（1641年）、约瑟亚·柴尔德（1670年）、帕特森（1694年）的看法，财富取决于金银的利息率的哪怕是强制性的降低。这种看法在英国占统治地位几乎达两个世纪。”（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58—59页］）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首先对牧师有严格的规定。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而且票据业务还不发达。因此，利息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2/3）％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1/3）％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那规定12+（1/2）％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命令中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7年波恩版第2集第55—57页）

　　高利贷在罗马最初是自由的。十二铜表法（罗马城建立后303年）“规定货币的年利息为1％（尼布尔说是10％。）……这些法令很快就被破坏了……杜伊利乌斯（罗马城建立后398年）重新把年利率限制为1％（增长额为一盎斯）。在408年，这一利率降到1/2％。在413年，护民官格努齐乌斯主持的全民投票绝对禁止了有息贷款……在一个禁止市民从事产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共和国，也禁止从事货币贸易，那是不奇怪的。这种情况延续了三百年，直到迦太基陷落。［后来允许收取不超过］12％的年利率。普通年利率是6％……查士丁尼规定的利率为4％。在图拉真时期，五盎斯的利息就是5％的法定利息……公元前146年，埃及法定的商业利息是12％”。（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2卷第259—263页）［944］

　　“一个用借款来牟利的人，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款人，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公道的原则。一个人通常是通过商业来牟利的。但是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纪，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是有道理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由于不幸而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第163页）
　　“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10％，詹姆斯一世限为8％，查理二世限为6％，安女王限为5％。”（第164—165页）“那时候，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象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规定的；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规定的。如果贷款人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末，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贷款人的口袋里。附加在商品上的这种追加价格，使群众减少了购买这些商品的能力和兴趣。”（第165页）

　　“要知道一个国家是穷还是富，只要问：货币利息的价格怎样？”（第74页）
　　“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坚固的地点上……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是财富的结果。”（第120页）
　　“当利息降低时，那些收回他们的贷款的人就不得不去购买土地〈土地价格由于购买者人数的增加而上涨〉，或者把货币投入商业。”（第133页）
　　“当利息是6％时，谁也不会为了仅仅得到8—9％的利润而去冒险从事海运业，而得到4％或3％的利息的荷兰人，对这个利润却非常满意。”（第134页）
　　“低利率和土地的高价格迫使商人继续不断地从事商业。”（第140页）
　　“利率的降低能使一个民族养成节约的习惯。”（第144页）
　　“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末，压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同一件事［950ｂ］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决不是荒谬的。”（第155页）
　　“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通过立法也能做到降低利息。”（第156页）
　　“我是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