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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III)
（3）霍吉斯金 《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1825年伦敦版。 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 第一部匿名的著作也是霍吉斯金写的。如果说前面谈到的那些小册子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小册子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那末霍吉斯金的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第一部著作，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至今仍然可算是（参看约翰·莱勒《货币和道德》1852年伦敦版［第ⅩⅩⅠⅤ页和第319—322页］）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里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两部著作。 ［（ａ）资本的非生产性的论点是从李嘉图理论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在《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这本小册子中，作者正象书名所表明的那样，想证明“资本的非生产性”。 李嘉图从来没有断言资本就生产价值的意义来说是生产的。李嘉图认为，资本加到产品上的只是它自己的价值，而它自己的价值则取决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只是作为“积累劳动”（更确切地说，作为［864］物化劳动）才具有价值，它只是把它的这一价值加到它所加入的产品中去。的确，李嘉图在一般利润率问题上犯了前后矛盾的错误。而这也正是他的反对者们用来抓住他的一个矛盾。 至于谈到生产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资本的生产性，那末，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看来，一般说，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不过是指过去的有用劳动的产品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象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这个词完全是多余的，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小麦可以食用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本，而是因为它是小麦。羊毛的使用价值是它作为羊毛所固有的，而不是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同样，蒸汽机的作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蒸汽机不是“资本”，不属于工厂主而属于工人，它会提供同样的服务。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所有这些物之所以能提供服务，是因为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更不是作为资本，同加到它们身上的劳动发生关系。它们在这里是生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劳动生产率实现在作为自己的物质的它们身上，原因在于它们作为实际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属性，而不在于它们作为独立地同工人相对立、同工人相异化的条件、作为体现在资本家身上的活劳动支配者的那种社会存在。按照霍普金斯（不是我们的霍吉斯金）的正确说法[94]，它们在这里是作为财富，而不是作为“纯”财富，是作为产品，而不是作为“纯”产品被消费和被使用的。固然，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也和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一样，这些物在同劳动的关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和它们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的实际特性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它们仍然是劳动产品，仍然不过是劳动自由支配的对象。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劳动把它本身所创造的，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上所创造的物的世界占为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动必须和它的材料相适应外，它们决不表示这些物对劳动的任何其他支配权，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劳动了。 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末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相反，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受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霍吉斯金本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战中是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狭隘的观念出发的。既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描述成永恒的生产关系，他们就把资本归结为劳动对它的物质条件的一般关系，这种一般关系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并不包含资本的特殊性质。在他们认为资本创造“价值”时，他们中间一些最优秀的人——［特别是］李嘉图——都承认，它除了创造它从劳动中过去得到以及现在不断得到的价值以外，并没有创造别的价值，因为一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是由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由产品作为活的现在劳动的结果而不是过去劳动的结果这样一种关系决定的。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正象李嘉图着重指出的那样，恰好表现在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不断贬值上。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谈。作为“劳动的使用者”[95]的资本所含的奥妙，他们却没有说明，他们只是不断无意识地把这种奥妙说成是某种同资本的物的性质不可分离的东西。 ［867］[96]第一本小册子［注：指匿名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编者注］从李嘉图的理论中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这一点同李嘉图的反对者和追随者所做的相反，因为他们死抱住李嘉图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不放。 第二本小册子［注：指莱文斯顿的小册子《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编者注］也和李嘉图的反对者和追随者相反，更准确地规定了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相对剩余价值。李嘉图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避开了莱文斯顿所作的结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增加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 最后，第三本小册子［注：指霍吉斯金的匿名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编者注］把作为李嘉图论述问题的必然结果的总的论点表达出来了：资本是非生产的。这一点是针对托伦斯、马尔萨斯等人的，因为这些人继续发展李嘉图学说的一个方面，把他的“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这个论点变成了“资本是价值的创造者”这样一个相反的论点。同时，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反驳了劳动绝对取决于作为劳动存在条件的现有资本量这个论点，这个论点贯穿在从斯密到马尔萨斯的著作中，特别是被马尔萨斯（也被詹姆斯·穆勒）奉为绝对教条。 第一本小册子是以这样的命题结束的：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注：见本册第279—282页。——编者注］
［（ｂ）反驳李嘉图的资本是积累劳动的定义。关于并存劳动的见解。对物化的过去劳动的意义估计不足。现存财富同生产运动的关系］霍吉斯金认为“流动资本”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社会劳动的并存（“并存劳动”），而积累只不过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积累，所以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 “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是一个东西……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意思。”［《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33页］
这一切都只是加利阿尼的命题的进一步发展： “真正的财富是……人”（《货币论》，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3卷第229页）。
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87]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有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霍吉斯金的错误在于：在研究资本的生产性时，他没有区别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交换价值的生产。 其次（但是从历史上说这是有它的理由的），他所考察的资本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发现的资本。一方面，资本（在它加入实际劳动过程的情况下）被说成是劳动的单纯的物的条件，或者说只具有劳动的物质要素的意义；而且（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不过是用时间来计算的一定的劳动量，也就是和这一劳动量本身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尽管资本在它出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情况下，实际上不过是劳动本身的名称，是劳动的别名，它却被说成是支配劳动和决定劳动的力量，是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是同劳动无关的财富。而这是没有任何中介过程的。这就是霍吉斯金在他的前辈那里发现的东西。他针对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发展的欺人之谈，阐述了这一发展的真实情况。 “资本是一种神秘的词，就象教会或者国家，或者由宰割其他人的人为了掩盖拿刀的手而发明的普通术语中的其他任何词一样。”（《保护劳动》第17页）
其次，霍吉斯金按照他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发现的传统，区分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而且他所理解的流动资本，主要是指流动资本中由工人的生活资料构成的或用作这种生活资料的部分。 “政治经济学家们断言，没有过去的资本积累，分工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产生的结果，是由并存劳动引起的”。（第8—9页）
面对着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粗陋的理解，霍吉斯金有权说“流动资本”只是特殊“商品”的“储备”的“名称”。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说明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只能从物质上去理解“流动”资本。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资本的一切［868］区别，——其实是资本流通过程本身，——事实上都不过是作为再生产过程因素的（由于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而取得资本性质的）商品的形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在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分工就是生产某种商品的特殊劳动分为一定数量的简单的、在不同工人之间分配而又相互联系的工序，它以行业划分这种社会内部即作坊外部的分工为前提。另一方面，作坊内部的分工又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产品本身越片面，它所交换的商品越多样化，表现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系列越大，它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它的交换价值就越不取决于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直接存在，或者说，它的生产就越不取决于它的生产者对它的消费，越不取决于它作为它的生产者的使用价值的存在。情况越是这样，产品就越能作为商品来生产，因而也就越能大量地进行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产品生产者无关紧要这一事实，会在产品生产的总量中在量上表现出来，即使该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他自己产品的消费者，这个总量同该产品生产者的消费需要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作坊内部的分工是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之一，因而也是［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生产方法之一。因此，作坊内部的分工是以社会内部的行业划分为基础的。 市场的大小有两层意思：第一，消费者的数量，他们的人数；第二，也包括彼此独立的行业的数量。即使前者的数量不增加，后者的数量也可能增加。例如，当纺纱和织布从家庭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时，所有土地耕种者就都成了纺纱者和织布者的市场。同样，后两者由于他们的行业划分现在也互为市场。社会内部分工的前提首先是不同种类劳动的相互独立，即它们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相互对立，并且通过交换，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作为商品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在中世纪城市禁止农村从事尽可能多的职业。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排除竞争，——亚·斯密在这里只看到这一点，——而且是为了给自己开辟市场。）另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分工要得到适当的发展，就必须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前提。作坊内部分工的发展更是以这种人口密度为前提。以前一种分工的一定发展程度为前提的这后一种分工，又从自己这方面同前一种分工相互发生作用，并增进前一种分工，因为它把从前相互有联系的行业分为彼此独立的行业，增加和分化它们所间接需要的准备工作，同时，由于生产和人口的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它还创造出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新的方法。 因此，霍吉斯金说“分工”不是被称为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的结果，而是“并存劳动”的结果，如果这里他所说的分工是指行业划分，那就是同义反复。这只是意味着分工是分工的原因或结果。因此，霍吉斯金所指的只能是：作坊内部的分工是以行业划分、社会分工为条件，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不是“商品储备”造成这种行业划分，从而造成作坊内部的分工，而是上述行业划分（和分工）表现在商品的储备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在产品的储备变为商品的储备这一点上。｛但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 ［869］但是，如果在经济意义上（见杜尔哥、斯密等的著作）说“过去的资本积累”就是分工的条件，那末，这是指作为资本的商品储备事先在劳动的买者手里的积聚，因为作为分工的一个特点的这种协作形式，是以工人的集结，因而以他们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活资料的积累为前提，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以劳动不断进行所必需的原料、工具和辅助材料数量的增加为前提（因为劳动不断需要大量这些东西），一句话，以大规模生产的客观条件为前提。 在这里，资本积累不可能指“作为分工条件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劳动工具数量的增加”，因为，如果把资本积累理解为这种资料的积累，那它就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前提。 在这里，资本积累也不可能意味着在新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以前，工人的生活资料一般就必须具备，或者说，工人已经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必须用作新的生产的原料和劳动资料。因为这是一般的劳动条件，在分工发展以前也同样是如此。 一方面，从物质要素的观点来看，积累在这里无非是指：分工使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积聚成为必要，而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在以前，当劳动者在各个行业中（在这种假定下，行业不可能是很多的）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去完成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所需要的所有不同工序的时候，是零星分散的。这里的前提不是绝对的增加，而是积聚：把较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集结在一点，而且比集结在一起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多。例如，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所需要的亚麻（与其人数相比）就比一切以副业方式纺麻的农民和农妇所需要的多。因此就有工人的集结以及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的积聚。 另一方面：在产生这一过程的历史基础上（工场手工业，即以分工为特点的工业生产方式，就是从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积聚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即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作为被迫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集结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别人的力量独立地同他们相对立，而这一点包括：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也就是上述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或者同样可以说，依靠货币而拥有的对它们的支配权，掌握在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里，他们因此变成了资本家。劳动者丧失劳动条件表现为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离开劳动者而获得独立，或者说，表现为资本家支配这些劳动条件。 所以，象我指出的那样[97]，原始积累无非是那些作为同劳动和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 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的不是对货币的占有。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上述分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因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存在，是既定的；这是生产本身的不断再生产出来和不断扩大的基础。 积累现在通过把利润，或者说剩余产品，再转化为资本而成为经常的过程，因此，数量已经增加了的、同时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再生产条件的劳动产品，经常作为资本，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但是这样一来，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产品再转化为劳动条件，就成了资本家的特殊职能。愚蠢的政治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事情如果不在这种对抗的特殊形式上进行，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他的脑子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是和这种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积累——分不开的。 ［870］积累只是把原始积累中作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产生的过程，作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出现的东西表现为连续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家们为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所束缚，陷入了双重的、但是互为条件的概念的混淆。 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从一种关系变成一种物，变成“商品储备”（这时他们已经忘掉商品本身不单纯是物），这些商品由于被用作新劳动的生产条件而被称为资本，并按其再生产方式被称为流动资本。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物变成资本，即把表现在物上并通过物表现的社会关系，看成物本身只要作为要素加入劳动过程或工艺过程就具有的属性。 因此，［一方面，］作为支配劳动的力量，作为分工的先决条件的原料和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在不劳动者手里的积聚（后来，分工不仅使积聚增多，而且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使被积聚的总量增多），就是说，作为分工条件的资本的预先积累，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意味着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量的增加或积聚（他们没有区别这两者）。 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末，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 如果劳动条件属于联合起来的工人，如果这些工人同劳动条件的关系，就象同自然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同他们自己的产品和他们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的关系一样，那末，分工似乎就不是同样可能的（虽然分工在历史上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以它只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出现）。 其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因为资本已经占有的那些劳动产品现在因此而以资本的形式同工人相对立，所以很明显，剩余产品转化为劳动条件，只能从资本家那里开始，并且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资本家把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劳动产品变成获取新的不付等价物的劳动的生产资料。因此，扩大再生产就表现为利润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资本家的节约，资本家不是把他无代价地得到的剩余产品吃光，而是把它重新变为剥削劳动的手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把它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其中也包括把剩余产品转化为劳动资料。因此，政治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如果剩余产品事先不从工人的产品转化为他的雇主的财产，以便以后重新用作资本并重复过去的剥削过程，剩余产品就不能充当新的生产的要素。一些蹩脚的政治经济学家把贮藏和货币贮藏的观念也归入这一点。甚至一些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李嘉图，也把关于禁欲的观念从货币贮藏者那里移到资本家身上。 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霍吉斯金本人也没有这样来理解资本。只要这样的理解是为资本辩护的话，它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资本的辩护进行辩护，而是相反地否定他们的辩护。因此，霍吉斯金同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关系。 就霍吉斯金和政治经济学家们之间存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论战的性质看来是预先确定了的并且是很简单的。霍吉斯金本来只是应该借助政治经济学家们“科学地”发展了的一个方面，来反对他们不加考虑地、无意识地和天真地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接受来的拜物教观念，并且大致这样说： 如果工人想利用自己的产品来进行新的生产，那就必须把过去劳动的产品（一般说，劳动产品）当作材料、工具和生活资料来使用。他的产品的这种一定的消费方式是生产性的。但是，对工人的产品的这种使用，工人消费自己产品的这种方式，同这种产品对工人本身的支配，同这种产品作为资本的存在，同原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掌握［870ａ］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以及同工人被剥夺了对他们产品的所有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同工人首先必须白白地把自己的产品交给第三者，以便后来用自己的劳动再从第三者那里把它赎回来，为此他不得不付给第三者比产品里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来交换这一产品，并且这样来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剩余产品，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过去劳动表现在两种形式上。第一，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生产过程要求工人把这一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消费，而把另一部分用作原料和劳动工具。这一点属于工艺过程，它只是表明，工人为了把他们的产品变成生产资料，他们在工业生产中应当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产品。 第二，过去劳动表现为价值。这一点只是表明工人的新产品的价值不只是代表他们的现在劳动，而且代表他们的过去劳动，表明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扩大旧价值，同时正因为他们扩大了旧价值，于是就保存了旧价值。 资本家的要求同这一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既然资本家占有劳动产品，占有过去劳动的产品，他就因此拥有占有新产品和活劳动的手段。但这正好是引起抗议的行动方式。“分工”所必需的预先的积聚和积累恰恰不一定表现为资本的积累。从它们是必需的这一点出发，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家必须支配那些由昨天的劳动为今天的劳动创造的条件。如果资本的积累［根据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意见］无非就是劳动的积累，那末这决不包含它必须是别人劳动的积累这样一种意思。 但是霍吉斯金没有走这条简单的道路，初看起来这是很奇怪的。在反对资本的生产性（首先反对流动资本的生产性，但是更反对固定资本的生产性）的论战中，他好象是在反对或者否定过去劳动本身或它的产品作为新劳动的条件对再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是反对或者否定过去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对于作为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劳动的重要性。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引起的呢？ 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把过去劳动同资本等同起来——过去劳动在这里既从具体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的意义上来理解，也从社会劳动，即物化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所以很明显，他们作为资本的品得［注：歌颂者、赞美者（品得是古希腊诗人）。——编者注］，当然会把生产的物的要素提到首位，并且同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物的要素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劳动成为资本，当它和自身相对立，当它的被动的一面和它的能动的一面相对立的时候，它才是适合的。因此，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等等。在所有这些见解当中，过去劳动不是仅仅表现为活劳动的物的因素，从属于活劳动的物的因素，而是相反；不是表现为活劳动的权力要素，而是表现为支配这种劳动的权力。为了也从工艺上为特殊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和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以致不是工人使用这些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辩护，政治经济学家们赋予劳动的物的因素以一种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虚假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霍吉斯金才相反地坚持认为，这种物的因素——从而一切物化财富——同活的生产过程比较起来，是极不重要的，它实际上只是作为活的生产过程的因素才具有价值，而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里，霍吉斯金有点低估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的意义，不过这一点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拜物教时是很自然的。 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而在它的理论表现上，即在政治经济学上，过去劳动只表现为劳动本身给劳动创造的基础等等，那末这种争论便不可能发生。争论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生活中，以及在它的理论中，物化劳动表现为同劳动本身的对立，同活劳动的对立。正象在受宗教束缚的思维过程中，思维的产品不仅要求支配思维本身，而且实现了这种支配一样。 ［865］因此，霍吉斯金的命题 “那些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产生的结果，是由并存劳动引起的”（第9页）
其意思首先是说：活劳动的同时并存，引起了大部分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过去劳动产品产生的结果。 例如，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是由生活资料的储备构成的，资本家积累这些生活资料，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是为了在工人劳动时维持工人的生活。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都最大，所以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商品量也最大，虽然如此，储备的形成却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资本家积累生活资料的储备这一见解中，仍然流露出对货币贮藏者所实现的积累即贮藏的回忆。 这里首先应当把消费基金撇开，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和工业生产。一切属于个人消费范围的东西，无论它消费得较快还是较慢，都不再成为资本｛虽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再转化为资本，例如房屋、停车场、容器等等｝。 “当时，欧洲所有的资本家是否都拥有供给他们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一个礼拜的食物和衣服呢？让我们首先来考察食物问题。人民的一部分食物是面包，它经常只是在食用以前几小时才烤出来……面包业主的产品不能贮藏。做面包的原料，无论是小麦还是面粉，没有不断的劳动就根本不能保存……纺纱工人确信在需要面包的时候就能得到面包，他的雇主确信他付给工人的钱能使工人买到面包，这些都不过是由以下事实产生的：在需要面包的时候，总是可以得到面包。”（第10页）
所以，我们首先指出：“工人的另一种食物是牛奶，而牛奶的生产……一天两次。如果说乳牛已经有了，那末对于这一点应当这样来回答：它需要经常的照料和经常的劳动，它的饲料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饲料作物每天生长的结果。它放牧的田野需要人手……肉类的情况也是一样。肉类不能贮藏，因为肉类刚一上市，就已经开始要坏。”（第10页） 甚至拿衣服来说，由于怕虫蛀，“衣服的储备，同衣服的总消费比较起来，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第11页） “穆勒说得对：‘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年内就被消费掉’，所以实际上不能积累起使人们能够完成持续一年以上的全部工作所需的商品储备。因此，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应当指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应当指望由其他人劳动和生产出他们在完成自己产品的劳动期间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即使工人同意，为了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必须积累一些流动资本……那末很明显，在进行持续一年以上的全部工作的过程中，工人不指望也不可能指望积累的资本。”（第12页） “如果我们适当地注意到那些创造财富的、不能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的数量和重要性，也注意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无数的、每天劳动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生产出来以后又立即被消费掉，那末，我们就会懂得，每一项不同种类劳动的成效和生产力取决于其他人的并存生产劳动的程度，总是比取决于流动资本的任何积累的程度大。”（第13页） “资本家能够养活，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商品储备，而是由于他有支配一些人的劳动的权力。”（第14页） “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第12页） “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由于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流动资本也可以完成。”（第13页） “工人人数总是必须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或者，照我的说法，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第20页） ［866］“流动资本……只是为了消费才创造出来；固定资本……不是为了消费，却是为了帮助工人生产消费的物品而生产出来。”（第19页） “每一项不同种类劳动的成效和生产力取决于其他人的并存生产劳动的程度，总是比取决于流动资本的任何积累（即“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程度大。”这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和“并存劳动的产品”对立的。
｛在每一单个的生产部门内部，资本中归结为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的部分总是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成为前提。不能纺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棉花，不能使尚待制造的纱锭转动，不能烧还未从矿井里开采出来的煤。因此，它们总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存在形式加入［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存的劳动取决于以前的劳动，而不只是取决于并存劳动，尽管这种以前的劳动，无论以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的形式出现，总是只有作为活劳动的物的因素（仅仅作为生产消费即劳动消费的因素）同活劳动相接触，才具有某种用处（生产上的用处）。但是在考察流通和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同时还看到，商品被制造出来并转化为货币以后，它之所以能再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的一切要素被“并存劳动”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98]。 在生产中有两种运动。我们拿棉花作为例子。它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最初它作为子棉生产出来，然后经过许多道工序，直到适合出口，或者，如果是在本国进一步加工，它就要直接转到纺纱者手里。然后，它从纺纱者手里转到织布者手里，从织布者手里转到漂白者、染色者、整理者手里，从他们手里又转到各种各样为了专门目的而把它加工为衣服、床单等等的工厂。最后，如果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不是材料）进入生产消费，它便从最后的生产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即转为个人消费。但是这样一来，无论是为了生产消费还是个人消费，棉花都取得了它的使用价值的最终形式。在这里作为产品从一个生产领域出来的东西，又作为生产条件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样经过连续的阶段，直到最后制成为使用价值。在这里过去劳动不断表现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劳动的条件。 但是在产品这样地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在它完成这一现实的形态变化的同时，它又在每一个阶段上被生产出来。当织布者在加工纱，纺纱者在纺棉花的时候，新的子棉又处在自己的生产过程当中。 因为不断的、重新开始的生产过程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它同样是由并存劳动决定的，当产品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并存劳动就同时生产出产品的不同阶段。棉花、棉纱和布——所有这一切不只是一个在一个之后，一个由另一个生产出来，而且也是同时并行地生产出来和再生产出来。当我在考察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时，表现为以前的劳动的结果的东西，在我考察该商品的再生产过程时，也就是说，当我从该商品的不断进行的生产过程，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条件的总和，而不只是从一个孤立的行为或有限的空间来考察该商品的生产过程时，就同时表现为并存劳动的结果。这不只是经过不同阶段的循环，而且是商品在其属于特殊生产领域和形成不同劳动部门的一切阶段上的并行生产。如果同一个农民先种亚麻，然后把它纺成纱，再把它织成布，那末这些工序就有连续性，但是没有同时性，而同时性则以建立在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 如果从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来考察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那末以前的劳动，固然，只是由于它为之提供生产条件的活劳动才具有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生产条件（没有它们，活劳动就不能实现）总是作为以前的劳动的已完成的结果加入这一过程。因此，提供生产条件的那些劳动部门的协作劳动总是表现为被动的，并且作为这种被动的因素而成为前提。政治经济学家们都强调这一方面。相反，在再生产和流通中，每一个特殊领域的商品生产过程所依靠的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社会中介劳动，则表现为现在的、并存的、同时的劳动。商品以它的最初形式和它的已完成形式或连续形式同时生产出来。没有这一点，商品在完成了它的现实的形态变化以后，就不能从货币再转化为它的生存条件。［870ｂ］因此，商品只有同时表现为同时的活劳动的产品，它才是以前的劳动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所认定的全部物质财富只是包括流通过程在内的总生产源流中的一种迅速消逝的因素。｝ ［（ｃ）］所谓积累不过是一种流通现象（储备等是流通的蓄水池）霍吉斯金只是从流动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流动资本。但是一部分流动资本会不断转化为固定资本和辅助材料，只有另一部分才转化为消费品。而且，即使那部分最终转化为供个人消费的商品的流动资本，除了它作为从终结阶段出来的最终产品所具有的最后形式外，在它较早的各个生产阶段，也一直同时以还不能进入消费的最初形式存在，也就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别于产品最终形式的原料或半成品的形式存在。 霍吉斯金所谈的问题是，工人现在给资本家提供的劳动与由工资转化成的物品（这些物品实际上就是构成可变资本的使用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间有什么关系。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供消费的物品，工人就无法劳动。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说，流动资本——过去劳动，资本家积累的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劳动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分工的条件。 谈到生产条件，特别是谈到霍吉斯金所说的流动资本，通常是说，在工人生产出新的商品之前，也就是在工人劳动期间，在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还处在形成状态的时候，资本家就应当积累起工人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这里透露出一种看法，即认为资本家就象货币贮藏者那样从事积累，或者说，他就象蜜蜂采蜜那样收集生活资料的储备。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首先，我们这里谈的不是做生活资料买卖的零售商。他们当然经常要有充足的商品储备。他们的栈房、店铺等只不过是蓄水池，商品在可以进入流通之后就分配在这里。这种积累不过是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之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存在。其实，它作为商品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存在。至于它是不是已经不在第一个卖者（生产者）手里，而是在第三个或第四个卖者手里，它是不是最终转入把它卖给真正消费者的卖者手里，这对问题毫无影响。这只关系到：在中间阶段商品代表着资本（其实是资本加利润，因为生产者在商品中出卖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他的资本所赚得的利润）同资本的交换，在最后阶段商品代表着资本同收入的交换（就是说，如果商品象在这里假设的那样预定不转入生产消费，而转入个人消费）。 已经最后成为使用价值并已进入可以出卖状态的商品，作为商品处于市场，处于流通阶段；一切商品，当它们必须完成它们的第一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时，都处于这个阶段。如果这叫作“积累”，那末积累就无非是商品作为商品的“流通”或存在。因此，这种“积累”就会同货币贮藏正好相反，因为货币贮藏是要使商品永远保持在这种可以流通的状态，而这也只有以货币的形式把商品从流通中抽出来才能办到。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都是多种多样和大规模的，那末就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处于这种停顿状态，即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一句话，处于流通中，或者说，处于市场上。所以，如果从量的方面来考察，那末，大量的积累在这里无非是指大量的生产和大量的消费。 商品的停顿——商品停留在过程的这一时刻，它存在于市场而不存在于工厂或私人家里（作为消费品），即存在于商人的店铺、栈房中——只是［871］它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短暂的时刻。这种“财物世界”，“实物世界”的静止的、独立的存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驿站始终客满，但始终都是新的旅客。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不断地在生产领域中重新生产出来，出现在市场上并被消费掉。它们，不是同一些商品，而是同一种商品，始终同时存在于这三个阶段上。如果中间阶段延长，以致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末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所以，流通的中间阶段在什么地方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不只是向前运动的源流中一个短暂的停留，以及商品在流通阶段的存在在什么地方表现为积累［Aufhaufung］，这绝不是生产者的一种自由行动，绝不是生产的目的或者生产的内在的生命因素，正如血液涌向头部引起中风并不是血液循环的内在因素一样。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在市场上，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应该停滞不动，而应该只是在运动进程中作短暂的停留。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整个机构就会紊乱。所以，这种在个别点上以集中形式出现的物质财富同生产和消费的持续不断的源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斯密也认为，财富是“年度的”再生产。所以，它所注明的日期不是什么遥远的过去，而只不过是昨天。另一方面，如果再生产由于受到某些干扰而停顿下来，那末仓库等等就会空起来，就会出现匮乏，就立刻会显示出：现存财富看起来所具有的那种经常性不过是它的更替、它的再生产的经常性，是社会劳动的不断的物化。 在商人那里也存在着Ｗ—Ｇ—Ｗ的过程。商人从中获取“利润”这一点，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他出卖商品，又购买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他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又从生产者那里把商品买进来。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在这里不断地转化为货币，货币又不断地再转化为同样的商品。但是这种运动只不过是不断的再生产，即不断的生产和消费；因为再生产包含着消费。（为了能够进行商品的再生产，商品就必须卖掉，必须加入消费。）商品必须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对于卖者来说是Ｗ—Ｇ，对于买者来说就是Ｇ—Ｗ，也就是货币转化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再生产过程既然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它就包含着本身是流通因素的消费。消费本身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因素和条件。如果就整个过程来考察，商人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实际上是消费者向商人购买商品所用的货币。对于生产者来说，商人代表消费者，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商人就代表生产者；他是同一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他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纯粹从形式上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的商品的终结形态变化。消费者把他的货币转化 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以，货币转入商人之手就意味着商品的消费，或者从形式上看，意味着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只要商人再用这些货币向生产者购买，这就是生产者的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示商品转入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作为商品停留在流通中。只要Ｗ—Ｇ—Ｗ这个过程是商品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并且是现在为商人所有的货币再转化为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那末这一过程就无非表示商品不断地转入消费，因为进入消费的商品所空出的位置为此就必须由从生产过程出来现在进入这一中间阶段的商品所填补。 ［872］商品在流通中停留以及它被新商品所取代，当然还要取决于商品处在生产领域的时间的长度，因而取决于商品再生产时间的长度，随着这种时间长度的不同，商品停留的时间也不同。例如，谷物的再生产需要一年时间。例如，今年（1862年）秋季收获的谷物，只要不再用作种子，就必须足够供来年全年——直到1863年秋——的消费。它立即被投入流通（即使在农场主的粮仓里，它也是已经处于流通中了），在这里它被流通的各种蓄水池——仓库、谷物商、磨坊主等等——所吸收。这些蓄水池既是生产的排水渠，又是消费的引水渠。只要商品处于蓄水池中，它就是商品，因而就处于市场上，处于流通中。它只是点点滴滴地被年消费从流通中抽出。把它排挤出去的新商品所进行的补充，新商品的源流，只有在一年以后才会到来。因此，这些蓄水池也只是随着对已消费的商品的补充的到来而逐渐地变空。如果还有剩余，如果新的收成超过平均收成，那末就会发生阻塞。这种一定的商品在市场上占有的空间就会显得充斥。为了都能在市场上给自己找到位置，商品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价格，这样就会使它们重新运动起来。如果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量太大，那末它们就会通过降低自己的价格的办法来适应它们应占的空间。如果这个量太小，那末它们就会用提高自己的价格的办法来扩大自己。 另一方面，作为使用价值会迅速坏掉的那些商品，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也只有瞬息间的停留。它们必须转化为货币和必须被再生产出来的时间，是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所规定的，这种使用价值如果不是每天或几乎每天被消费掉，就会坏掉，因而也就不再是商品。因为如果使用价值的消失本身不是生产行为，交换价值就会和它的承担者即使用价值一起消失。 一般说来很清楚，虽然聚集在流通蓄水池中的商品的绝对量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但是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个量同年生产和年消费的总量相比，还是会减少。商品从流通到消费的转移会加速，而且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再生产的速度在下列场合会加快： （1）商品迅速地通过它的各个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在每个生产阶段缩短；这取决于商品在它的每一种形式上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缩短；所以，这是和分工、机器、化学过程的应用等等的发展同时发生的。｛随着化学的发展，人为地加速了商品从一种聚集状态到另一种聚集状态的转变，加速了它和其他物体的结合，例如染色；加速了它和其他物质的分离，例如漂白，——一句话，无论是同一些物质的形式（它们的聚集状态）的变化，还是必然产生的物质变换，都人为地加速了；至于会给植物和动物提供较便宜的物质，即花费很少劳动时间的物质，以进行植物性的和有机的再生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2）部分地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联合，即由于形成了把一定生产部门联合起来的生产中心，［部分地］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商品迅速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换句话说，缩短了间歇期间，减少了商品在一个生产阶段和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的中间阶段的停留时间，或者说，缩短了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转移。 （3）所有这些发展——各个不同生产阶段的缩短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的加快——都是以大规模生产，大量生产为前提，同时也以大量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因而也以生产的不断进行为前提，所谓不断，不是指我们刚才考察这种不断进行时所说的不断，即不是指通过各个生产阶段的彼此接近和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不断，而是指在生产中不会发生有意的中断。这种中断在为订货而生产的情况下总是会发生的，就象在［873］手工业者那里出现的那样，在本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中（只要工场手工业本身尚未被大工业改造）也还是那样。而现在生产是按资本所容许的规模进行的。这个过程并不等待需求，而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资本不断以同样的规模（且不说积累或扩大）进行工作，同时生产力不断发展和提高。因此，生产不仅进行得很快，使得商品很快就获得适合于流通的形式，而且是不断地进行。生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不断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大量的生产。 因此，如果商品长期滞留在流通的蓄水池中，如果商品积存在这里，那末，由于生产浪潮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涌来，由于它们不断注入流通蓄水池大量材料，这些蓄水池很快就会充斥。例如，柯贝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总是商品充斥。”[99]可是造成再生产这样迅速、这样大量的这些情况，也会减少商品在这些蓄水池中聚集的必要性。就生产消费来说，这种情况已部分地包含在商品本身或其组成部分所必须通过的各个生产阶段的彼此接近中。如果煤炭每天大量生产，并且经由铁路、轮船等运送到工厂主的大门口，那末工厂主就不需要储备煤，或者只需要储备少量的煤，或者，如果有一个商人介入其中，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商人除了每天卖出和每天得到补给的以外，也只需要有很少的储备。纱、铁等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把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领域中，商品储备，即商品各组成部分的储备，必然会这样减少）撇开不谈，［经营个人消费品的］商人也同样有：第一，迅速的交通工具，第二，可靠的、不断的、迅速的更新和供给。因此，虽然他的商品储备在数量上可能增加，但是这种储备的每一个要素存在于他的蓄水池，即存在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间会缩短。同他出卖的全部商品量相比，也就是同生产量和消费量相比，他的仓库在每个一定时刻所保存的、聚集的商品储备是不大的。在生产比较不发达的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些阶段再生产进行缓慢，——因而必然有较多的商品滞留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交通工具缓慢，联络困难，因此储备的更新往往发生中断，从蓄水池变空到它重新装满，即商品储备的更新，这中间要经过很长的间歇期间。这时就会发生和下述产品类似的情况：这些产品由于其使用价值的性质，它们的再生产要经过一年或半年，总之，要经过比较长的期间才能实现。 ｛交通工具对于蓄水池变空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棉花为例来说明。由于利物浦和美国之间经常有船舶来往，——交通的迅速是一个因素，经常性是另一个因素，——所以用不着把全部棉花一下子运出去。棉花可以逐渐上市。（生产者也不希望商品一下子充斥市场。）棉花存在利物浦货栈内，诚然已经是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但是其数量——同这种商品的总消费量相比——已不象在船舶要经半年的航程、一年只从美国开来一两次时所需要的那样多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等可以大致根据他直接消费的多少来充实他的仓库，因为有了电报和铁路，就有可能随时把棉花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 流通蓄水池的特殊的充满现象（不是由于市场负担过重造成的充满，市场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要比在宗法式的生产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只是投机性的，只有在与价格的实际涨落或预料中的涨落有关的例外场合才会发生。 关于储备的这种相对减少，即处在流通中的商品量同生产和消费的总量相比而言的相对减少，见莱勒的著作、《经济学家》[100]、柯贝特的著作（有关的引文放在霍吉斯金之后）。［874］西斯蒙第错误地认为这是值得遗憾的事（也请参阅他的著作）[101]。 （诚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商品在市场停留的间歇期间的缩短，空间的范围相应扩大，或者说，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 “挣多少吃多少”的消费者，改变衣着就象改变意见一样迅速，而不是一件上衣等等一穿就是十年，这种情况和再生产的速度有关，或者说，不过是再生产速度的另一种表现。甚至那些不受使用价值的性质制约的物品的消费，也越来越在时间上和生产趋于一致，因而也越来越依附于现在劳动，并存劳动（因为实际上这里是并存劳动的交换），这一切都是同过去劳动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重要因素的程度相适应的，虽然这种过去本身总是很近的，而且只是相对的。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储备的建立同生产的不发展是多么紧密相联。在牲畜很难过冬的时候，冬天就没有鲜肉。一旦畜牧业克服了这一困难，由于必须以腌肉或熏肉代替鲜肉而产生的储备也就会自行停止。） 产品只有在它进入流通的场合，才成为商品。产品作为商品的生产，因而还有流通，会由于以下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异常扩大： （1）大规模的生产，量，大批，也就是同生产者［对他自己的产品］的需要在数量上丝毫没有关系的生产；事实上，他是不是哪怕在最小的程度上消费自己的产品，这纯粹是偶然的。生产者只有在他生产自己资本的一部分构成要素时，才会大量地消费自己的产品。相反，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只是——或者主要是——超过自己需要的多余的产品才成为商品。 （2）同需要的日益增加的多样性成反比的产品的质的单一性。这一点会引起以前彼此联系着的生产部门较大程度的分离和独立，一句话，会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多，此外还会引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建立和商品种类的多样性的增加。（最后，在论述霍吉斯金之后，还要列举威克菲尔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商品的这种多样化即分化，有两类。第一，同一产品的不同阶段，以及加在产品上的中间劳动（也就是生产它的构成要素等的劳动）分化为不同的彼此独立的劳动部门；换句话说，同一产品在它的不同阶段转化为不同种类的商品。第二，由于有劳动和资本（或者说，劳动和剩余产品）游离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发现利用同一使用价值的新方法［从而出现新的种类的商品］。由于第一点中所谈到的那些变化，于是产生新的需要（例如，随着蒸气在工业中的利用，就出现对迅速和全面的交通工具的需要），因而也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方法，——或者是发现利用同一使用价值的新方法，或者是发现新原料，或者是发现对旧原料进行不同处理的新加工方法（如电铸术），等等。 这一切归结为一个产品在其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或者说状态中转化为不同的商品，或者归结为创造作为商品的新产品或者说新的使用价值。 （3）以前以实物形式消费［注：这里指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消费。——编者注］大量产品的人口中的大多数转化为雇佣工人。 （4）租地农民转化为产业资本家｛地租随之转化为货币地租，总之，所有的实物交纳（赋税等，地租）转化为货币支付｝。总之：土地以工业方式经营，因而它的化学和机械的生产条件，甚至种子等等，牲畜等等，肥料等等都要新陈代谢，而不象从前那样只限于使用自己的粪肥。 （5）大量以前“不可让渡的”财物的变卖使它们转化为商品，仅仅由流通券构成的财产形式被创造出来。一方面是地产的让渡（在广大群众变得连任何财产都没有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他们例如把自己的住房当作商品的现象）。另一方面是铁路股票，简言之，各种各样的股票。 ［（ｄ）霍吉斯金对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的见解的驳斥。霍吉斯金不了解资本拜物教化的真正原因］［875］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霍吉斯金。 所谓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当然不是指商品从生产转入消费时存在于流通蓄水池中，存在于流通中，存在于市场上这种情况。如果这样来解释这种“积累”，那就等于说，产品是为了工人而流通，为了工人而成为商品，总之，产品作为商品的生产是为了工人而进行的。 同其他任何人［商品所有者］一样，工人必须首先把他实际上（虽然不是在形式上）出卖的商品即他的劳动转化为货币，然后才能把这些货币再转化为供消费的商品。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那末，分工（既然它以商品生产为基础），雇佣劳动，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商品流通，没有商品停留在流通蓄水池中，这种生产就不可能进行。因为真正说来，产品只有在流通中才是商品。工人必须在商品形式上取得他的生活资料，这对他来说，就象对其他任何人一样。 此外，工人与经营生活资料的商人相对立不是作为工人与资本家相对立，而是作为货币与商品，作为买者与卖者相对立。这里不存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除非是涉及商人自己的工人。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工人，只要他们是向商人购买，他们就不是作为工人与商人相对立。只有在商人向他们购买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流通的当事人撇开。 至于工业资本家，那末构成他的储备，即他的“积累”的是： 第一，他的固定资本——建筑物、机器等等，这些东西工人是不消费的，或者，他如果消费，那是在劳动过程中为资本家生产地消费；这些东西虽然是工人的劳动资料，但绝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 第二，他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不直接加入生产的那部分原料和辅助材料的储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减少的趋势。这些东西也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资本家为工人进行这种“积累”，不过是表示资本家为工人效劳，从工人那里夺走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并把他的这些劳动资料（这些东西本身不过是他的劳动的转化了的产品）变为剥削劳动的手段。当工人把机器和原料当作劳动资料使用时，他无论如何不是靠它们生活的。 第三，他的进入流通以前存在于仓库、货栈中的商品。这些商品是劳动的产品，而不是在生产期间为维持劳动自身而积累的生活资料。 因此，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不过是表示资本家必须拥有足以支付工资的货币，工人用这些货币从流通蓄水池中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如果就整个阶级来考察，就是买回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但是这些货币不过是工人所出卖和提供的那种商品的转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资料是为工人“积累”，如同生活资料是为他的资本家积累一样，因为资本家也用货币（同一商品的转化形式）购买消费资料等等。这些货币可以是单纯的价值符号；所以它们根本不一定是“过去劳动”的代表，而只是在每个人手中表示他所实现的价格——不是过去劳动（或以前的商品）的价格，而是这个人所出卖的同时劳动或商品的价格。是单纯的形式存在[102]。或者说，因为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工人也必须吃饭，而且不管他的产品的生产时间有多长，在生产时他总得消费生活资料，所以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就是指工人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资本家的产品，转化为资本，然后才能以货币的形式再拿回一部分这样的产品作为报酬。 ［876］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这一过程本身说来，工人得到的是同时劳动的产品还是过去劳动的产品，是并行劳动的产品还是自己以前的产品，实际上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使霍吉斯金感兴趣的是下面一点： 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不管他自己的产品是否已经制成，他都必须消费）的一大部分以至绝大部分决不是以前的积累劳动。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在他生产自己的商品的同一天、同一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面包、肉、啤酒、牛奶、报纸等等就是这样。霍吉斯金也许还会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来劳动的产品，因为工人要用六个月内积攒的工资来购买只是在这六个月的末尾才制成的上衣等等。（我们已经看到，全部生产都以加入其中的各组成部分和表现为原料、半成品等不同形式的产品的同时再生产为前提。一切固定资本则以未来劳动作为其再生产的前提，它也要以未来劳动作为再生产自己等价物的前提，没有这个等价物，它就不能进行再生产。）霍吉斯金说，在一年之内，工人（由于谷物的再生产的性质，由于植物性原料等的生产的性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指靠”过去劳动。｛例如关于住房就不能这样说。有的使用价值，因其性质，只是逐渐磨损，它不是一下子被消费掉，而只是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劳动的这种产品存在于“市场”，决不是为工人而想出的某一特别行动的结果。工人在资本家为他“积累了”脏得要命的贫民窟之前，就早已“有了住房”。（关于这一点见兰格的著作[103]。）｝（且不说特别对工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量日常需要，而工人是几乎只能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的，——我们已经看到，生产和消费一般说来在时间上越来越趋于一致，所以，如果就整个社会来考察，社会全体成员的消费就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同时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依赖于同时生产的产品。）但是如果劳动操作延续若干年，工人就只得“指靠”自己的生产，“指靠”生产其他商品的工人的同时劳动和未来劳动。 工人总是必须在市场上取得作为商品的生活资料（因而他所购买的这些“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因此，这些生活资料相对地说是以前的劳动（即在它们作为产品存在之前就存在的劳动，但决不是在工人自己的劳动——即工人用其价格购买这些产品的劳动——之前存在的劳动）的产品。这些生活资料可能是与这种劳动在时间上一致的产品，对于“挣多少吃多少”的人来说，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正是这样的产品。 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末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商品生产的前提是，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取得他们自己所不生产的作为商品的消费品，或者说，商品一般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 （2）工人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在其作为商品同工人相对立的最后形式上，实际上是同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它们根本不是由资本家积累的）。 （3）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自己生产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同工人相对立的，前者作为不变资本，后者作为可变资本同他相对立；他的所有这些生产条件都表现为资本家的财产；而这些生产条件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以及工人的产品或其产品的价值部分地流回到工人手里，就叫作为工人“积累”流动资本。工人在他的产品完成之前总是必须消费的这些生活资料所以成为“流动资本”，是因为工人不是以自己过去的产品的价值或未来的［877］产品来直接购买生活资料或者进行支付，而是必须先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领取生活资料的凭证，即货币；资本家只是由于工人过去生产的、将来生产的或现在生产的产品才能够发给这种凭证。 霍吉斯金在这里力图证明工人是依靠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而不是依靠过去劳动， （1）以便消除“积累这个用语”， （2）因为“现在劳动”是同资本相对立的，而“过去劳动”则一直被政治经济学家们看作就是资本，是一种异化的、同劳动本身敌对的、独立的劳动形式。 但是对同时劳动，普遍地从它与过去劳动相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所以，霍吉斯金得出如下的结论： 资本或者仅仅是一种名称和托词，或者它表现的不是物，而是关系：一个人的劳动同其他人的并存劳动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后果，结果，被认为是由构成所谓流动资本的物造成的。商品在作为货币的一切存在上能否实现为使用价值，取决于同时劳动。（全年的［劳动］本身就是同时的［劳动］。）只有一小部分加入直接消费的商品是一年以上的产品，即使它们是这样的产品（例如牲畜等等），它们每年也需要新的劳动。所有需要一年以上时间的劳动操作都是建立在继续不断的年生产的基础上。 “资本家能够养活，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商品储备，而是由于他有支配一些人的劳动的权力。”（第14页）
然而是货币给每个人以“权力”，去支配“一些人的劳动”，支配已经物化在他们的商品中的劳动，以及支配这种劳动的再生产——在这个限度内也就是支配劳动本身。在霍吉斯金看来，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诚然（霍吉斯金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粗陋见解相反，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到与物相对立的主体上，也可以说放到主体中的主观方面），每一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仅以工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形式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这种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并且每天都在更新的物质工具之中。｝这是形成出发点的真正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积累在这里就是把已承受下来的、被实现了的东西加以同化、继续保存并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把通过一切有机体即植物和动物的遗传而进行的“积累”看作促使有机体形成的动因；这样，不同的有机体本身就是通过“积累”而形成，并且只是活的主体的“发明”，是活的主体的逐渐积累起来的发明。但是对生产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前提。对动物和植物来说，这种前提就是它们外部的自然界，——因而既包括无机的自然界，也包括它们同其他动植物的关系。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也同样遇到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界（特别是已经转化为他自己活动的工具的自然要素）以及生产者彼此间的一定关系。这种积累一部分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一部分就单个工人来说是技能的代代相传。霍吉斯金说，在这种积累的情况下，任何流动资本都不会对大多数工人有什么帮助。 霍吉斯金指出，“商品〈生活资料〉储备”同总消费和生产比较起来单是不大的。而现有人口的熟练程度却始终都是总生产的前提，因而是财富的主要积累，是以前劳动的被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结果，不过这种结果是存在于活劳动本身中的。 ［878］“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由于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流动资本也可以完成。”（第13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工人人数（从而现有工人人口的幸福或贫困）取决于现有的流动资本量，对于这种说法霍吉斯金正确地作了如下的评论： “工人人数总是必须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或者，照我的说法，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第20页）
被认为由“流动资本”、由某种“商品储备”造成的东西，是“并存劳动”的结果。所以，霍吉斯金用另外的话说：劳动的一定社会形式的作用被认为是由物，由这一劳动的产品造成的；关系本身被幻想为物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以商品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所固有的特点，这种混淆表现在商品上和货币上（霍吉斯金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资本上。[104]物作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由这些物在资本中造成的，就象这些物在自己的人格化中，在和劳动对立的自己的独立性中所具有的作用一样。假如它们不再以这种异化的形式和劳动相对立，它们［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就不再能够产生这种作用。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是具有自己的意志、个性并与劳动敌对的劳动产物。霍吉斯金认为这纯粹是主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后面隐藏着剥削阶级的欺诈和利益。他没有看到这种表述方法是怎样从现实关系本身中产生的，没有看到后者不是前者的表现，而是相反。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105]但是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条件丧失了资本性质。 ※ ※ ※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他人指出［注：见本册第138—139和176页。——编者注］，“value，valeur”［注：价值。——编者注］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事实上，“value，valeur，Wert”［注：价值。——编者注］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梵文Wer的意思是‘掩盖、保护’，由此有‘尊敬、敬仰’和‘喜爱、珍爱’的意思。从这个词派生的形容词Wertas是‘优秀的，可敬的’意思；哥特文wairth，古德文wert，盎格鲁撒克逊文weorth，vordh，wurth，英文worth，worthy，荷兰文waard，waardig，德文wert，立陶宛文wertas（“可敬的，有价值的，贵重的，受器重的”）。
物的Wert ［注：价值。——编者注］事实上是它自己的virtus ［注：力量，优点，优秀的品质。——编者注］，而它的交换价值却和它的物的属性完全无关。梵文Wertis，拉丁文virtus ［注：力量，优点，优秀的品质。——编者注］，哥特文wairthi，德文Wert。”［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第176页］ “梵文Wal的意思是‘掩盖，加固’；［拉丁文］vallo ［注：用堤围住，加固，保护。——编者注］，valeo ［注：成为有力的，坚固的，健康的。——编者注］；val-lus ［注：堤。——编者注］——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东西；valor——是力量本身。”由此有［法文］valeur，［英文］value；“请把Wal同德文walle，walte ［注：我支配，我照料，我管理。——编者注］ ，英文wall［注：墙。--编者注］，wield［注：掌握，拥有。--编者注］作一比较。”[106]［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第70页］｝
※ ※ ※ 接着霍吉斯金转到固定资本。这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是在大工业里，在这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由社会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工具。下面是关于固定资本的一段话： “所有的工具和机器都是劳动产品……当它们只是过去劳动的结果而不由工人加以适当使用时，它们就不能补偿制造它们的费用……如果它们闲置不用，其中大部分就会失去价值……固定资本之所以有用不是由于过去劳动，而是由于现在劳动，它给自己的所有者提供利润不是因为它被积累，而是因为它是获得对劳动的支配权的手段。”（第14—15页）
这里终于正确地抓住了资本的性质。 ［879］“各种工具制成以后，它们本身能生产什么呢？什么也不生产。相反，如果它们不由劳动利用或使用，它们就会开始生锈和毁坏……是否应当把某一工具看成是生产资本，这完全要看它是否被某个生产工人所使用。”（第15—16页）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道路修建者应当得到一部分只有道路使用者才能从道路得到的利益；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这些利益都应当属于道路本身，并且由那些既不修建道路也不使用道路的人以他们的资本的利润为名据为己有。”（第16页） “蒸汽机的巨大效用并不是取决于铁和木料的积累，而是取决于对自然力的实际的活的知识，这种知识使一些人能够制造机器，使另一些人能够操纵机器。”（第17页） “没有知识，它们〈机器〉就不可能发明，没有机器制造工人的灵巧和技能，它们就不可能制造出来，而没有技能和劳动，它们就不能在生产上使用。但是知识、技能和劳动却是资本家能够据以要求获得产品的一个份额的唯一因素。”（第18页） “当人们把若干代人的知识继承下来并且大群地生活在一起时，他们就有可能用他们的智力来完成自然界所做的事情。”（第18页） “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量，而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质。”（第19页） “作为供养和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的固定资本，在其效率方面完全取决于工人的熟练程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就固定资本来说，是和人民的知识和技能成比例的。”（第20页） ［（ｅ）］复利；根据复利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只要略微看一看，任何人都会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简单利润不会减少，只会增加，也就是说，同量劳动，前一时期生产100夸特小麦和100台蒸汽机，现在会生产更多一些……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内现在靠利润过富裕生活的人比过去多得多。然而很清楚，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发明才能，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也就是从“简单利润”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107]”（第23页）
例如，如果利润不断重新积累起来，资本100，按10％计算，过20年后就是约673，因为小的差数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700。这样一来，资本在20年内就增加了六倍。照这样的规模，如果仅仅是单利，资本每年应该提供的就不是10％，而是30％，也就是说提供大两倍的利润，我们把年数增加得越多，在计算每年的单利的时候利息率或利润率就提高得越多，资本越大，这种提高也就总是越快。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积累无非是利息再转化为资本（因为这里对于我们的目的，即对于这种计算的目的来说，利息和利润被看作是等同的），——因而是复利。今天资本是100；它产生利润（或利息）10。把它加到资本上，得110，这就是现在的资本。因此，它提供的利息就不只是资本100的利息，而是（100Ｋ＋10Ｚ）的利息，即复利。这样，在第二年末就是（100Ｋ＋10Ｚ）＋10Ｚ＋1Ｚ＝（100Ｋ＋10Ｚ）＋11Ｚ＝121。现在这就是第三年开始时的资本。在第三年是： （100Ｋ＋10Ｚ）＋11Ｚ＋12．1Ｚ，于是资本在第三年末便是133.1。 ［880］我们在复利上加上一撇，就得出下表：
我们看到，二十年后资本就会增加六倍，然而即使按照马尔萨斯的“最极端的”假定，人口也只能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一倍。但是我们且假定，人口在二十年中增加一倍，因而工人人口也增加一倍。如果算出每年的平均结果，那末利息应当是30％，比它原来大两倍。但是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在二十年中已增加一倍的人口（在这二十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中，新的一代还不能劳动；尽管有儿童参加劳动，这新的一代在这个期间也几乎有一半时间不能劳动）只能比以前完成多一倍的劳动，因而也只能完成多一倍而不是多两倍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因而还有利息率）是这样决定的： （1）假定剥削率不变，利润率决定于在业工人人数，决定于所使用的工人的绝对量，因而决定于人口的增长。虽然所使用的工人的绝对量增加了，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发展，它对所使用的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却降低了（因此，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会下降）。同样，整个人口也绝对不会象复利那样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明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的增加，但同时又可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2）利润率决定于正常工作日的绝对量，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因此，利润率能够由于劳动时间超出正常工作日以外的延长而提高。但是这有它的身体界限和——不久以后——它的社会界限。随着工人推动更多的资本，同一资本会支配更大量的绝对劳动时间，——［881］这是没有疑问的。 （3）如果正常工作日不变，剩余劳动能够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加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跌价而相对增加。但是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使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比方说用两个人代替20个人，不管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或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要使这两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等于20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即使这20个人每天只完成两小时的剩余劳动，他们提供的剩余劳动就有40小时，而两个人一天生活的全部时间只有48小时。 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按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高的比例降低的。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也会在一切不（直接或者间接）生产必需品的部门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不引起劳动价值的任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的特点是，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这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加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此外，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农产品比其他商品贵，因为农产品是按其价值支付的，而不会降低到费用价格的水平。但是，农产品是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还有一点：由于竞争的规律，如果有1/10的土地在耕种时花费较贵，其余9/10的耕地也会“人为地”受到这种相对不肥沃的严重影响。 为了在资本积累时利润率保持不变，利润率实际上就必须提高。如果资本总是提供10％的剩余劳动，那末，在按照复利进行积累以及所使用的资本因而增加的情况下，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按照复利增长的级数多提供两倍、三倍、四倍的剩余劳动，——这是荒谬的。 工人推动的、其价值通过工人的劳动保存和再生产的资本量，是和工人追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如果资本量＝1000，追加劳动＝100，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便是1100。如果资本量＝100，追加劳动＝20，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便是120。利润率在前一场合＝10％，在后一场合＝20％。然而从100中可以比从20中积累得更多。因此，资本的源流｛撇开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贬值的情况不谈｝——或者说资本的“积累”——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于利润率的高度滚滚向前。这一点可以说明，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按量来说）还是增加，至于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利润率即使降低的情况下，可能比在生产率低而利润率高的情况下积累更大一部分收入，那就更不用说了。高利润率（只要它以高剩余价值率为基础）在劳动生产率虽然不高但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是可能的。高利润率之所以可能，［还］因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因而工资的最低额也很小。与工资最低额的微小相适应的是劳动精力的缺乏。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利润率高，资本的积累却很慢。人口停滞，而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很多，虽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少。 ［882］虽然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提高，利润率也会下降，对于这一点我曾这样解释过：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也就是说，活的现在劳动同所使用的和再生产出的过去劳动相比减少了。［注：见本卷第2册第498页和676页。——编者注］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小册子的作者则用工人不可能满足“复利”的要求，即不可能满足资本积累的要求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 “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发明才能，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也就是从“简单利润”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注：见本册第329页。——编者注］（同上，第23页）
从总的意思来说这是一样的。我说，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因为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会增加，这就是说，如果撇开资本各部分的一定形式不谈，所使用的资本同所使用的劳动相比会增加。利润下降并不是因为工人被剥削得少了，而是因为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所使用的劳动总的来说是少了。例如，假定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1∶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资本＝1000，那末，ｃ＝500，ｖ＝500；如果剩余价值率＝50％，那末，500的50％＝50×5，即250。因此，利润率将是1000分之250，即250/1000，或1/4，即25％。 如果总资本＝1000，ｃ＝750，而ｖ＝250，那末，在剩余价值率为50％的情况下，250提供125。而利润率将是125/1000，即1/8，或12+（1/2）%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使用的活劳动比第一种情况下［少］。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工人的工资一年等于25镑，那末在第一种情况下，工资为500镑时就雇用20个工人，在第二种情况下，工资为250镑时就雇用10个工人。同一笔资本1000镑在一种情况下雇用20个工人，在另一种情况下只雇用10个工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总量和工作日数之比是1000∶20；在第二种情况下是1000∶10。在第一种情况下，20个工人中每个工人摊到所使用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50镑（因为20×50＝500×2＝1000）。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工人摊到所使用的资本100镑（因为100×10＝1000）。与此相应，资本中用于一个工人的工资部分，在两种情况下却是一样的。 我提出的公式包含一个新的论据，它说明为什么在进行积累时，较少的工人会摊到同量的资本上，或者同样可以说，为什么较大量的资本会摊到同一劳动上。无论我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1个工人摊到的所使用的资本等于50，在另一种情况下，1个工人摊到100单位的资本，也就是只要1/2个工人就摊到50单位的资本；因此，无论我是说，在一种情况下1个工人摊到50单位的资本，在另一种情况下，1/2个工人摊到50单位的资本，还是说，在一种情况下50单位的资本摊到1个工人身上，而在另一种情况下，50×2单位资本摊到1个工人身上，这都是一回事。 霍吉斯金等人正是运用了这后一个公式。在他们看来，积累一般来说就是要求复利，就是说，有更多的资本摊到同一个工人身上，这个工人现在应当按照摊到他身上的资本量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因为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按复利增加了，而他的劳动时间却相反地具有十分明确的界限，“任何生产力”也不能把他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符合这些复利所要求的程度，所以这里“经常会遇到一种平衡”。这时“简单利润”则保持不变或者甚至会增加（这种“简单利润”实际上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在单利形式的背后开始隐藏着复利。 ［883］其次，很明显：如果复利＝积累，那末，撇开积累的绝对界限不谈，利息的这种形成取决于积累过程本身的规模和强度等等，即取决于生产方式。要不然，复利就无非是以利息形式占有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就象过去在罗马以及在一般放高利贷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样。 霍吉斯金的看法是：原来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比方说是50镑，同时假定工人要为50镑资本提供25镑利润。过了几年，由于一部分利息转化为资本，并且年年这样重复，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已经是200镑了。如果每年的利息是50％，而且总是全部变成资本，那末这个过程不到四年就可以完成。工人象过去要为50镑资本提供25镑利润一样，现在应当为200镑资本提供100镑利润，即比过去提供的多三倍。但这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必须多劳动三倍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以前他一天劳动12小时，现在就要劳动48小时，或者劳动价值必须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四分之三。 如果工作日等于12小时，年工资是25镑，工人一年提供25镑利润，那末，他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必须同为他自己劳动的时间相等，即6小时，或者说，半个工作日。如果工人必须提供100镑利润，那他就要在12小时当中为资本家劳动4×6小时，而这是荒谬的。假定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不能在15小时劳动当中提供24小时。他更不能在15小时的工作日中提供30小时，而这30小时是必需的，因为他要为资本家劳动24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如果他们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用来为资本家劳动，他也只能提供50镑，即只能使“利息”增加一倍——为200镑资本提供50镑利润，而他以前为50镑提供了25镑利润。以前利润率是50％，现在是25％。但是在资本为200镑的情况下，要得到25％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还须生活。不论生产力怎样增长，如果12小时所创造的价值仍然如上例那样等于75镑，那末24小时所创造的价值等于2×75，即150镑。因为工人必须生活，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150镑利润，更不用说提供200了。他的剩余劳动始终不过是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象洛贝尔图斯先生那样［注：见本卷第2册第89—90页。——编者注］，认为利润永远不可能等于100％。如果利润按整个工作日计算，利润便永远不能等于100％（因为在整个工作日中利润本身已计算在内），但是就工作日中被支付的部分来说，利润完全可能等于100％。 例如在上例中，利润是50％：
［884］如果工人把3/4的工作日给资本家，那就是：
首先应当指出，这一点需要有进一步的规定才能一般具有意义。当作积累（即占有剩余劳动）的产物来看——这种看法就整个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一切资本都是由利润构成（由“利息”构成，如果这个词被看作和利润等同而不是和“借贷利息”等同）。因此，如果利润率＝10％，那末这就是“复利”，利润的利润。完全不能理解的是，在经济上10/100和11/110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样就会得出结论：“简单利润”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简单利润也应当下降，因为这种简单利润实际上同复合利润一样是复合的。如果把问题看得狭窄些，即仅仅指生息资本，那末，复利会吞没利润而且吞没的比利润还多；生产者（资本家或非资本家）必须付给放债人复利，这意味着他除利润外不得不逐渐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也付给放债人。 所以，首先必须指出，霍吉斯金的见解只有在假定资本比人口，即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就是后一种增长也是相对的。资本的本性就是使一部分工人过度劳动，把他们弄得疲惫不堪，把另一部分变为赤贫者。）如果人口和资本增加的程度相同，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能用100镑从ｘ个工人身上取得的剩余劳动，就不能用800镑从8ｘ个工人身上取得。［885］8×100Ｋ对8ｘ个工人提出的要求，不会比100Ｋ对ｘ个工人提出的要求更多。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即使人口和资本增加的程度相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不变资本靠减少可变资本而发展的结果，也会使一部分人口成为过剩人口。） ｛“你分配它们〈商品〉是为了促使劳动的供给更多还是更少，你是在它们将成为劳动条件的地方分配它们，还是在它们将鼓励游手好闲的地方分配它们，这一点对劳动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7页）
这一点是针对马尔萨斯的。的确，生产不会缩减，但利润率会减低。“商品量支配劳动”这样一些厚颜无耻的说法包含了马尔萨斯的价值规定［注：见本册第8—10页和第24页。——编者注］中所具有的同样的厚颜无耻。“商品支配劳动”这种说法对资本的性质是极好的和充分的说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数目会促进这种劳动供给的增加。”（同上，第58页） “如果商品不能支配它以前所支配的那样多的劳动量，那末这只有在这一劳动生产的产品不比过去多的地方才有意义。如果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那末尽管现有的商品量现在支配的劳动量比过去少，生产也不会缩减。”（同上，第60页） 就是这个作者，对威斯特作了正确的评论： “《论资本用于土地》的作者说，如果资本大量增加，劳动将获得较高的报酬，而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利润很高的时候才会发生。他补充说：‘资本利润越多，劳动工资就越高。’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这里漏掉了几个字：‘已经得到的资本利润越多……劳动工资就越高’……高利润和高工资不会同时发生；它们不会在同一桩交易里发生；一个妨碍另一个，并降低其水平。同样可以这样来论述：‘商品的价格最高时，商品的供给也增加得最快，因此大量的供给和高的价格是一起前进的。’这是把因果混为一谈。”（同上，第100—101页）｝
因此，只有当（由于积累过程）同一个工人必须推动更多的资本，或者说，当资本同劳动相比增加了的时候，也就是当例如原来是100的资本由于积累变为110，而原来提供剩余价值10的同一个工人必须适应于资本的增长提供剩余价值11，即提供复利的时候，霍吉斯金的论点才有意义。所以，不仅工人过去推动的同一资本在它被再生产出来以后必须提供相同的利润（“简单利润”），而且这个资本已经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增大起来，工人现在必须第一，为原有资本（或资本的价值）提供剩余劳动，第二，还要为他自己的已被积累起来的即资本化了的剩余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既然这一笔资本每年都在增长，同一个工人就必须不断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动。但是一般说来，要在同一工人身上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第一种情况。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要在同一个工人身上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就只有使工人延长他的绝对劳动时间，例如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劳动15小时，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即在12劳动小时内完成15小时的劳动，在4小时内完成5小时的劳动，或者说，在4/5小时内完成5/5小时的劳动。因为工人在一定的时数里把自己的生活资料再生产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得到3小时，就象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样，而实际上这里是劳动增加了，而不是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如果劳动的这种强化推广到一切劳动部门，那末商品的价值就必然按照它所化费的劳动时间的减少而下降。这种强度就会成为劳动的平均强度，成为劳动的自然性质。如果劳动的这种强度［886］只是发生在某些部门，这就等于复杂劳动，即自乘的简单劳动。于是较紧张的一小时劳动的某一部分就会等于较松弛的一小时劳动，它们创造同样的价值。例如，在上述情况下，4/5小时的较紧张劳动，就和5/5即1小时的较松弛劳动创造一样多的价值。 延长劳动时间和通过更大的劳动强度，即通过所谓的压缩劳动空隙来增加劳动，这两者都有其界限（尽管例如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都是劳动17小时，有时还更多），有十分明确的身体界限，而当达到界限的时候，复利，“复合利润”就会停止。 在这些界限内会出现下列情况： 如果资本家对劳动的延长或强化不予支付，他的剩余价值（利润也一样，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变的话，因为我们假定生产方式不变）——（在上述情况下）他的利润——将比他的资本增长得快。他则不为增长的资本支付任何必要劳动。 如果他按照与过去相同的比例支付追加劳动，剩余价值就会和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长。利润就会增长得更快。因为这里固定资本的周转更快；同时机器的磨损加快的程度不会象它的使用加快的程度一样。固定资本的支出会减少，因为同时劳动的200个工人比延长工作日的100个工人需要更多的机器、建筑物等等。同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所需的监工等等也较少。（这种情况给资本家造成了一种极其惬意的机会：他可以不再经过任何困难就能根据市场的情况扩大或缩减他的生产。此外，这种情况会增加他的权力，因为一部分工人劳动负担过重，相应地就会有失业的和半失业的后备军，因而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加剧。）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纯粹的算术比例没有被破坏，而且这里的唯一情况是它们两者都能以相同的程度增加，但是对劳动的剥削却增加了，——在工作日延长的情况下是这样，在工作日强化（紧张化）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只要在这种强化的同时工作日不缩短（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缩短了他的劳动能力的存在期限，在比他的工资的增加大得多的程度上消耗了他的劳动能力，而且更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但是这后一种情况且撇开不说，如果工人在正常工作日的情况下，假定能活20年，而在工作日延长或强化的情况下只能活15年，那末，在一种情况下他是在15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是在20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能力的价值必须在15年内被补偿，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20年内被补偿。 如果每年支付5％，价值100经过20年将得到补偿，因为5×20＝100。如果每年支付6+（2/3）%，价值100经过15年将得到补偿。但是在上面所考察的情况下，工人从追加的3小时中得到的只是相当于按20年计算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一天的价值。假定他的劳动是8小时必要劳动和4小时剩余劳动，那末他从每1小时中得到2/3小时，因为12×2/3＝8。与此相应，他从3小时的额外时间中得到2小时，或者说，从每1小时额外时间中得到2/3小时。但是只有在假定他的劳动能力存在20年的情况下，这才是他1小时劳动能力的价值。如果工人出卖劳动能力的时间只有15年，那末每小时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还要相应提高。 对未来的预支——真正的预支——一般说来在财富生产上只有对工人和对土地来说才有可能。由于过早的过度紧张和消耗，由于收支平衡的破坏，工人和土地的未来实际上可能被预支和被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两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至于所谓的预支，例如公债，那末关于对未来的这样一种预支，莱文斯顿正确地指出： ［887］“他们［公债制度的维护者们］宣称，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开支转嫁到未来，并且坚决主张为了满足现在这一代人的需要可以加重后一代人的负担，这在实际上等于荒谬地认为，可以消费尚未存在的东西，可以在种子播入土地以前就吃粮食。”（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第8页）“我们的政治家们的全部智慧就是大规模地把一批人的财产转到另一批人的手里，就是建立巨额基金以奖励投机和盗窃国库。”（同上，第9页）
工人和土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被支出的东西是作为力量而存在的，由于这种力量的加速支出，它的寿命就缩短了。最后，如果资本家对额外时间，比对正常劳动时间不得不支付更多的报酬，那末照上面所说的，这绝不是工资的提高，而只是对额外时间的提高了的价值的补偿，而且追加的工资很少能达到为此所必需的高度。实际上，在工人进行额外劳动的时候，不仅额外时间应当有较好的报酬，而且每一个劳动小时都应当有较好的报酬，以便劳动能力的较快消耗也能多少得到点报酬。 因此，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劳动的更大剥削。同时在所有情况下，剩余价值都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相对］减少，而且利润率也会下降，只要这一点不被不变资本的节约抵销的话。［887］ ［887］因此，这就是随着资本积累——随着“复合利润”的出现——利润率必然下降的一种情况。如果资本300（第一笔）的利润率等于10％（因而利润是30），而追加资本100的利润率等于6％，那末资本400的全部利润便是36。因此总的来说，100的利润是9。利润率从10％降到9％。 但是，已经说过，在这个基础上（即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点以后，追加资本的利润不仅一定会减少，而且会完全消失，于是以这种“复合利润”为基础的一切积累一定会停止。在这种场合，利润的减少是和对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联系在一起的，利润在一定点上的消失，不是因为工人或其他什么人得到了自己的全部产品，而是因为在体力上劳动不可能超过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也不可能把劳动强度增加到超过一定的程度。 第二种情况。在工人数量不变时，每个工人可以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因而追加资本可以被用于、被花费于加强对同一数量工人的剥削的唯一的另外一种情况，［888］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生产方式。这种情况决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有机比例的改变。换句话说，这里资本同劳动相比的增加，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以及一般来说同可变资本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的增加，是等同的。 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见解可以归结为我所阐述的一般规律。 剩余价值即对工人的剥削增加了，但是同时利润率下降了，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活劳动量同推动它的资本相比，一般来说相对地减少了。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会在资本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一个较小的部分会在利润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 ｛这样就产生了查默斯牧师的幻想：年产品中资本家用作资本的量越小，他们吞掉的利润就越大；[108]于是，“法定教会”[23]就来帮助他们，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消费，而不要把它资本化。这个该死的牧师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而且利润量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花费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这一较小百分比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了。但是，这同时需要资本的集中，因为现在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需要由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使小资本家“丧失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在另一种形式上的分离（因为小资本家还有较多的自己的劳动。总的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如果没有抵销这种向心力的离心倾向同向心力一起在经常起作用，那末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告终；对于这种离心倾向，这里我们不去考察，因为这是属于论资本的竞争那一章），——这种分离，形成资本和原始积累的概念，然后在资本的积累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在这里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补偿劳动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剩余劳动和所花费的资本的比例不是按照所使用的劳动的相对量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这种情况之所以造成，部分地是由于：只有当一定的投资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发展，劳动价值，或者说，必要劳动量才会减少，即使在这些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并且还会有各种抵销因素发生作用；例如，工人本身虽然不能阻止工资下降（就价值来说），但是他们不会容许工资绝对降到最低限度，反而会努力争取在量上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富。 但是剩余劳动的这种增加也是相对的，并且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有可能。要使它适应复利的要求，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等于零，就象在前面所考察的那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时间］必须无止境地延长那样。 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由［劳动的］供求的变化，或者由必需品价格（同奢侈品相比）暂时的提高或降低（这种暂时的提高或降低又是由供求的这种变化和由此造成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的）造成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所决定的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的一般规律［889］没有任何关系，正象商品市场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同商品价值的规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这一点应当放在工资的现实运动那一章来考察。如果供求关系对工人有利，工人的工资提高，那末某些必需品的价格，特别是食品的价格就可能（但决不是必然）随之暂时提高。关于这一点，《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一书的匿名作者正确地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对必需品的需求同对非必需品的需求相比会增加，以致这两种需求之间的比例，同他行使这种权力〈即资本家支配商品的权力〉以获得物品供自己消费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必需品将因此同数量更多的一般物品交换……这些必需品至少有一部分会是食物”。（第21—22页）
接着，匿名作者正确地发挥了李嘉图的见解： “于是，不管怎样，谷物价格的提高并不是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使利润降低）的最初的原因，而是相反，首先工资的提高是谷物价格提高的原因，其次，土地的性质（由于这种性质，耕作加强时收成相对地越来越少）使一部分这种价格的提高成为永久性的，并阻止人口规律对已有的工资增加产生充分的反作用。”（第23页）
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一小册子的作者都是用活劳动不可能满足“复利”的要求来解释利润的下降，他们对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比起斯密和李嘉图来，还是大大接近于真理，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是用工资上涨来解释利润下降的：一个是用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的上涨来解释，另一个是用名义工资的上涨，其实不如说是实际工资的降低来解释。霍吉斯金和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都以健全的理智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资本的发展，靠利润过活的人数相对地增加了。［（ｆ）霍吉斯金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现在还要从霍吉斯金的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中举几个结论性的论点。 对产品的交换价值，即对包含在商品里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论述： “几乎每一个艺术和技能的产品都是联合劳动和结合劳动的结果。”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人是依赖于人的，这种依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以致任何个人的任何劳动如果不构成大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就未必……会有丝毫价值。”
｛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下面这一论点：商品生产，或者说，作为商品的产品生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 “……在实行分工的地方，在工人能够实现他的收入以前，已有别人对这种或那种劳动的评价参加进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从某种联合操作例如制造呢绒的操作开始，直到在共同努力制造这一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人之间分配其产品为止，这中间不止一次地有人对这种或那种劳动的评价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在这个共同产品之中有多少应当归于用联合劳动来生产它的每一个个人。
最后，霍吉斯金谈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890］除了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人自己去自由评价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第25页） “我必须补充一点，未必有一种劳动会比别的劳动更有价值。毫无疑问，一切劳动都是同样必需的。”（第26页） “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第27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社会劳动的不同因素在相互关系中所具有的并以资本为代表的异化形式一起消失。这便是霍吉斯金的结论。“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第30页） “资本家是在各种工人之间从事压迫的中介人。”如果排除了资本家，那末“非常清楚，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能力，和并存劳动就是一个东西；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也是一个东西。因此，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意思。在自然界的体系中，口是同手和智慧结合在一起的”。（第33页） ※ ※ ※ 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劳动条件的集中。它是劳动条件对工人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化。它的历史活动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活动——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这样就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它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分离和独立。 资本的积聚。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吸引力。资本和劳动的中间结合体的丧失资本。这不过是下述过程的最后一级和最后形式：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生产在取得这种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的同时，转化为社会生产，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这就是社会劳动以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公共使用。资本家作为上述过程，即同时加速这一社会生产，从而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的职能执行者，就依照他们以社会名义为自己刮取收入以及作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社会劳动的指挥者而飞扬跋扈的程度日益成为多余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和封建主一样，封建主的要求连同他们的服务，就曾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变成了纯粹是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ⅩⅤ—890］ ［（ｇ）霍吉斯金的基本论点在其《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表达］［ⅩⅧ—1084］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 “容易的劳动只是留传下来的技能。”（第48页）
关于货币对财富增加的影响，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因为由分工产生的一切利益自然集中在工人那里并属于工人，如果工人被剥夺了这些利益，如果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工人的技能不断提高而发财致富的只是那些从来都不劳动的人，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定是非正义的占有，是发财致富的人的篡夺和抢劫，是陷于贫困的人的同意俯首听命。”（第108—109页） ［1085］“如果把工人的繁殖仅仅同资本家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相比较，那末工人确实是繁殖得太快了。”（第120页） “马尔萨斯指出，工人人数的增加对每个工人从年产品中得到的份额的减少有影响，其假定是：这一产品在工人中间进行分配的那一部分是一定的和固定的量，决不是由工人一年中所生产的东西调节的。”（第126页）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尺度；但是劳动，这个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第186页） “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小量的容易毁坏的产品来换取某种不易毁坏的东西，那末他就不会被诱惑去抛弃那些容易毁坏的产品了。这样，货币的使用就会防止浪费，从而增加财富。”（第197页）
关于资本积累，霍吉斯金所说的同他在前一部著作中所说的几乎一样。但是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是把那些主要段落引证如下：“零售商业的主要好处是由这种情况决定的：商品最适于生产的量并不是商品最适于分配的量［对个人消费来说］。”（第146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看来，都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第238页） “我们现在仅仅来考察一下例如固定资本——这是对那些断定资本有助于生产的人最有利的题目。必须区别资本积累的结果极不相同的下列三种情况：
｛换句话说，促进生产的是工具，而不是某个Ａ对这种工具所具有的所有者的头衔，不是工具属于非劳动者这种情况。｝（1）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是同一个人。非常明显，他生产和使用的工具在他手里的任何积累都会减轻他的劳动。工人生产和使用这种工具的能力就是这种积累的界限。 （2）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是按公平的比例分配共同劳动产品的不同的人。资本可以由一个工人生产，而由另一个工人使用；他们按照每一个人在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比例分配商品……但是这一事实我宁可这样来说明：社会的一部分生产工具，而另一部分却使用工具，这样便形成能够提高生产力和增长公共财富的一定的分工部门。只要这两类工人的产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他们生产和使用的工具的积累和增加，就会象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是同一个人时一样地有益。 （3）资本是既不生产它也不使用它的那一类人的财产……资本家只是工具的所有者，他本身不是劳动者。他无论怎样也不能促进生产。” “资本家占据一个工人的产品并把它转交给另一个工人——或者象多数种类的固定资本那样转交一个时期，或者象工资那样永远转交出去，——只要资本家认为这一产品的利用或消费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就转交。资本家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他绝不容许落到他手里的一个工人的产品被另一个工人利用或消费。他使用或出借自己的财产，为的是在工人的产品或者说自然收入中得到一份；这种财产在他手里的任何积累，都不过是他支配劳动产品的权力的扩大，并且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发展。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资本家，整个产品的所有者，只要他除了维持工人生活的费用以外得不到利润，他就既不会允许工人生产工具，也不会允许工人使用工具，所以很明显，这里对生产劳动设置的界限比自然界规定的界限要狭窄得多。随着资本在第三者手里的积累，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利润额增加了，从而给生产和人口的增加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在工人从来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当前社会状况下，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会使要求于工人的利润额增加，并且使仅能保证工人过舒适生活的一切劳动成为不可能……既然承认劳动生产一切，甚至生产资本，那末把生产力说成是由劳动所生产和使用的工具造成的，便是荒谬的了。”（第243—247页）
霍吉斯金对于“资本流往国外的危险”的议论的反驳，对于把资本利息看作发展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观点的反驳，或者说对于积蓄理论的反驳，见第Ⅸ本札记本第47页[109]，要在论庸俗经济学家一章中谈这一点。“工资不会象工具那样使生产变得容易……劳动，而不是资本，支付一切工资。”（第247页） ［1086］“资本家的大部分预付是由支付的诺言构成的…… 纸币的发明和使用显示了资本决不是积蓄的某种东西。只要资本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财富或支配他人的劳动而不得不拥有真正积累起来的贵金属或商品，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真正积蓄的结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资本的积累。但是，当发明了纸币和印在羊皮纸上的有价证券，当只有这么一张羊皮纸的人就能得到纸片形式的年收入，并且由于有了这些小纸片，他就可以得到供他使用或消费的一切所需的东西，而如果他不把所有这些小纸片都花光，他在年终就比年初更富，或者说，就有权在第二年得到更大量的纸片，于是他就有更大的支配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时就非常明显，资本不是积蓄的结果，单个资本家发财致富不是由于真正的物质的积蓄，而是由于他做了一件使他能够……从他人的劳动产品中得到更多东西的事情…… 呢绒厂主有用以支付工资的铸币或纸币。他的工人用这种工资去交换别的工人的产品，这种工资不论是铸币还是纸币，后者都不会保存起来；它又回到厂主那里，厂主又拿出他自己的工人制造好的呢绒来和工资交换。他又用返回来的铸币或纸币支付工资，这些铸币或纸币又进行同样的循环…… 把体现在机器上的知识和技能给予劳动的一切巨大帮助都只归功于他的〈资本家的〉财产，而不管这种财产是用来支付工资还是表现为有用的工具……矿工、熔炼工、锻工、机械工、司炉和无数其他的人的联合劳动，而不是死的机器，完成着蒸汽机所做的一切……按照通常的说法，工人的这种技能的生产力被认为是由它的有形产品即劳动工具造成的，既不生产工具，也不使用工具，而只是工具的所有者的人，却自认为是最生产的人。”（第248—251页） “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和消费两者也都增长，国民财富的积累或增长的概念无非就是这样。”（第257页）［ⅩⅧ—1086］
［（ｈ）霍吉斯金论资本的权力以及论财产权利的变革］［ⅩⅢ—670ａ］［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甚至大部分土地也被资本家买去。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第98页）
“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由于复利的增长而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第98页注）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第99页）［ⅩⅢ—670ａ］ 注释： [23]“法定教会”（《Established Church》）是指英国国教会。——第56、344页。 [87]“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this incredible cobbler》）——《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麦克库洛赫的称呼。见前面正文第203页。——第260、294页。 [94]霍普金斯的著作《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影响》（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中有关的段落，马克思在《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一章中引用过（见本卷第2册第151页）。——第291页。 [95]马克思指英国的流行的说法“capital employs labour”（“资本使用劳动”），这种说法反映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实质本身。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Ⅺ本上在揭示“资本的生产性”的含义时写道“……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见本卷第1册第419页；并参看第1册第73页、第2册第479页和本册第122—123页）。——第292页。 [96]手稿这个地方的页码弄乱了：在第864页之后，正文转入第867页，接着是第868、869、870、870ａ页，然后是第865、866页，最后是第870ｂ、871、872页等等。从不衔接的一页转到另一页，是马克思自己指出的。——第292页。 [97]马克思引用他在当时（1862年10月）还没有写成的关于原始积累的一节，按照马克思的计划（见本卷第1册第446页），这一节应当放在《剩余价值理论》一节之前。这一节的初稿包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年莫斯科版第363—374页）。——第299页。 [98]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前几章批判地分析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时谈到了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特别提到某种商品的一切要素必须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见本卷第1册第96—98和136—137页以及第2册第538—539、552和553页）。——第307页。 [99]柯贝特关于市场总是商品充斥和关于供给总是超过需求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15—117页上作了说明。——第315页。 [100]《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316页。 [101]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一卷第4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随着贸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现有商品储备减少的问题。——第316页。 [102]这里马克思把货币描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blosses Formdasein》）是在如下的意义上：货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实际存在的，但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用价值才得到实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页）。——第321页。 [103]马克思指（小）赛米尔·兰格的著作《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第149—15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注115中引了这本书里描写资本主义大城市中工人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的一段话。——第322页。 [104]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25、37—39和144—146页）中谈到过。——第326页。 [105]大约在这些关于霍吉斯金的论述以前半年，马克思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布雷的一节中顺便引用了布雷这样几句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见本册第356页）。——第326页。 [106]马克思在1864年6月16的信里告诉恩格斯说，这些不同的印欧语词的对照，是从“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那里引来的，而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自己不相信这些对照都有充分根据。“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就是《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一书的作者奥诺莱·约瑟夫·夏韦。在引自夏韦著作的第二段引文中法文“valeur”和英文“value”是马克思自己加上去的。——第327页。 [107]在霍吉斯金的小册子里，紧接这段话的一个句子说明，霍吉斯金在这里说的“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指的是：“资本家允许工人有生存资料，因为他们没有工人的劳动不行，而且他们宽宏大量地满足于占有产品中不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即保证体力的最低工资）“所必需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第329页。 [108]指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2版第88—89页及其他各页。——第344页。 [109]马克思引的是他1851年的第Ⅸ本札记本。在这个札记本的第47页摘录了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第252—256页上的话。——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