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四笔资本50、60、70、80投在土地上，每笔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这种资本构成的某种改良使我能从每笔资本中减去5，使它们分别成为45、55、65和75，那末谷物地租将不变。但是，如果这种改良使我能够在生产率最低的那一笔资本上进行所有这些节约，那末谷物地租马上就会下降，因为生产率最高的资本和[609]生产率最低的资本之间的差额缩小了，而正是这个差额，构成了地租。”（第73—74页）

　　“凡是使连续投入同一土地或新地的各笔资本所得产品的差额缩小的事物，都有降低地租的趋势；凡是扩大这种差额的，必然产生相反的结果，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第74页）

　　“这些人有合法权利要求用主要由他们自己的勤劳创造出来的财产来维持生活……有人说，那些靠棉纺织工业发了大财的人特别有义务慷慨救济。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工商业界已经这样做了……但是，难道他们是靠棉纺织工业发了财的唯一阶级吗？当然不是。郎卡郡和柴郡北部的土地所有者们在这样创造出来的财富中分享了很大一份。而且土地所有者是占了特殊的便宜的，他们分享财富，可是对于创造这个财富的工业却毫无帮助，既不动手，也不动脑……为了[612]创立这个目前正在受到严重震荡的大工业，工厂主付出了他的资本和才干，经常提心吊胆，工厂的工人付出了他的技能、时间和体力劳动；但是，郎卡郡的土地所有者们付出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是一点也没有；但是他们从这个工业得到的实际利益却比另外两个阶级的哪个都多……肯定地说，这些大地主单单由于这个原因而增加的年收入是很大的，很可能至少增加两倍。”
　　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他不仅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但是，因为剩余劳动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只有通过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产业资本家本身就是这一生产职能的承担者，生产的领导者。相反，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造这种剩余劳动或这种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纯粹是一个多余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
　　第三章《论矿山地租》。
　　这里又说：
　　关于绝对地租，它既不是“价值高昂”的结果，也不是“价值高昂”的原因，而是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结果。为矿山产品或土地产品而支付这一余额，从而形成绝对地租，这种情况不是这一余额的结果，因为这种余额在一系列生产部门中都存在，它并不加入这些部门的产品的价格；这种情况倒是土地所有权的结果。
　　至于级差地租，可以说它是“价值高昂”的结果，只要“价值高昂”是指那些比较富饶的等级的土地或矿山的产品市场价值超过它们的实际价值，或者说，个别价值的余额。
　　李嘉图所谓调节着最贫瘠的土地或矿山的产品价格的“交换价值”，无非是指费用价格，而他所谓的费用价格，无非是指预付加普通利润，他错误地把这个费用价格与实际价值等同起来，这从下面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到：
　　可见，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地租等于农产品的价格（在这里也就是“交换价值”）超过它的费用价格的余额，也就是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加资本的普通（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它的费用价格，那末，它就能够支付地租，而根本不管土地的差别如何，那时，最贫瘠的土地和最贫的矿山就可以同最富饶的一样支付同样的绝对地租。如果农产品的价值不高于它的费用价格，那末，地租只能来自比较肥沃的土地等等的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余额。
　　这种适用于黄金和矿山的情况，也适用于谷物和土地。因此，如果继续开垦的总是同级的土地，如果在花费同量劳动的情况下它们总是提供同量产品，[613]那末一磅黄金或一夸特小麦的价值就保持不变，尽管其数量会随着需求而增加。这就是说，它们的地租（指地租额，不是指地租率）在产品价格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也将增加。使用的资本将会更多，但是资本的生产率始终不变。这是地租的绝对量增长的重大原因之一，它同产品价格的提高毫无关系，因此，不同土地和不同矿山的产品所支付的地租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动。

　　[（5）李嘉图对斯密的地租观点和马尔萨斯某些论点的批判]
　　李嘉图著作第二十四章《亚当·斯密的地租学说》。
　　这一章对于了解李嘉图和亚·斯密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差别的更深入的阐述（关于亚·斯密），我们留待以后再说，因为考察了李嘉图的学说之后要专门考察斯密的学说。
　　李嘉图一开始就引了亚·斯密的一段话，照李嘉图的看法，斯密在这一段话里正确地确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在什么时候提供地租，什么时候不提供地租。但是，后来斯密又认为，土地的某些产品，如食物，应当始终提供地租。
　　关于这个问题，李嘉图作了下面的评论，这个评论对他[李嘉图]是很重要的：
　　这些原理当然有很大“不同”。在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或法律上——不存在的地方，不会有绝对地租存在。土地所有权的恰当表现，是绝对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如果说，在有土地所有权存在和没有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地方，都是同一些原理支配着地租，那就等于说，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形式不取决于是否存在土地所有权。
　　其次，所谓“都有这样一种质量的土地，它提供的产品的价值只够补偿……资本并支付……普通利润”，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同量劳动生产4夸特，同这个劳动生产2夸特对比起来，产品并不具有更大的价值，虽然一夸特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另一种情况下的两倍。因此，产品是否提供地租，与产品的这个“价值”的量本身绝对无关。产品只有在它的价值高于它的费用价格时才能提供地租，而这个费用价格，是由其他一切产品的费用价格决定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由100货币单位的资本在每一生产部门中平均占有的无酬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产品的价值是否高于它的费用价格，完全不取决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而取决于用在它的生产上的资本的构成同用在非农业生产上的资本的平均构成的对比。
　　这里，李嘉图承认最坏的土地也能够提供地租。他怎么解释这一点呢？为了生产满足追加需求所必要的追加供给而投在最坏土地上的第二笔资本，[614]只有在谷物价格提高的情况下才能补偿费用价格。因此，第一笔资本现在将提供一个超过这个费用价格的余额，即提供地租。所以，情况是这样：在投入第二笔资本以前，因为市场价值高于费用价格，最坏土地上的第一笔资本就已提供地租。因此，问题只是在于，市场价值是否还必须高于最坏土地产品的价值，或者相反，是否产品的价值高于它的费用价格，而价格的提高只是使它能够按照它的价值出卖。
　　其次：为什么价格必须高到等于费用价格即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呢？这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竞争，由于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是通过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但是资本通过什么作用才能迫使土地所有权让产品的价值降低到费用价格呢？从农业中抽出资本不能产生这种效果，除非同时使农产品的需求减少。抽出资本倒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会使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涨到农产品的价值之上。把新的资本转到农业中去，同样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恰恰使土地所有者能够要求每个资本家满足于“平均利润”，把价值超过提供这一利润的价格的余额付给土地所有者。
　　但是，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土地所有权使人们有权让产品高于它的费用价格而按照它的价值出卖，那末，为什么土地所有权不能同样使人们有权让产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就是说，按照任何一个垄断价格出卖呢？在一个没有对外谷物贸易的小岛上，谷物、食品，同其他任何产品一样，无疑能够按照垄断价格出卖，就是说，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卖，这个价格只受需求情况的限制，就是说，只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而这个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随着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水平而具有极为不同的大小和范围。
　　我们撇开这种例外情况不谈，——在欧洲各国根本谈不到这种情况；甚至在英国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肥沃的土地被人为地从农业，总之从市场抽出去，以便提高其余部分的价值，——土地所有权只是在资本的竞争使商品价值规定发生变化的限度内才能影响和麻痹资本的作用即资本的竞争。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和结果。本来（平均地说）商品是按其价值出卖的。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的存在阻碍着对价值的偏离。
　　李嘉图说，如果一个租地农场主承租了一块土地，为期七年或十四年，他打算投下譬如10000镑资本，谷物价值（平均市场价值）使他能够补偿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加租约上规定的地租。因此，既然他“租用”土地，对他来说，平均市场价值即产品的价值是出发点；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个价值所分解成的部分，而不是这些部分构成这个价值。既定的市场价格对资本家，就象作为前提的产品价值对理论以及对生产的内在联系一样。这就是李嘉图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租地农场主追加1000镑，他所考虑的仅仅是，在市场价格既定的条件下，这1000镑是否能为他提供普通利润。因此，李嘉图大概是这样想的：费用价格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作为调节要素加入这种费用价格的恰恰是利润，而不是地租。
　　首先，利润也不是作为构成要素加入费用价格的。按照假定，租地农场主把市场价格作为出发点，计算着在这一既定的市场价格下追加的1000镑是否能为他提供普通利润。因此，这一利润不是这一价格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但是，李嘉图进一步推论，这1000镑的投入本身，是通过计算那一价格是否能提供普通利润来决定的。因此，利润对于这1000镑的投入，对于生产价格，是决定的因素。
　　其次，李嘉图说，如果资本家发现这1000镑不能提供普通利润，那他就不会投入这笔资本。就不会有追加食物的生产。如果追加食物的生产是满足追加需求所必需的，那末，需求就必须把价格即市场价格提高到它能提供普通利润的水平。因此，利润不同于地租，在这里利润是作为构成要素加入的，这不是由于利润创造产品的价值，而是由于产品价格如果不提高到除补偿预付资本以外还支付普通利润率的高度，产品本身[615]就不会被创造出来。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没有必要提高到足以支付地租的地步。因此，地租和利润之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本质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利润是价格的构成要素，地租则不是。（这显然也是亚·斯密的内心想法。）
　　就这种情况说，这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不能作为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对立，因此，按照假定，这里恰恰不存在形成地租，形成绝对地租的那种组合。用第二笔资本1000镑生产的追加谷物，是在市场价值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在只有假定价格不变时才产生的追加需求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它必须低于它的价值而按费用价格出卖。因此，这1000镑追加产品所处的情况，正象一块新的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投入耕种时的情况一样，这种土地不决定市场价值，而只有在按现有的、原来的市场价值即按一个不由这个新的生产决定的价格来提供追加供给的条件下，才能提供自己的追加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这块追加的土地是否提供地租，完全取决于它的相对肥力，而这正是由于它不决定市场价值。在原有土地上追加1000镑的情况完全一样。而李嘉图恰好由此作出了相反的结论：追加的土地或追加的那笔资本决定市场价值，因为它们的产品价格在市场价值既定、不由它们决定的条件下不提供地租，而只提供利润，不抵偿产品的价值，而只抵偿费用价格！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是这里尽管不提供地租，产品还是在生产！的确是这样！在租地农场主已经租用的土地上，在他本人由于租约实际上成了土地所有者的期间，土地所有权对于他资本家来说，就不是作为独立的、起阻碍作用的要素存在了。因此，资本现在是不受阻碍地在这个要素中活动，对资本来说，能得到产品的费用价格也就满足了。同样，在租佃期满后，租地农场主自然将根据土地投资在多大范围内提供能按自己价值出卖的产品，也就是能提供地租的产品来调节地租。在市场价值既定的条件下不能提供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的那部分投资，在确定地租额时是不计算在内的，正如那种由于相对贫瘠而使市场价格仅仅支付产品的费用价格的土地，资本不为它支付地租或租约不规定支付地租一样。
　　实际情况不完全象李嘉图说的那样。如果租地农场主拥有闲置资本，或者在十四年租期的最初几年获得闲置资本，那末，他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要求普通利润。只有在他借进追加资本的时候，他才要求普通利润。他究竟用这笔闲置资本来做什么呢？租进新的土地吗？在农业生产上，进行比较集约的投资比起以较大资本进行粗放耕作来，要合算得多。或者，如果在老地附近没有可供租种的土地，那末，租地农场主在经营两个分开的农场的情况下，他的监督管理活动，比加工工业中一个工厂主经营六个工厂还要分散得多。或者，租地农场主只好把货币存在银行里生息，投在公债券、铁路股票等等上面吗？这样，他一开始就要至少放弃普通利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因此，如果他能把这些货币作为追加资本投到原来的农场中，收入虽然会低于平均利润，例如当平均利润等于12％的时候得到的利润为10％，但是，在利率为5％时，他仍然多赚100％。因此，把追加的1000镑[616]投在原来的农场上，对于租地农场主来说，仍然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
　　因此，李嘉图把追加资本的投入[原来的土地]同追加资本用在新的土地上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也不一定要提供普通利润。它只是必须提供高于普通利率的利润，使租地农场主感到把自己的闲置资本用于生产虽然要操心和担风险，但还是比用作货币资本合算。
　　但是，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李嘉图从这个论断得出的下述结论，是非常荒谬的：
　　李嘉图的例子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最后一笔资本投入土地，是由市场价格调节的，这个市场价格不取决于这笔资本的投入，它在这笔资本投入以前早已存在，因此它只让最后这笔资本得到利润，而不是地租。说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调节者，那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说生产如果完全受资本调节，就不存在绝对地租，那也是正确的。绝对地租恰恰是在生产条件使土地所有者有权限制资本对生产实行完全调节的地方产生的。
　　第二，李嘉图责备亚·斯密（第391页及以下各页）[仅仅]在煤矿方面发挥了正确的地租原理；李嘉图甚至说：
　　亚·斯密觉得，土地所有者在一定情况下有权力对资本进行有效的抵抗，使人感到土地所有权的力量并因而要求绝对地租，而他在其他情况下就没有这种权力；但是，正是食物的生产确定地租规律，而资本在土地上作其他用途时产生的地租是由农业地租决定的。
　　李嘉图在反驳斯密时，尽可能地接近真正的地租原理。他说：
　　这里，李嘉图说出了正确的地租原理。如果最坏的土地支付地租，也就是说，如果支付的地租与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无关，即支付的是绝对地租，那末这种地租必定等于“产品价值超过资本支出加资本的普通利润的余额”，就是说，等于产品价值超过产品费用价格的余额。李嘉图认为这样的余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违反他自己的原理，错误地接受了斯密教条，[617]即产品价值等于产品的费用价格。
　　此外，李嘉图还犯了一个错误。
　　级差地租自然决定于“相对肥力”。但是绝对地租同“自然肥力”毫无关系。
　　可是，另一方面，斯密正确地认为，最坏土地支付的实际地租可以取决于其他土地的绝对肥力和最坏土地的相对肥力，或者取决于最坏土地的绝对肥力和其他等级的土地的相对肥力。
　　问题在于，最坏土地支付的地租的实际数额，不是象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取决于这种土地自己的产品价值超过产品费用价格的余额，而是取决于产品市场价值超过产品费用价格的余额。但是，这是极不相同的两回事。如果最坏土地的产品本身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值就等于它的实际价值，因而它的市场价值超过它的费用价格的余额就等于它自己的个别价值（它的实际价值）超过它的费用价格的余额。如果市场价格不取决于最坏土地的产品而由其他等级的土地决定，那末情况就不是如此。李嘉图是从下降序列这个假定出发的。他假定，最坏的土地最后耕种，而且（在假定的场合）只有当追加需求使得按照最后耕种的最坏土地的产品价值提供追加供给成为必要的时候，这种土地才会耕种。在这种情况下，最坏土地的产品价值调节市场价值。而在上升序列中，（即使按照李嘉图的看法）只有在较好等级的土地的追加供给按照原来市场价值仅仅等于追加需求的时候，最坏土地的产品价值才调节市场价值。如果追加供给大于这种需求，李嘉图总是假定，老地一定会停止耕种，结果只能是老地将提供比过去低的地租，或者完全不提供地租。在下降序列中，情况也是一样。如果追加供给只有按照原来的市场价值才能提供，那末，较坏的新地是否提供地租以及提供多少地租，就取决于这个市场价值超过这种土地产品的费用价格的程度的大小。在两种情况下[即无论在上升序列还是在下降序列中]，它的地租都是由绝对肥力决定，而不是由相对肥力决定。较好土地的产品的市场价值究竟超过新地产品自己的实际个别价值多少，取决于新地的绝对肥力。
　　亚·斯密在这里正确地区别了土地和矿山，因为他在谈到矿山时，假定决不会向较坏的等级推移，而总是向较好的等级推移，它们提供的产品总是多于必要的追加供给。那时，最坏土地的地租就取决于它的绝对肥力。
　　亚·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把最富饶的煤矿（或土地）支配市场这种特殊的市场状况当作一般的情况。但是，如果假定是这种情况，那末，斯密的论证（总的说来）就是正确的，而李嘉图的论证却是错误的。斯密假定，由于需求的情况和较高的富饶程度，最好的煤矿只有在把煤卖得低于竞争者的时候，只有在它们的产品价格低于原来的市场价值的时候，才能使它们的全部产品挤进市场。这样一来，对较次的煤矿来说，产品的价格也下降了。市场价格下降了。这种下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压低较次煤矿的地租，甚至可能使它完全消失。因为不论市场价值是否等于某一级土地（或煤矿）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地租总是等于市场价值超过产品的费用价格的余额。斯密没有注意到，只有在抽出部分资本和缩减产量成为必要时，利润才可能因此减少。如果在一定情况下由较好煤矿的产品调节的市场价格，降低到使最次煤矿的产品不能提供任何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那末最次的煤矿就只能由其所有者自己开采。在这种市场价格条件下，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向他支付地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土地所有权并不赋予他任何支配资本的权力，但是，土地所有权为他排除了其他资本家向土地投资时遇到的那种抵抗。对他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因此，他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用于采煤，就象用于其他任何生产部门一样，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不是由他决定而是他发现时就已经确定的产品市场价格给他提供平均利润并补偿他的费用价格，他便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用于采煤。
　　李嘉图竟由此得出结论说，斯密自相矛盾！根据原来的市场价格决定新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由它的所有者自己开采，——就是说，新矿可以在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消失的情况下开采，因为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新矿能保证给企业主提供费用价格，——李嘉图就得出结论说，这个费用价格决定市场价格！但是，他又求助于下降序列，并且说，比较不富饶的煤矿只有在产品的市场价格涨到高于较好的煤矿的产品价值时，才会被开采；其实只要市场价格高于费用价格就行了，或者，对于由所有者自己开采的较次的煤矿来说，甚至只要市场价格能够补偿费用价格就行了。
　　此外，如果说李嘉图认为，“由于新法开采〈煤的〉产量增加了，价格就会下降，有些煤矿就会被放弃”，那就要知道，这仅仅取决于价格下降的程度和需求的情况。如果在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市场还能吸收全部产品，那末，只要市场价格的下降仍能使市场价值保持一个超过较贫的煤矿的费用价格的余额，次的煤矿就仍然会提供地租；如果市场价值只能补偿这一费用价格，即与费用价格一致，那末较贫的煤矿将由它们的所有者开采。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说最次的煤矿的费用价格调节市场价格，那都是荒谬的。当然，最次的煤矿的费用价格将决定它的产品的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比例，因此决定这个煤矿是否[618]可以开采的问题。但是，在市场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富饶程度的土地或煤矿是否可以开发的问题，同这块土地或这个煤矿的产品的费用价格是否调节市场价格，显然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在市场价值提高的情况下需要或可能有追加供给，那末，最坏的土地就调节市场价值，但是，这时候它也就提供绝对地租。这种情况恰恰同斯密所假定的情况相反。
　　第三，李嘉图（第395—396页）责备斯密，因为斯密认为原产品低廉，例如用马铃薯代替谷物，从而使工资下降，生产费用减少，就会使土地所有者从产品中得到更大的份额，同样也得到更多的产品数量。李嘉图的看法相反：
　　这一点肯定是错误的。地租所占的份额，因而，地租的相对量将会减少。用马铃薯作主要食物，就会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因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构成会发生变动，虽然使用的活劳动量仍然和以前一样，可变部分的价值同不变部分的价值相比却减少了。利润率将因此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地租下降，级差地租相应下降。（见第610页C表［注：见本册第368—369页。——编者注］。）这种原因将同样地影响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一般利润率将提高，因而地租将下降。
　　第二十八章（《论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中黄金、谷物和劳动的比较价值》）。李嘉图写道：
　　*　 *　　 *
　　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李嘉图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