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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八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80] 以消灭国际为目的的凡尔赛地主议会和西班牙议会的功绩，在不列颠下院贵族代表们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精神。于是贝·柯克伦先生——这是能借以判断出上等阶级智力水平的那种人物的鲜明代表之一——于1872年4月12日提请议会注意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言行。他不大喜欢读书，所以为了准备谈这个问题，就在去年秋天作了一次旅行，目的是要了解一下国际在大陆上的某些总部的情况；旅行归来后，他便赶忙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保留了在该问题上的某种优先权。他在议会中发表的那篇演说，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会说，是存心有意不谈当时所谈的事情。国际的许多正式出版物，除了一件而外，他都不知道；他不去引用这些正式文件，反而从私人在瑞士出版的印数不多的书刊上引证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对于这些话国际这个组织根本不能负责任，就像不列颠内阁不能对柯克伦先生的演说负责任一样。按照他的话说， “在英国加入国际的人共有18万，其中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那些打算实现的原则，这些原则当他们加入国际时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
但是，国际打算实现的那些原则，在共同章程导言中就阐明了，柯克伦先生幸运地不知道，无论是谁，如果不明确表示同意这些原则，就不能加入国际。往下： “协会在初成立的时候是以工联主义原则为根据的，那时没有赋予它任何政治性质”。
不仅最初的共同章程的引言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而且协会的政治倾向在1864年同这个章程同时公布的成立宣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明。[81]他的另一个使人惊异的发现，是巴枯宁曾“受托”以国际的名义回答马志尼的攻击，这完全是撒谎。他从巴枯宁的小册子[82]中引用了一段话之后继续写道： “这类哗众取宠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能博得我们的一笑，但是，既然这些文件来自伦敦〈可是它们并不是来自伦敦〉，那末外国政府发出了警报，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柯克伦先生成了外国政府在英国的喉舌，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下一个责难，——说国际不久前开始在伦敦出版“报纸”，——也是撒谎。不过柯克伦先生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际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自己的机关刊物，它们几乎用一切文明民族的语言出版。但是整个演说的实质包括在下面这段话中： “他可以证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设在〈？〉伦敦的国际协会向公社发出了焚毁巴黎并杀害这个城市的大主教的命令。”
现在我们来看看证据。欧仁·杜邦在1868年9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确实断言国际致力于社会革命。但是1868年欧仁·杜邦的论断和1871年公社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 “欧仁·杜邦只是在上星期才在巴黎被捕，他是秘密从英国到那里去的。而这位欧仁·杜邦先生是公社委员，也是国际协会会员”。
对于这个令人极其信服的论据说来不幸的是，在巴黎被捕的公社委员昂·杜邦并不是国际会员，而国际会员欧·杜邦则不是公社委员。第二个证据—— “1869年7月巴枯宁在日内瓦在一次由他主持的代表大会上说：‘国际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但是，1869年7月在日内瓦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代表大会；巴枯宁从来没有主持过国际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他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第三个证据：国际在维也纳的机关报“人民呼声报”[83]写道：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当心，不要使它成为普遍恐怖的象征。”
不仅如此，该报还不止一次地声明说，伦敦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总委员会，即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第四个证据：在一次对法国国际的审讯过程中托伦嘲笑了检察官的论点，仿佛 “只要国际的会长〈根本没有这个职位〉一挥手，就能够使全世界俯首听命”。
柯克伦先生的糊涂脑瓜把托伦的这个否定变成了肯定。第五个证据：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柯克伦先生从这个宣言中援引了两点，即关于必须惩罚人质和使用火作为在适当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方法。然而从柯克伦先生赞同凡尔赛分子进行的屠杀这一事实中，难道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这是他下令进行屠杀的，尽管实际上他除了杀害飞禽走兽而外并没有犯任何屠杀罪？第六个证据： “在纵火焚烧巴黎之前，国际和公社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议。”
这一点的可靠程度和不久前意大利报刊上盛传的一则消息差不多。这则消息说，国际总委员会，派遣自己忠实的和钟爱的儿子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到大陆上来进行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极其令人满意的关于组织的蓬勃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说，参加组织的会员现已达1700万。最后一个是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在公社的包括捣毁旺多姆广场圆柱的命令在内的指令中说，国际赞同此举。”
虽然公社毫无疑问完全知道，全世界整个国际都会赞同这个决定，但是在公社的指令中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据“泰晤士报”所载，柯克伦先生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如此而已，而他却据此断言，似乎巴黎大主教的被杀，巴黎的被焚，都是根据驻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命令执行的。把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和萨卡兹先生在凡尔赛所作的关于反国际的法案的报告对照一下，就会了解到在那位法国地主议会议员和这位不列颠的道勃雷之间仍然存在着的差别。 关于柯克伦先生的fidus Achates〔忠实的阿哈特〕伊斯特威克先生，如果他不是荒谬地硬说国际要对韦梅希（学者柯克伦先生把他改名为韦尔穆特）的“度申爸爸”报[84]负责，我们会借用但丁的一句话来说：“看他一眼就从旁边走过”。 如果说有柯克伦先生这样的对手，是一件极端愉快的事，那末受到福塞特先生的随便什么样的保护，简直就是一种天灾。如果说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捍卫国际，使之免受英国政府至今都不敢采取，而且也认为不需要采取的那些镇压措施的迫害，那末他同时也具有义务感和崇高的道德勇气，促使他向国际表示自己的最高尚的教授式的谴责。可惜，他所攻击的所谓的国际的学说不是别的，正是他的智力不足的产物。 他说：“国家应当做这样，做那样，并且筹措资金来实现国际的一切方案。纲领的第一条说，国家应当购买全部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格租给居民。”[85]
至于说在一定情况下由国家购买土地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格租给居民，那末让福塞特先生自己同他的理论问题的老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起，同他的政治领袖约翰·布莱特先生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吧。纲领第二条“建议国家调节劳动日的长短”。当我们这位教授把国际变成不列颠工厂法的起草人时，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就极其辉煌地显露出来了，而在评价这些法律时，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学识也显得毫不逊色。第三条： “国家应当保证免费教育”。
关于在美国和瑞士实行免费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结果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事实和福塞特教授的阴暗的预言比较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第四条： “国家应当把资本贷给合作社”。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福塞特先生把还在国际创立之前就已死去的拉萨尔所提出的要求和国际的原则混为一谈了。顺便指出，拉萨尔曾援引过一个先例，即不列颠的土地占有者在改善农业的借口下通过议会非常慷慨地赐给自己的公债。第五条： “最重要之点是，要求对地产征收累进税，以此充实国家的全部预算收入”。
把罗伯特·格莱斯顿和他的拥护者——利物浦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家们的要求当成是国际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政治经济学大专家福塞特先生渴求获得学术上的声誉的奢望完全是以供中小学生用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的通俗本为基础的，这位大专家承认，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二十五年前的大胆论断被事实推翻了”。 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他只要以更索然寡味的形式不断重复这些虚假的预言在二十五年前所依据的那些陈腐不堪的辞句，就能够遏止当代的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这样假装捍卫国际，实际上是低首下心地悔悟自己过去对工人阶级表示的虚假的同情，可以预料，这必定会使那些仍然看不清福塞特先生一直企图用来掩饰自己不学无术的那种温情的英国工人睁开眼睛。 如果贝·柯克伦先生代表不列颠下院的政治智慧，而福塞特先生则代表不列颠下院的经济科学的话，那末是否可以把这家“伦敦所有俱乐部中最愉快的俱乐部”同美国众议院相提并论呢？美国众议院于1871年12月13日通过了一条关于成立劳动统计处的法律[86]并声明说，这条法律是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迫切愿望通过的，众议院认为，这一愿望是当代极重要的现象之一。
注释： [80]由于议员亚·贝·柯克伦在下院发表了一篇诽谤性的演说，马克思起草了这篇声明，并在4月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根据总委员会的决议，声明印成了传单，同时在“东邮报”上发表。——第71页。 [81]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1864年在国际成立时，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这一部分里制定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群众组织的基本纲领性原理。这个引言部分原封不动地载入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共同章程中。这个文件的第三段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任务。这就是：“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马克思在他和“临时章程”同时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论证这个原理说，“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并号召无产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页和第14页）。——第72页。 [82]指巴枯宁的小册子“一个国际会员对朱泽培·马志尼的回答”1871年米兰版（《Risposta d'un Internazionale a Giuseppe Mazzini》．Milano，1871）；这本小册子是作为1871年8月16日“玫瑰小报”第227号附刊而发表的。——第72页。 [83]“人民呼声报”（《Die Volksstimme》）是奥地利的工人报纸，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总委员会；1869年4月至12月在维也纳出版，每月出两次。——第73页。 [84]“度申爸爸”（《Le Père Duchên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发行人是韦梅希。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报刊。——第74页。 [85]这段引文和以下的引文都是马克思从1872年4月12日福塞特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摘录下来的。这篇演说发表在1872年4月13日“泰晤士报”上。——第75页。 [86]关于成立联邦劳动统计处的法案曾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得到通过，但是后来被参议院否决了。——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