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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不久前，报纸上有一个时期几乎根本没有普军焚烧法国村庄的消息。我们原以为普鲁士当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了它自己的军队的利益而停止了这种行为。然而我们想错了。报纸上又大量出现了枪杀俘虏和烧毁村庄的消息。柏林“交易所信使报”[110]刊登的凡尔赛11月20日的消息说：
　　“17日德勒战斗后的第一批伤员和俘虏昨日到达此间。对自由射手的处决干脆利落，应当作为范例；令他们排成一列，逐一飨以弹丸。曾经通令全军，严禁把自由射手视同战俘，并且规定不论他们在哪里，一律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就地执行。对待这班卑鄙下贱的强盗和暴徒（Lumpengesindel），这种做法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维也纳“每日新闻报”[111]在同一天的消息中指出：
　　“上星期在维耳讷夫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因从森林中射击我们的枪骑兵而被绞死的4名自由射手。”
　　11月26日凡尔赛发出的官方消息称，在奉杜邦鲁主教的命令宣传圣战的教士的煽动下，奥尔良四周的居民到处对德军展开了游击战。农民假装在田里耕作，射击德军的骑兵侦察队，打死德军的传令官。为了报复这种杀害行为，所有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均将立即处以死刑。不少教士——共77名——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这只是几个例子，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由此看来，普军大概要坚决把这种暴行继续到战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提醒他们注意普鲁士近代史中的某些事实，也许是有益的。
　　当今的普鲁士国王完全能够回忆起他的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时代：耶拿会战，向奥得河的长距离溃退，几乎全部普军的相继投降，残军向维斯拉河以东的退却以及国家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完全崩溃。就在这时，在波美拉尼亚一座海岸要塞的掩护下，一部分具有主动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公民开创了对敌人进行新的积极抵抗的先例。一位普通的龙骑兵少尉席尔在科尔贝克建立了一支自由射手（法文为francs-tireurs）部队。他率领这支部队，在民众的协助下袭击敌人的骑兵侦察队、分遣队和哨所，夺取敌人的公款、粮秣、武器和军用物资，俘掳了法国将军维克多，在法军的后方和交通线上准备了普遍起义。总之，他做了现在被当作法国自由射手的罪行的一切，而普军现在把这些自由射手称作强盗和暴徒，对于被解除武装的俘虏“飨以弹丸”。但是，要知道，当今的普鲁士国王的父亲［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曾确认席尔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擢升了他。大家知道，1809年，当普鲁士处于和平状态而奥地利正同法国交战的时候，正是这位席尔完全同加里波第一样，带领他的团队，独力去对拿破仑作战；结果，他在施特腊耳宗德阵亡，而他的兵士被俘了。按照普鲁士的作战规则，拿破仑完全有权枪毙全部俘虏，但是他在威塞尔总共只枪杀了11名军官。当今普鲁士国王的父亲在军队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曾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这11名自由射手的墓地上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
　　当普鲁士实际上刚刚发生自由射手运动时，像富有思想的民族所应当做的那样，普鲁士人就开始把这种做法加以系统化并制订出它的理论。作为自由射手运动的理论家、伟大的自由射手哲学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度任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元帅的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807年格奈泽瑙防守科尔贝克；当时席尔的一部分自由射手归他指挥；在防守科尔贝克的战斗中，他得到过当地居民的有力支援，而这些居民连国民自卫军、流动自卫军或地方自卫军也算不上，因此按照普鲁士最近的概念，他们肯定应被“立即处以死刑”。但是，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受异族侵犯的国家的那种巨大的潜力，给格奈泽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惜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最好地组织人民抵抗的问题。西班牙的游击战，俄国农民在法军从莫斯科败退途中的起义，都给格奈泽瑙提供了新的例证，因而他在1813年得以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早在1811年8月，格奈泽瑙就制定了准备人民起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组织一支民军，他们不着军服，只戴一顶轻便的军帽（法文为képi），扎黑白两色的腰带，也许还穿军大衣；简单地说，这几乎就是现在的法国自由射手的制服。
　　“遇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应当把武器、军帽和腰带藏起来，而民军士兵则扮成普通居民。”
　　这恰恰就是目前被普军看作要以枪弹或绞索处罚的犯罪行为。这些民军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
　　“各种教派的僧侣都应接受以下命令：战争一开始，就宣传起义，用最阴森的情景描绘法国人的压迫，提醒人民回想马加伯时代的犹太人，并号召人民学习他们的榜样……每个教士都应要求本教区的教徒发誓，他们除非被武力胁迫，决不把粮食、武器等交给敌人。”
　　换句话说，德国教士实际上也曾经宣传了奥尔良主教命令自己教士宣传的圣战，而现在不少的法国教士却因此在等候审判。
　　谁只要打开彼尔茨教授所著的“格奈泽瑙的生平”[112]一书的第二卷，谁就会看到，紧靠这一卷的里封面印着格奈泽瑙亲笔写的上述引语中的一段。旁边有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笔眉批：
　　“只要一个教士被枪毙，万事皆休。”
　　显然，国王并不特别相信他的僧侣的英勇精神。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直接批准格奈泽瑙的计划；而且在几年以后，当赶走法军的那些人被当做“煽动者”而遭逮捕和迫害[113]的时候，这也没有妨碍得到这份文件原稿的当时缉拿煽动者的有文化的捕手之一控告不知名的作者，说他企图煽动人民枪杀僧侣！
　　直到1813年为止，格奈泽瑙始终不倦地既训练正规军，又准备人民起义，作为摆脱法国压迫的手段。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起义、农民的抵抗和自由射手的出动就立刻随之而起。4月间，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不久在马格德堡附近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格奈泽瑙还亲自给在法兰克尼亚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彼尔茨公布过），号召他们在敌人的交通线经过的地区举行起义。当时这种人民战争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1813年4月21日制定了“民军条例”（到7月才颁布）；按照这个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准备进行那种一切手段都被认为合法的神圣的自卫战争。民军应当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经常惊恐不安，袭击敌人运输弹药和粮食的车辆，袭击他们的传令兵、新兵和医院，进行夜袭，消灭掉队的兵士和小股敌人，使敌人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民军必须协助普军押送钱款、粮食、弹药和俘虏等。这项法令的确称得上是自由射手的真正指南，并且因为它是由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制定的，所以它正如当年适用于德国一样，现在也适用于法国。
　　但是拿破仑第一幸运的是，这项法令在普鲁士执行得极差。国王被他自己所干的事情吓倒了。没有国王的命令而由人民自己去作战，这是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精神的。因此，建立民军的事就被搁置下来，待国王要求建立民军时再说，而国王就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格奈泽瑙很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在没有民军的情况下对付下去了。如果格奈泽瑙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由于他具有普鲁士的全部经验，他一定会从法国自由射手身上看到，他那人民抵抗的beau　ideal〔美好理想〕如果不是完全实现了，也是大体上实现了。因为格奈泽瑙曾经是一位人物，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人物。

载于1870年12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817号



　　注释：

　　[110]指“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它是一家日报，柏林交易所的报纸，1868年至1933年出版。——第214页。
　　[111]“每日新闻报”（《Die　Tages-Presse）是奥地利的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214页。
　　[112]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1865年柏林版第2卷（G．H．Pertz．《Das　Leben　des　Feldmarschalls　Grafe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Band．Berlin，1865）。——第217页。
　　[113]指在反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德国知识界的反对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大学生体操团体（早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期间就已经成立并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的许多成员，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统一德国。1819年8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了对参加这个运动的所谓“煽动者”的镇压措施。——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