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 工人们！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955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8年时代的贸易周转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2]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在南部正逐渐被羊群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上层贵族分子在突然发作的恐怖情绪下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3]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4]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郎卡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0喱碳素和1330喱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限界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注：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白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5]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子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注：德文版加有：“每年”。——编者注］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其中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6]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7]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8]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9]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说：当郎卡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又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末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六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注：德文版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运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注：德文版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译者注］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镑7先令4辨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辨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注：德文版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没有过行动上的一致，那末现在至少是有失败上的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方面。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10]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注：德文版为：“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译者注］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注：德文版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注：德文版为：“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注：德文版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11]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注：德文版加有：“各国”。——编者注］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12]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注释： [1]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卡·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又被选入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命的协会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鲁·沃尔弗译成英文的、由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详见本卷第588、597—598页）。马克思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提出批评；文件被退回起草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订。起草委员会于10月20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于10月27日赞同了马克思写成的两份全新的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经已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载入史册的机关，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称为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随后又于同月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 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Established September 28，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上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译文。1866年，宣言译成法文。宣言的最早的俄译文于1871年在日内瓦问世。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的。 刊载在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辨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22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窜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在报上发表了有关的声明（见本卷第480、701页）。——第5页。 [2]马克思引自报上报道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第5页。 [3]“勒杀犯”（garroters）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六十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第5页。 [4]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1卷（《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Vol.I，London， 1863）。——第6页。 [5]指“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3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年伦敦版（《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1863》. London，1864）。——第6页。 [6]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所说的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于七十年代掀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汉萨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议会辩论专辑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因为汉萨德版本的文字是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给了布伦坦诺一个借口，他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作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马克思死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于1883年11月重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琳娜·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致“今日”（《To-Day》）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版第四版的序言中、于1891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反对〕马克思”中都彻底地揭穿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胡说。——第7页。 [7]《Sixth Report…》，P.25—27.——第8页。 [8]“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24页（《Children’ 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London， 1863，p.24）。——第8页。 [9]指休·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 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1862）。——第8页。 [10]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斗争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了这一斗争。 1847年6月8日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1页。 [11]指首相帕麦斯顿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的讲话。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第13页。 [12]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别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和逮捕坐上“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叫嚣战争，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没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