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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 三、警察作风 “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加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手中；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他们在适当时机将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主要著作”第166、167页）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满嘴撒谎”——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注：在德文原文中，《verlogen》（“满嘴撒谎”）和《verlegen》（“为难”）这两个动词发音近似。——编者注］吗？那末，你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1.自供 “马克思自己在他1853年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77页上说过：‘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马克思在这里把自己委婉地称为〈福格特说的〉‘形势’。”（“主要著作”第167页）
总之，马克思说：“警察当局从1849年以来破获了一系列秘密的联合会”，但是形势又使它们恢复起来。福格特说：不是“形势”，而是马克思“恢复了秘密的联合会”。于是福格特便证明：每当巴登格的警察当局破获了玛丽安娜[360]的时候，马克思便按照他同比埃特里的协议又把它恢复起来。“马克思自己说的！”现在我不妨引证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这些秘密团体的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361]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揭露等等”波士顿版第62、63页）[362]
但是，连这一点“宣传”也被残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然，得到比埃特里和莱蒂首肯的宣传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许“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活动的引线要集中在罗亚尔宫[363]，要集中在他所心爱的亨利、海利奥加巴尔·普隆-普隆的手里。可是“宣传”竟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多么卑鄙龌龊啊！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法院侦查员福格特巧妙歪曲了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说： “不言而喻，这种秘密团体（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的拥戴。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中是以entrepreneur〔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第63、64页）[364]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话“委婉地”译成他的不知所云的警察行话呢？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只要两个〈党〉还共同行动，它们就得像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从事组织秘密团体和败坏大陆上的团体和一些人的名誉。”（第171页）
不过这个脑满肠肥的混蛋没有指出这是马克思在“揭露”的哪一页上“自己说的”。 《Egli è bugiardo，e padre di menzogna》〔“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父”〕［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三首歌。——编者注］。
2.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vulgo〔俗称〕卡尔·福格特，现在给我们讲穆尔顿的失败。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巧妙地说服了，因此终于决定在穆尔顿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团体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该地，他们打算在那儿讨论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绝对保守秘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讯员送发。代表们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从四面八方向穆尔顿集中，但他们很快就被宪兵逮捕了，因为后者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夫赖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受到了特别照顾。”（“主要著作”第168页）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1848年9月起义，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1849年5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伦坦诺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鲁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锅匠街本茲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兴高采烈地再次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365]说过的话，按号码相互分配未来帝国的席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按照德国的古老传说，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Swaz ich trinken’s han gesëhen， daz ist gar von kinden geschëhen: ich han einen swëlch gesëhen， dem wil ich meisterschefte jëhen． Den dûhten becher gar entwiht， ër wolde näpf noch kophe niht， ër tranc ûz grôzen kannen， ër ist vor allen mannen ein vorlauf allen swëlhen von ûren und von ëlhen wart solcher slünd nie niht getan. ［注：我们大家都不反对喝酒，——但说实在的， 这全是一种儿戏：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徒， 他喝起酒来简直令人吃惊。 他不满意大高脚杯， 既不愿用盂形缸， 也不愿用大腹杯， 他喝酒都用大桶， 真不愧为每一个好酒者的崇高典范；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 （引自十三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酒鬼”）。——编者注］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义的日期！”“绝对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请它们到穆尔顿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顿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满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注：指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译是：公羊）。——编者注］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赖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许前往伦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说，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法列尔以及当时夫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论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顿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366]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议员先生，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理”似乎还不满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照顾”。 我们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犯了进行moucharderie〔间谍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mouchard〔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contra〔对付〕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驱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说。席利说道：《A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Non，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干日内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格地secret〔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并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367]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行系统的诽谤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罪孽（见附录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残存的革命军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顿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368]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得。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切（见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议会的狼［注：文字游戏：德文里的Wolff是姓，《Wolf》是“狼”。——编者注］”）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采取它惯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11000人减少到500人，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安心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惭地把他们的敌手转交给瑞士警察当局。席利到了伦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自写信告诉他说： “请设法在某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那个大脖子的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在大陆上或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海得尔堡1849年3月23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羁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遣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做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没有pia fraus〔虔诚的欺骗〕也是不行的，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滨小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说，这种流放计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说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3.舍尔瓦尔
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369]。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注：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探贝克曼（当时是“科伦日报”[370]记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以便弥补引起科伦检察院不满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伦的囚徒们是有罪的。 科伦案件[371]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伦被告们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372]）就否认了这项证词。他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373]）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场欺骗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伦被告们，仍然在被押侦查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伦日报”的一篇简讯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伦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冯·雷·［注：雷缪扎。——编者注］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Chervald nommé Frank，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哈茨费尔特公爵、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伦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并嘱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莱茵普鲁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莱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伦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莱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稷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374]的一篇日内瓦通讯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纽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败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发誓说“伦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浃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赌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莱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Bellelvogt。［注：文字游戏：Greif，Wermuth和Goldheim（小称是Goldheimchen）是警官的姓；同时《Greif》又有“兀鹰”的意思，《Wermut》又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Goldheimchen》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Bettelvogt》直译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则为“形形色色败类的保护人”。——编者注］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纽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第173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于我的介绍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项石印工作（同上，第173—174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375]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agent provocateur》〔“奸细”〕。原来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纽金特主持会议、做记录、担任同伦敦通信的工作。（同上，第175页）“他骗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说来是好样的工人们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员当中，还有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娄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是德国警察当局的一个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娄罗”，而这一个娄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娄罗们”（第176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娄罗们“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们“吸引到”在巴黎的“他的身边”来（同上）。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假钞票和国库券，借以动摇专制者的信用和破坏他们的财政制度”（同上，第175页）。
舍尔瓦尔大概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钞票的工厂。 “纽金特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铜版吗？不是，——“这些假钞票〈自然，钞票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见第175页），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经手握脱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纳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输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间在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376]）！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运用他的剑［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这整个密谋计划（同上，第176页）订得极其可鄙。”“每个工人团体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计划负责。”已经“出现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询问”，已经打算“败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并没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我不否认”，——这位身体颇有重量的人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计划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我不否认，我为此找过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我至今还感到遗憾〈伤心的西塞罗〉：某些受骗者的热心，竟成了给诡计多端的主谋者的预告，因而使他逃脱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又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页）。大家都明白，仿造的empire〔帝国〕的巴黎公民们（citoyens）是怎样公开生活的。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poor〔可怜的〕福格特在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377]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军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功勋），早已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注：莱茵兰德尔。——编者注］的；我本人同约·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归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内）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得到了福格特contra〔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使我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它完全歪曲了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的历史（由于我当时住在日内瓦，这类历史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还非常错误地把它们同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搅在一起。我本人不认识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轻率和无耻，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极坚决的谴责。在斗争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不光彩的。即使责难福格特为拿破仑效劳是毫无根据的，那末，他像一个自杀者一样用以毁灭锦绣前程、破坏和辱没自己地位和声誉的那种轻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衷心希望他用正当方法来根本推翻这种严厉的责难。鉴于到此为止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同您谈谈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无可非议的’舍尔瓦尔先生的历史，从而使您能够作出判断：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责任。那末，我就来简单谈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谁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不难理解，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头了解流亡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为了共同事业，我作为一个长辈，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个帮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告诉和劝阻流亡者，使他们放弃某些荒诞的图谋，虽然这种图谋是由于不幸、甚至常常是由于绝望心情造成的困境而产生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三十年的经验，我十分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满了幻想。”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独立不羁的倾向，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人的权威；他们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慈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同他们的头儿们来往，因此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清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间并没有超过1849—1850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
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十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点燃起来，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敌人；谁能想到，一些阿谀逢迎的下流报棍子竟像电磁交感导体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要知道，甚至par excellence〔真正〕自由主义的冯·芬克先生，在涉及意大利问题时也谈到了硫磺帮，并且用它来说明谦逊的普鲁士议院。而布勒斯劳的资产阶级，——它似乎总是享有好名声的，——为了庆祝硫磺帮，竟sancta simplicitas〔天真地〕组织了狂欢游行，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还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nolens volens〔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就像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一样，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炼一番，使发热的头脑燃烧得最旺；我觉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远烧伤了喉咙。 现在来谈克列美尔，vulgo〔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骗子和通常的骗子于1853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纽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婚前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纽金特的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语，因为他大概很想让别人把他当做真正的英国人。纽金特自己说，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安排自己并有利地表现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学教授们的许多定货，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简出，后来几乎光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设了一个office de renseignements〔问事处〕，办了一家日报——‘勒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泰歇尔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学校校长，在我那儿担任编辑。这人在绘画方面天赋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深造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拜英国人纽金特为师。施泰歇尔经常告诉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娇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尔又是工人教育协会的音乐教员，有一次他把他的老师纽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高兴地同他初次结识，他破格地讲起德语来，而且他用的是下莱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因而我对他说：‘您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见，并且解释说，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个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最近还对这位‘可爱的’人钦佩莫名的施泰歇尔，也帮助纽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并且劝告协会的会员们对他要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业绩。这时我才明白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狮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话来说，——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维护他的业绩，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顺接受了我的辛辣的嘲笑，使我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迴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尔的协助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组织跳舞晚会，他们不费一文地找来了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晚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经完全是在得心应手的环境中的一个真正的maître de plaisir〔主持人〕了；因为狂欢和向女士们献殷勤，比表现狮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舞、蹦跳、欢笑、饮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维尔腾堡的一个首饰匠弗里茨那儿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七个成员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的技巧运动表演家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说服他的同仁们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从一个书贩那儿收到一本马克思写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列美尔，并且已被揭露出是一个骗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纽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载，他出生于莱茵，——这同他所说的方言相吻合，——而且同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是与事实一致的。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诉施泰歇尔、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们读读这本小册子。对纽金特的怀疑很快就传播开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对我说，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照他的样子做。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该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有价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累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纽金特也在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纽金特的辩护人的累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立即向他说了。纽金特急切地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累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纽金特竟然厚颜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们揭穿他就是法国人舍尔瓦尔和德国人克列美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尔曾为此事对他严加斥责。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组织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有价证券的伪造者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绘画工作，因为我在这儿也干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是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轻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荒唐行径同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骗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说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误入这种歧途时，我简直莫名其妙。眼见福格特何等轻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白白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吗！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著作都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成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责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经过对事实深入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科学结论，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则，甚至克列美尔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遗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追求日常幸福、富裕生活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采取轻率嘲弄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约·菲·贝克尔 又及：我刚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我看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荣誉。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你应当知道一些……其次我也在这本小册子中读到：福格特硬说什么纽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是受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纽金特，从来不让人觉察出：他在何时何地曾经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经没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有意义，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经结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轻率地遭到了别人的愚弄，但是现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人感到是心怀叵测的诡计。他并不使我感到兴趣，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可爱的年迈父亲，毫无疑问，这些事将给他带来许多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许您：甚至请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诉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传播。 忠实于您的 约·菲力浦·贝”（见附录3） 4.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我们且撇开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不谈，来谈谈科伦普鲁士王国陪审法庭。 “马克思在科伦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问。 “科伦审讯了他的同盟的同志们。”一点不错。 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竟拖了一年半之久。 普鲁士警察局和大使馆，辛凯尔迪及其全班人马，邮局和地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在这一年半中都作了极其巨大的努力，要弄出某种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为了侦查我的“行动”，掌握了可以说是普鲁士国家的辅助手段，甚至从我的1853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占有了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现在卡尔这小子准不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可是不然！福格特这次“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注：“带恶臭的或窒息性的炮弹主要用于地雷战。为此要用一般可燃物，但其中包括较多的硫磺和尽可能多的羽毛、兽角、毛发以及其他废物，把它们放入弹壳内并附上导火线。”（伊·克·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指南”1820年柏林版第一部分（J．C．Plümicke．《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Erster Theil.Berlin,1820））］]，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含糊地说： “科伦案件对我们并没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172页）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奥·维利希先生。维利希的自我辩护书［注：我在1853年纽约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378]里作了答复。］，是从他在1853年10月28日“纽约刑法报”[379]上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骇人听闻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诉我说： “您对警察当局的不光彩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给普鲁士的现存制度树立了一座坚实的纪念碑。”
他还补充说，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讯，——在起诉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仔细研究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须完全维持我最初对施梯伯的控告，控告他违背誓约，而且必须扩大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词都是捏造的……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词作出的……施梯伯的全部证词彻头彻尾都是违背誓约的。”（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380]第一附刊）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向被告们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向他们发出起诉的指示……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传的极端卑鄙龌龊来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伦〉，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在这帮警察败类中间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藏垢纳污的丑恶渊薮。”（“主要著作”第169、170页）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然而打击只是打败了科伦马克思同盟的盟员，只是打败了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381]等等吗？至于说到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检察官）用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在审理末）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
辛凯尔迪在科伦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封信，证明当时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业已出现的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因此，他要求用1000塔勒作为报酬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代表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普特。当收到辛凯尔迪的另一封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同上，第71、72页）[382]“随着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暗中偷运的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70页）[383]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见附录4）
的确，正是这种科伦陪审员的良好组成，普鲁士的辛凯尔迪—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尚了。“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暂时调到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的警察败类在1852年10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1853年3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谋）（见附录4）。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现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嚣也就愈加响亮。因此，科伦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欺骗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谨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384] 5.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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