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附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而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正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率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假想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1850年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1844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75万英镑。”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