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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2月4日于柏林 在前一篇通讯中［注：见本卷第691—692页。——编者注］我告诉过你们，弗洛特韦尔先生对资产阶级发出的不要把“再度中兴”这场戏演得太过分的秘密警告，使大选发生了多么突然的变化。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完全绝迹了。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则无需任何警告，因为他们都自愿地而且相当轻蔑地拒绝了行使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投票权。由于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头等选民和二等选民像目前这样采取共同行动，下层阶级投的选票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诚然，有少数几个地方，例如柏林，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纳税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是按照雇主的mot d’ordre〔命令〕行动的。连伦敦“泰晤士报”的“本报通讯员”（他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couleur de rose〔玫瑰色的〕）也不得不在英国的这家大报上承认：广大群众所抱的消极态度，在他刚强的心里也引起了沉重的忧虑。所以，这次选举总的说来是带有内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性质的。“十字报”的那一班人好像魔杖一挥都不见了。其中有两个大头子甚至不得不重新回到他们往常发号施令的法院里去，而有些人得以当选，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对手的宽宏大量。他们的行列受到多大的损失，单从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在77名县长当中只有27名重新当选。总之，这一班人将只能作为决不是很重要的少数重新登台。 但是普鲁士的立宪主义本性脆弱，以致它为自己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吓倒了。因为选举所产生的两院代表着内阁的自由主义，那末很显然，内阁也就代表着新选出的两院的自由主义，并且由于这个简单的过程而在实际上变成为党派内阁，议会内阁，也就是恰恰变成为那种不应该有的讨厌东西。因此，内阁大臣们不得不立刻在“国家通报”上抗议给他们造成的这种新处境。他们这些由亲王挑选的谋臣，忽然间好像变成了民选的国家执行机构，要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他们在抗议中——“国家通报”上刊登的他们那篇原则性的声明只能叫做抗议——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断言，议会内阁或党派政府在普鲁士是根本行不通的；国王，按照上帝的意旨，应该永远是唯一的权力的源泉；内阁大臣们不能事奉二主；人民按照内阁的意旨进行了选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不应该是人民要大臣们听从两院的领导，而应该是内阁要两院服服帖帖地跟着政府走。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内阁是议会政府，同时又不是议会政府。它通过选举排挤掉了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但它已迫不及待地要毁掉自己借以爬上台去的阶梯。由于国王还活着，由于王后还在玩弄计谋，而且在他们的旗帜后面还隐藏着强大的有组织的集团，所以亲王只有选择一个自由主义的内阁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个内阁又只有求诸普选才能站稳脚跟。由于选民附和了自上而下地对他们所唱的调子，内阁成了党派内阁，而亲王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独裁者。可是，忽然间，一心想做禀承天命的普鲁士王位继承者的亲王，意识到事态使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他在气恼而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竟以为用几句话就能够把事实勾销，用些半训诫半威吓的词句就能够改变他执掌政权的实际条件，选举的把戏一结束，他就能够重新摆出普鲁士国王的传统姿态。他和他手下的那班人幻想能够哄骗国民，其实只是暴露出他们自己居心不良，串演着malade malgré lui［注：无病呻吟者（莫里哀的剧本“无病呻吟”）。——编者注］的荒谬绝伦的滑稽戏。他们极力要扼止政治上的活跃，其实这样做只是使政治上的活跃摆脱他们的控制。亲王在国务院所做的演说，也应该认为是对内阁抗议书的一个补充，这篇演说全文发表了，因为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曾抓住其中某些个别字句不肯放松。 可以说，亲王和内阁大臣们一样，也是在最尖锐的内在矛盾当中转圈子。他选择了一个新内阁，因为他认为解散旧内阁不是什么真正的变化。他想要点新东西，但这新东西必须只是旧东西的翻版。他谴责上届政府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市政法，因为它把城市自治消灭得一干二净；但是他不想改变它，因为这种改变在目前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危险的后果。他建议只用和平方法来扩大普鲁士的势力，因此认为必须扩大那本来已经是致命累赘的军队。他承认，要扩军就需要钱；虽然自从革命以后曾举借过一笔国债，但国库却仍然毫不理会对它提出的要求。他宣布增立新税，同时痛斥近十年来普鲁士债务的大量增长。正像他的内阁大臣们不愿做合乎选民理想的内阁大臣但却希望有合乎自己尺度的选民一样，他这位摄政王需要钱来养兵，但是对有钱的人连听也不要听。他的演说中可以认为是明确反对前届政府的唯一地方，就是他对宗教虚伪所进行的攻击。这是他有意同王后为难，但是为了不致使公众也胆大妄为起来，他这位信奉新教的亲王同时命令警察驱散了柏林的自由天主教徒的一次集会。 你们会同意，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自杀性质的政策，即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够危险的；而目前的情况又决不是一般的情况。在法国有爆发革命的危险，为了抵住法国的革命，普鲁士政府在国内必须无后顾之忧才行。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场欧洲大战。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俄国、法国、撒丁将结成一伙反对奥地利。那时，普鲁士为了不致成为大伙的替罪羊，就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解放战争，即争取德意志独立的战争，因为如果它敢于同本国臣民作战，它将会像在1806年一样，被一拳打倒[433]。普鲁士政府完全意识到，法国革命或欧洲大战会使它陷入什么样的困难境地。它也知道，欧洲目前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但是，另一方面，它知道，如果完全听任人民运动自由发展，那末这样从外部防止了的那种危险就会从内部发生。纸面上对人民让步，而在实际上把它们化为乌有——这是耍把戏，一种跟德国人民玩起来可能很危险，而可怜的普鲁士政府连尝试一下的胆量都没有的把戏。为什么不可以，譬如说，让大资产阶级欣然以为由摄政王提名的内阁事后是经过他们选举的呢？因为就连对人民大众让步的表象也是有损王朝尊严的。对内政策是如此，对外政策也是如此。再没有哪个国家比普鲁士更害怕欧洲大战的了。然而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一次小战争，譬如，为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同丹麦打一仗，或者为了争夺德意志的霸权而同奥地利刀枪往来一番，可能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消遣，并且能够用抛洒一点民众鲜血的低廉代价为政府树立威望。但是在这里，所希望的又不是同时能够做到的。在丹麦问题的背后站着俄国，而奥地利本身则无异于欧洲的status quo〔现状〕。可见，正如在宪法方面的让步会为革命铺平道路一样，一场小冲突会招致欧洲大战。因此，你们可以相信，普鲁士对丹麦发出的好战叫嚣，最终将归结为在“国家通报”上的纸上抗议而已。
注释： [433]指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附近被击溃，结果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这次败绩彻底暴露出霍亨索伦封建君主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第7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