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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1858年9月14日于伦敦 我们在评论下院委员会关于1857—1858年危机的报告时，首先指出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法的有害倾向，其次揭穿了所谓发行银行只要随意扩大或缩减纸币流通就能影响一般价格水平的错误看法［注：见本卷第574—583页。——编者注］。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危机的真正原因呢？委员会宣称，它已“满意地查明，英国、美国和北欧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滥用信贷造成的”。这个结论的价值，自然不会因为世人无需下院委员会的帮助就能得出它，不会因为社会从这个启示中所能吸取的一切教训目前已经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而有丝毫减少。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我们根本不想来反驳它，——但是它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只能改变问题的提法呢？要产生空头信贷制度，总是需要有借款人和放债人这两个方面。借款人总是想利用别人的资金来做买卖，竭力使别人冒险而自己发财，——这种意图是这样明显，以致相反的意图对于我们说来简直不可理解。问题倒不如说是在另一方面，即怎么可能在所有的现代工业国里，人们竟抵抗不住最明显的幻想的影响，不顾每隔十年就重复一次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周期地屈从于和自己的资金分手的强烈愿望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规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贷的时期呢？只要我们对这些社会条件哪怕进行一次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 我们认为，不仅最近的议会报告，就连“关于1847年贸易危机的报告”以及所有以前发表的其他类似的报告，都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缺点：它们把每一次新危机都解释成第一次在社会地平线上出现的孤立现象，因而说它仿佛是由只为一个时期即两次震荡之间的时期所特有的（或者被认为是只为这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些事件、运动和因素造成的。如果物理学家也采用这种幼稚的方法，那末甚至彗星的出现也会每一次都使世人惊慌失措了。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场危机的规律，必须不仅说明危机的周期性质，而且也要说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此外，决不能容许每一次新的贸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要在这里给这种研究描绘出一个哪怕是最一般的轮廓，那就会超出本文的任务。大概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即委员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也未能正确地提出问题。 委员会为了说明空头信贷制度而提出的那些事实，当然并不新颖。这个制度本身，在英国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实现的。空头信贷是通过空头期票建立的。空头期票主要是在地方股份银行贴现，地方股份银行又把它们拿到伦敦的期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伦敦的期票经纪人只注意银行的背书，而不注意期票本身，他们所倚靠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而是英格兰银行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关于伦敦期票经纪人的原则，可以听听利物浦市银行前任行长狄克逊先生向委员会叙述的这件趣闻： “在关于整个这件事情的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一位期票经纪人指出，如果没有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市银行也不致于停止支付。在回答这一点时，我说道，无论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有什么优点，我都懒得插手去帮助市银行渡过困难，如果我知道这样会促使现在实行的这种有害的经营制度继续下去，接着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我在接任行长以前对市银行的业务所了解的情况，抵得上你由于看到市银行的大量贴现期票而应该了解到的一半，你就永远不会看到我成为股东了。”对这点的回答是：“但是你也不会看到我是股东；搞期票贴现对我说来非常有利，然而我也不会同意做什么股东。”
在胡乱经营方面首屈一指的，大概是利物浦市银行、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西区银行以及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地方银行；委员会曾极其仔细地研究过它们的业务。格拉斯哥的西区银行，在全苏格兰有101家分行，并且与美国有业务联系，它仅仅为了收取佣金而接受期票；它在1854年把股利从7％提高到8％，在1856年又从8％提高到9％，甚至在1857年6月，它的大部资金已经耗光，它还宣布股利为9％。由它贴现的期票在1853年是14987000英镑，在1857年增加到了20691000英镑。这家银行在伦敦进行的再贴现，在1852年为407000英镑，在1856年增加到了5407000英镑，虽然该银行的全部资本一共才有1500000英镑；它在1857年11月破产时所有的1603000英镑，只是麦克唐纳、蒙提思、华莱士和派蒂逊这四家公司的欠款。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根据一种独特的“保证”发放贷款，也就是：给工厂主供应资金，其保证在于将来出售预定用这笔预支的贷款制造出来的产品。对于贴现业务的轻率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实看出来：麦克唐纳公司的期票曾有127个不同的人和公司承兑；可是只对37个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且关于其中21个的反应是令人不满的或者是很坏的。然而麦克唐纳公司的信用贷款并没有减少。从1848年起，银行的账簿上就玩弄改头换面的把戏，把债务变成了信贷，把亏损变成了资产。 在报告书中说道：“要理解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也许最好是看一看：列在另一个资产栏中的一项称做斯卡特的债务是如何勾销掉的。这项债务共12万英镑，本应列为拒付期票。但是它被用斯卡特的期票承兑人的名字分立了四五个无担保信用贷款户头。这些户头的贷方记他们各自承兑期票的数目，并且几个债务人保了75000英镑的人寿险。从这笔保险费中，银行付出了33000英镑的保险费。现在这一切都作为资产记在账簿上。”
最后，调查结果表明，银行自己的股东还欠银行988000英镑。诺森伯兰和德勒穆地方银行的全部资金只有60万英镑，可是这家银行还是把大约100万英镑借给了无偿还能力的德温特铁厂公司。虽然这家银行的主要人物，事实上主持银行一切事务的乔纳森·理查逊先生本人并不是德温特公司的股东，但是他对于这个没有前途的企业却极其关心，因为他可以从开采铁矿的地区收取地租。所以，这件事实可以作为股份银行的全部资本完全被行长用于私人投机目的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委员会报告中这两个揭露的实例，给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和一切事务投上了相当阴暗的影子。显然，这些制度——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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