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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 1857年3月31日于伦敦 “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他们打算广泛支持帕麦斯顿勋爵，以此来作为争取重新选入新议会去当舆论代表者的最好理由……帕麦斯顿将不是作为保守党、或者辉格党、或者皮尔派、或者急进党的首脑，而是作为英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全民政党的伟大发起人和缔造者进入议院。”
以上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机关报“晨邮报”[156]上的一段话。帕麦斯顿作为独裁者，新议会作为他的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此，这也许还可以从选票中得到证实。至于“晨邮报”上所说的“舆论”，那末正像人们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一半是帕麦斯顿本人制造的，而对另一半，他则付之一笑。这场选举斗争中的最大事件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彻底失败：布莱特和米尔纳·基卜生失去了曼彻斯特的议席，科布顿失去了哈得兹菲尔德的议席，埃·阿米塔季爵士失去了索尔福的议席，福克斯失去了奥尔丹的议席，迈奥尔失去了罗契得尔的议席。特别使所有的人，甚至使帕麦斯顿政府惊讶不已的，是曼彻斯特的选举结果[157]。政府原来对这里的胜利是如何不抱希望，可从它的行动是多么犹疑不决看出来。最初，帕麦斯顿在收到几份曼彻斯特的告选民书之后，曾威胁说要亲自到这个纺织工业的中心去，在“敌人自己的粪堆上”向敌人挑战。但是他再一考虑，就退缩了。然后是内阁的下属鲍勃·娄出场。一伙大工厂主邀请他做曼彻斯特的候选人，并且保证在他失败时付给他2000英镑，使他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个腐朽的市镇，他公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允许选举委员会开始为他进行竞选活动。后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发表了著名的演说[158]。在这以后，帕麦斯顿就吩咐娄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娄依命照办了。甚至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企图在曼彻斯特获胜还是显得毫无希望，于是“泰晤士报”便奉令来扮演寓言中的狐狸[159]。鲍勃·娄必须写一篇社论，坚持重新选举布莱特这一帮人，并且规劝曼彻斯特人不要以抛弃自己的旧代表来玷辱自己。在经过这一切担忧之后，电报给唐宁街传去的消息却说科布顿垮了台，布莱特和基卜生被击败了，并且是被绝大多数票击败的，这时内阁阵营里那种欢欣若狂和高呼胜利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至于帕麦斯顿本人，在他看来这个胜利是超出他个人利益所许可的限度的，因为这个老滑头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是一个巨人，要制服他，只消把他引入下院就行了，而要加速这个议院本身（它的基础，即有特权的选民团，它的上层建筑，即对内阁的篡夺）的毁灭，也只须把那些最有名的议员驱逐出去，把他们撵上街头，从而给那站在“英国宪法”大门外面的苦命的群众提供一批有声望的首领。 曼彻斯特学派在自己的基地上被它自己的大多数部队所击败，看去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这决不是仅仅因为那旨在把他逐出内阁并且成为解散议会的借口的不信任投票，是由科布顿和基卜生提议举行的。在帕麦斯顿和布莱特、科布顿等人身上，似乎体现了不同原则和不同地位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帕麦斯顿是鼓吹民族荣誉的号筒，他们是维护工业利益的喉舌；他是集英国寡头政治一切篡夺行为于一身的讲求外交手腕的子爵，他们是体现英国资产阶级生命力的煽动家、parvenu〔暴发户〕；他从政党的瓦解中吸取力量，他们的力量应归之于阶级斗争。他是旧的托利主义的最后一个无原则的化身，是反对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反谷物法同盟的领袖们的。因此，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失败看上去就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更何况与他们竞选的那些幸运对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例如，布莱特的对手约翰·波特尔爵士，只由于是曼彻斯特的头号大胖子而闻名。他很可能被人看做是曼彻斯特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160]，要不是他的渺小的智慧和巨大的钱包使他免于跟这位不朽的骑士相提并论的话。米尔纳·基卜生的对手阿·特纳为他的个人要求提出这样的论据，即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决不会以炫耀才能或摆阔气的恶劣作风来刺痛自己同胞的感情。科布顿的对手艾克罗伊德先生责难前者是一个全国规模的人物，而他（艾克罗伊德）从来就是，当然将来也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哈德兹菲尔德人。他们全都以没有才能但是有性格而自豪，而这份天赋必定使他们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犯下“反对一切政府”的错误，不会像米尔纳·基卜生那样为了某些理论上的奇怪念头而牺牲有利可图的职位。 但是，尽管表面上是这样，帕麦斯顿那份反对科布顿等人的告选民书，并不是使早已在曼彻斯特学派周围堆积起来的可燃物质爆炸的原因，而只是使它们爆炸的借口。由于曼彻斯特是政党的核心，而布莱特又被公认为这个政党的真正英雄，所以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他的失败，就可以说明他的战友们在其他工业地区同时遭到的失利。这里首先是老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起了作用，他们曾经一心渴望为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出现以来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冷遇报仇雪恨。在1852年的选举中，布莱特仅以100票的多数战胜他们，这就表明他们在数量方面的力量决不能轻视了。他们当然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取得胜利，可是他们是支持布莱特大军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兵团的强大援军。其次，站在第二排的是高价报刊的首领，他们对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161]怀有深仇宿怨。“曼彻斯特卫报”[162]的编辑加内特先生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反对布莱特，竭力给反布莱特联盟的那些相当破烂的论据蒙上体面的服装；使他的这种企图比较容易实现的，是布莱特和科布顿在对俄战争时期弄得不孚众望[163]。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确不敢在曼彻斯特的公开的群众集会上露面，不得不躲在纽奥尔大厦（反谷物法同盟的旧盟址）同知心朋友饮茶谈心。自由资产阶级、工场主以及大商号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投票反对布莱特，在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中，一致拥护他的，只有教友会信徒和爱尔兰人，即那个在联合王国到处都跟着自己的“自然主宰”走的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如何解释自由资产阶级行列中的这种分裂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有的“曼彻斯特的大亨”迫不及待地想要像他们的利物浦对手那样成为“绅士”。如果说他们在布莱特还是他们阶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时，曾经容忍像他这种有才能者的优势，那末现在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可以采取一般庸人在飞黄腾达时将自己所妒嫉的人一脚踢开的做法了。不过，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布莱特的个人优势，更多的是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的陈腐要求；这些余党有点像长期议会的余党[164]之于英国共和政治一样，是曼彻斯特的累赘；这些余党定期地在威尔逊先生这个“体面人物”和昔日的淀粉商人主持下集会（威尔逊先生在这些会议上受到同盟的名誉书记罗宾逊先生以及其他没有社会地位的小人物的支持）。这些人是在大风暴时期被浪涛卷到表面上来的，他们现在执拗地不肯再沉到底下去，虽然在实质上，他们除了拥有过去的破旧不堪的传统和现在的照例的谎言，每当布莱特需要时出来假装代表曼彻斯特讲话以外，再举不出任何理由赖在政治舞台上不走了。这次反叛的首领之一恩特威斯尔先生在一次选民大会上坦白地说道： “问题不在于对华战争或对俄战争或任何战争。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是否今后也听命于在纽奥尔大厦集会的余党。”
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终于埋葬那曾经像梦魔一样窒息过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时，自以为堵塞了他们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大门，当然没有想到他们从而为新的革命运动扫除了主要的障碍。然而，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又，由一个喝醉了酒的反布莱特的选民透露出来了，他在投票时大喊大叫道：“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换句话说：打倒改良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终于占了选民的多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反贵族的叫嚣，我们听厌了，它们毫无什么意义，它们只能激起工人的情绪。我们已经争到了自由贸易，心情非常舒畅，尤其是因为又降低了战时所得税。不管怎样，我们很爱勋爵。“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让我们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即在全民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吧。让我们大家都做真正英国大臣[165]帕麦斯顿勋爵领导下的英国人，真正的约翰牛吧。 因此，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工厂主放弃了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革命领导。
注释： [156]“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中叶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81页。 [157]马克思在阐述曼彻斯特选举结果这个问题时，利用了恩格斯在1857年3月11日、20日、特别是31日的信件。——第181页。 [158]1857年3月18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的选民大会上坚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尖锐地批评了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他对中国和波斯的侵略政策。同时，科布顿对鲍勃·娄以及其他受到政府支持的议会候选人作了否定的评价。——第182页。 [159]马克思暗指伊索寓言“乌鸦和狐狸”。——第182页。 [160]约翰·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是吹牛、贪吃、酗酒、淫荡的典型。——第183页。 [161]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是马克思对那些在议会内外积极参加争取取消印花税和广告税（见注152）的宣传的曼彻斯特资产阶级激进派（包括布莱特）的称呼。——第184页。 [162]“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办。——第184页。 [163]布莱特作为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的领袖，反对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自由贸易论者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一样，认为英国不必采用战争手段，只要通过自由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第184页。 [164]长期议会的余党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独立党的拥护者，新教教会的信徒。1648年底长老会信徒被赶出下院以后，他们仍留在下院中，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议会的余党。——第184页。 [165]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帕麦斯顿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认为派英国海军去希腊保护一个原籍葡萄牙的英国臣民——商人唐·帕西菲科（他的住宅在雅典被焚毁）是正当的。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全无恙。——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