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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 应该提醒一下，波拿巴发动coup d’état〔政变〕时曾经凭借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口实：一方面，他宣布他的使命是使资产阶级和“经济秩序”避免似乎在1852年5月一定会出现的红色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使劳动人民摆脱集中表现为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此外，他必须偿清他本人所欠的债务以及十二月十日会[30]的那批威风凛凛的恶棍所欠的债务，并且使他自己和这批恶棍靠牺牲资产阶级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大发横财。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个人的使命充满着互相矛盾的困难，因为他不得不同时既扮演强盗，又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他要是不掠夺这两个阶级，就不能满足他本身及其党羽的需要。在弗伦特运动[31]时期，吉兹公爵被称为法国的最该受感激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变成了他的党徒所持有的债券。波拿巴也想成为法国的最该受感激的人，办法就是把法国的全部财产和整个工业变成路易·波拿巴自己所持有的私人债券。窃取法国，然后去购买法国，——这就是这个人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而在这种先从法国攫取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它归还给法国的过程中，对他说来，相当重要的还是他本人和十二月十日会从中能够取得的利息。怎样才能使这些互相矛盾的要求协调一致呢？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微妙的经济问题呢？怎样解开这个难解之结呢？波拿巴过去所积累的各方面的经验指出了一个帮助他摆脱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妙法——信用。正巧在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产生和衰落的时期都沉湎于一种幻想，以为随着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到来，一切阶级矛盾就必定会消失，而这种幸福生活是可以靠某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获得的。在coup d’état时期，这种类型的圣西门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曾经有个米歇尔·舍伐利埃，“辩论日报”[32]的一位经济学家；有个蒲鲁东，他企图用奇形怪状的假面具掩盖圣西门学说中最坏的部分；还有实际上同证券投机和路特希尔德都有关系的两个葡萄牙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时期是安凡丹天父的信徒，他们凭着自己的实际经验敢于透过社会主义认出证券投机，透过圣西门认出罗。这两个人——艾米尔·贝列拉和伊萨克·贝列拉都是Crédit Mobilier的创办人和波拿巴社会主义的倡始人。 有句俗话说：《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有自己的命运”〕。和书一样，学说也有自己的命运。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也许除了在juste-milieu〔中庸〕者——基佐身上体现出圣茹斯特，在路易·波拿巴身上体现出拿破仑以外，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更为辛辣的讽刺了。 人的思想跟不上事变的进程。当我们研究了公司的原则和经济情况，指出Crédit Mobilier结构本身预示破产不可避免的时候，历史已经在实现我们的预言了。5月底，Crédit Mobilier的董事之一、拥有1000万法郎产业的普拉斯先生破产了。只不过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天以前，他还作为dieux de la finance〔财神〕之一，“被莫尔尼先生介绍给皇帝”。Les dieux s’en vont！〔财神走了！〕几乎就在当天，“通报”[33]公布了关于sociétés en commandite〔两合公司〕的新法令，这项法令似乎是为了抑制投机狂而让这些公司听任Crédit Mobilier支配，使它们根据政府或Crédit Mobilier的意志来建立。而英国报刊甚至不知道sociétés en commandite和sociétés anonymes〔匿名公司〕之间存在着区别，不知道前者就是后者的牺牲品，竟对这种波拿巴式贤明的伟大的“理智行为”备加赞扬，并设想法国的投机家不久也会具有英国的萨德勒、斯佩德尔和帕麦尔那样的稳健。与此同时，著名的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刚刚颁布的土壤改良法，就直接违反拿破仑过去的一切法律和法典，准许剥夺以不动产作抵押的债务人以利于波拿巴政府，后者就是想通过这种狡猾手段来霸占土地，正像它通过Crédit Mobilier来霸占工业，通过法兰西银行来霸占法国商业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财产不受社会主义的威胁！ 同时，我们认为，继续分析一下Crédit Mobilier这个机关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想，这个机关必定还会显示出巨大的成绩，上述一切同这些成绩相比，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开端。 我们知道，Crédit Mobilier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以资本供给属于匿名公司的工业企业。让我们引用伊萨克·贝列拉先生报告书中的一段话： “Crédit Mobilier对于代表工业资本的有价证券所起的作用，类似贴现银行对于代表商业资本的有价证券所发挥的职能。这个公司的第一个职责就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帮助那些靠自力而有很大困难的大企业建立起来。它的使命之所以比较容易完成，是因为它拥有私人所得不到的各种通报和调查材料，来正确估计向它求助的企业的实际情况或发展前途。在繁荣时期，我们的公司将导致资本找到能够盈利的场所；在困难时期，它的任务是用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工人就业和缓和由于资本迅速缩减而引起的危机。我们的公司将努力把自己的资本投入一切企业，只是投资额和限期要使公司能够不经受风险而收回自己的资本，这种努力使公司有可能用增加partial commandités〈股票上的投资〉［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 〉里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业务，在短期内使大量企业获得成效，以及减少自己合作的风险。”
了解到伊萨克怎样发展波拿巴的思想以后，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再看一看波拿巴怎样评论伊萨克的思想。这一评论可以在内务大臣［注：培尔西尼。——编者注］1854年6月21日向波拿巴呈递的关于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和管理原则的报告中找到： “在世界上现有的一切信用机关中，法兰西银行被公正地认为是那种可誉称为最稳固的组织。〈它是如此稳固，如果没有赖德律－洛兰之流的支持，甚至连1848年小小的二月风暴在一天内就能把它刮倒。临时政府不仅规定了法兰西银行可以暂不履行以硬币支付其银行券的义务，从而使挤满通往该行各条街道的银行券和本票持有者向后转，而且还授权该行发行票面价值为50法郎的银行券，虽然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来不准它发行票面价值在500法郎以下的银行券。这样一来，政府不仅以自己的信用弥补了这家银行的无支付能力的现象，而且还把国家森林抵押给它以取得国家接受贷款的特权。〉法兰西银行既是我国商业的支柱，同时又是它的向导，它的物质影响和道义影响为我国市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是，每当美国和英国商业上只不过出现小小的破产的时候，法国人都会遇到周期性的工业危机。〉由于在一切业务中以谨慎和明智作方针，这个卓越的机关也就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但是商业天才首先需要鼓励，才能创造出他所孕育的一切奇迹。正因为在法国投机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除了法兰西银行以外，再根据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建立一个在工商业范围内应当体现出主动精神的机关，不但没有任何不便之处，相反地，倒有很大的优越性。
我们一有机会就竭力设法指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怎样勉强地遮掩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计划：使法国的整个工业卷入巴黎交易所的漩涡，并把它变成Crédit Mobilier的先生们及其保护人波拿巴手中的网球。这种机关幸好已经有了榜样。做出这一榜样的是那个在一切商业业务上以一丝不苟、明智和稳健著称的国家。尼德兰总公司用自己的资本、自己的信用和自己的道义威望为一切健康的思想和一切有益的事业服务，它在荷兰扩大了运河网，进行了土壤改良工作，采取了成千项其他改良措施，以使其财产价值增加几百倍。为什么法国就不能同样借助这个已被了不起的经验证实确为优越的机关来得到好处呢？这就是根据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建立Crédit Mobilier的想法。 根据章程规定，除了其他业务以外，该公司还可以买卖国家机关和公法机关的有价证券或工业股票，以它们作抵押品来贷款和借款，包销国家公债，简单地说，就是发行本公司的长期债券，数量同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有价证券相等。 可见，公司拥有在有利条件下用来吸收和随时集中大量财富的手段。这一机关的活动的成效如何，就要看这些资本的使用是否得当。的确，公司可以酌情对工业进行投资（commanditer），取得不同企业的股份，参加长期业务，也就是说，去做法兰西银行和贴现银行的章程禁止各该银行做的一切事情。总之，公司的行动是自由的，并且可以根据商业信用的需要改变它的活动方向。如果它善于从经常出现的企业中辨明哪些企业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它能及时利用它所支配的巨额资金，来帮助完成那些本身极能生利但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否则就会半途而废的工作，如果它的合作确实表明思想是有益的或者计划是得当的，那末，Crédit Mobilier就应当受到而且一定会受到普遍的称赞，游资将会大量流向那些靠公司保护而能得到最可靠的使用的渠道。可见，这个公司之所以成为实现各种社会有益思想的参加者，是因为实例和威信比任何物质帮助更会使公司的任何支持具有吸引力。它将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推动工业的发展，并且处处刺激发明精神。”
注释： [30]十二月十日会（Dix Décembre）是波拿巴派的秘密会社，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的代表人物等组成；它的成员帮助了路易·波拿巴于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该会因此而得名）。后来，该会成员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第30页。 [31]弗伦特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贵族资产阶级运动。运动的贵族首领依靠自己的侍从和外国军队，利用这一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城市的民主运动来为自己谋利益。——第30页。 [32]“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1页。 [33]“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