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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 英国的新揭露材料 亚·白恩士爵士的一些文件是在他死后由他父亲发表的，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洗刷帕麦斯顿加在他儿子身上的假罪名，即诬指白恩士是那场可耻的和失败的阿富汗战争的主谋，并且也为了清楚地证明，由帕麦斯顿提交给议会的那些轰动一时的亚·白恩士爵士的急电，不仅被歪曲得完全失去了原意，而且实际上是伪造的，里面还插入许多专门为了混淆视听而捏造的文句[270]。如果不算亚·白恩士爵士的这些文件，那末，一直到现在为止所发表的任何一种文件，大概都没有像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纳皮尔爵士的通信那样严重地败坏了英国政府和把英国国家职务继承权占为己有的那一帮人的声誉。为了给自己恢复名誉，老海军上将不久前发表了这些通信[271]。 在激烈的争论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较之自己的对手具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就是没有那种可能在舆论界更加损害他威信的揭露材料。正是这个人，公然夸耀他参加了杀害邦迪埃拉兄弟的事件，正是他曾被揭露经常在伦敦邮政总局拆看私人信件，并利用这些信件来为神圣同盟效劳[272]，当尼古拉皇帝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时候，他阿谀逢迎地前去亲吻尼古拉皇帝的手；正是他用独特的方法来实行英国新济贫法，使这个本来就很厉害的法律变得更为残酷；最后，仅仅几个月以前，他在挤满了人的议会里枉费心机地企图把他自己侮辱不幸的克里斯提上尉的过错推到累亚德先生身上。此人的名声可以说是已确立起来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一种谜一样的东西。他既没有那种可以使帕麦斯顿勋爵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特殊才能，也没有那种可以使约翰·罗素勋爵不要特殊才能也能过得下去的党内传统威信；然而他却能够在英国国家活动家当中扮演一个显要的角色。揭开这个谜的锁钥不应该到世界史年鉴上去找，而应该到“笨拙”杂志中去找。在这本颇有教益的杂志里年年都有一幅写生漫画，画上有言简意赅的题词：“罗伯特·皮尔爵士手下干脏活的小孩”。罗伯特·皮尔爵士虽然不是一个伟人，却是一个正派人物，然而他首先是英国的国家活动家，政党的领袖；地位责成他去干脏活，但他是很不愿意干的。正因为如此，詹姆斯爵士便成了他真正的求之不得的宝贝，正因为如此，詹姆斯爵士便成了一个完全必要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查理·纳皮尔爵士的一家人，无论按他们的天分或他们的古怪性情来说，都同样是与众不同的。在现代温和的人们当中，纳皮尔兄弟使人产生一种仿佛他们是某个原始部落的代表的印象，他们的天分使他们掌握了文明的成果，但是并没有使他们拜倒在文明的陈规俗套面前，并没有使他们拘泥于它的礼节和屈从于它的纪律。一方面纳皮尔兄弟始终忠实地为英国人民服务，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经常同自己的政府争吵，并且起来反对它。一方面他们具有荷马笔下的人物的优点，可是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些人物的好说大话的特性。 我们举已故将军查理·纳皮尔爵士为例。他无疑是马尔波罗时代以来英国的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人，但是，他在同东印度公司的讼争中（他死后这场讼争由他的家族来继续）出了大名，这种名气并不亚于他占领信德省[273]时的名声。再拿一个将军威·纳皮尔爵士来说，他是英国的第一流军事著作家，但是，他和英国军事部门经常的争吵也是相当有名的；他很少考虑到自己同胞的狭隘偏见，以致他的著名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274]被英国批评界一致辱骂为“关于这次战争所从未有过的一份最好的法国报告”。詹·格莱安爵士的对手，老海军上将纳皮尔也是由于他取消了自己上司的命令而著名。至于谈到纳皮尔一家的最后这位强壮的子孙，那末詹·格莱安爵士只是觉得，他就像夹蟒蛇一样地夹住了纳皮尔；然而夹蟒蛇的铁环检查起来不过是一圈普通的蜘蛛网而已。 作为海军首席大臣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查理·纳皮尔回到英国后免去了他的司令职务。他在下院指出纳皮尔要对在波罗的海的失败负责，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从纳皮尔的私人信件中引证了几处。格莱安指责纳皮尔避不执行他从海军部接到的独创性的命令。他希望将来任何一位海军大臣都要慎重行事，不要让查理·纳皮尔爵士的旗帜升起；他还在受他影响的报纸上嘲笑纳皮尔，称他为“好战的查理”，把纳皮尔譬喻成神话中的法兰西国王，“带着2万名兵士攀登一座小山，然后又下山回来”。查理爵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曾要求调查他的行动，他遭到了拒绝；他向内阁申诉，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最后他向下院呼吁。他被拒绝的借口是，讨论有关案件的文件可能危害女王陛下的舰队”。
在炮击斯维阿波尔格以后，这个理由当然不成立了。詹姆斯爵士相信他的阴谋一定会得逞，因此为了防范起见，他在所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损害他自己的名誉和恢复他所挑选的牺牲品的名誉的信件上都做了“私人的”［《private》］记号。至于“私人的”这个神圣的字眼的含义，那末詹姆斯爵士本人在向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声称，当不列颠海军首席大臣有充分理由认为必须把官方的指示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甚至对议会保密时，他通常在这些文件上打上“私人的”记号。对于詹姆斯爵士这种认为自己有权公开私人通信的人说来，把官方文件变为私人财产是完全自然的事。但是，这一次他却打错算盘了。查理·纳皮尔爵士大胆地打破了“私人的指示”的束缚，他可能使自己遭到从英国海军军官正式名册中除名的危险，而且还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失去重新升起自己旗帜的权利；但同时，他不仅阻碍了詹姆斯爵士在海军部继续担任职务，而且向英国人民指出，他们的舰队同他们的军队一样腐败透顶了。当克里木战局使不列颠军队失去它昔日的荣誉的时候，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维护者们婉言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说什么英国从来也没有妄想成为头等军事强国。然而他们却不敢断言，大不列颠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军强国的要求。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 詹姆斯·格莱安和海军上将纳皮尔的通信包括从1854年2月24日到11月6日这段时期，由于它的数量很大，不可能全部拿来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所以只能加以归纳，摘要发表。在8月底以前，大家知道，波罗的海的航行季节结束，一切都相当顺利，虽然在远征一开始查理·纳皮尔爵士就已经向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海军部发给用以装备和补充北海舰队的经费对完成预定的目的是不够用的，不能为迎击俄军制造有利条件。”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信中除了表示对自己的“亲爱的查理爵士”的赏识以外，什么也没有表示。3月12日他“祝贺”他的舰队“十分有次序地”驶离英国海岸；4月5日他“对他的向前推进表示满意”；4月10日他“非常满意他的行动”；6月20日他称纳皮尔为“无与伦比的舰队司令”；7月4日他“确信查理爵士将会做出一个人所能够做出的一切事情”。8月22日他“衷心地祝贺他在博马尔松德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而在8月25日他以一种充满诗意的喜悦心情写道： “我十分满意您的行动，我对您的预见和您的正确思想得到了证明表示钦佩。”
整个这段时间詹姆斯爵士只担心查理爵士 “由于热切地追求树立伟大的功勋和满足迫不及待的人们的野心，会受到一时冲动的影响，会忘记履行一个最崇高的义务——在精神上有勇气去做你所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怕受到对不正确的行动的指责”。
早在1854年5月1日，他就在给查理爵士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斯维阿波尔格也好，喀琅施塔得也好，从海上是几乎无法攻下的，特别是斯维阿波尔格，只有大量的军队才能从陆地上顺利地攻击俄国很容易地在直接通往首都的要冲集中的那些兵力。”
6月12日查理爵士写信告诉他： “经过反复仔细考虑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海军上将查兹也同意这个结论）：占领斯维阿波尔格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装备大量的炮艇。”——
詹姆斯爵士于7月11日给他的回答是： “有5万人和200艘炮艇，您就很可能在9月底以前获得巨大的和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冬天一到，法国军队和舰队就开回去了，而秋分前后的强大风暴已经开始掀起波罗的海的巨浪，从查理爵士那儿收到了这样的报告： “我们军舰上的锚链已经开始断裂，‘苍龙号’只剩下一个锚，‘女王号’和‘妖龙号’在昨天深夜也都失去了一个锚；‘女巫号’不得不在雾中抛锚，夜间在纳尔根附近起锚后，又在廉斯卡尔灯塔附近抛了锚，因为风把它吹到暗礁上去了；‘埃弗里阿尔号’触了暗礁，幸好没有沉没。”
这时詹姆斯爵士突然发现，“打仗不能不冒险，不能没有危险”，因此，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艘炮艇和一艘臼炮艇，斯维阿波尔格也应该拿下来！的确，我们只能重复老海军上将的话：“假如俄国皇帝是海军首席大臣，他也可能会写出这样的信。”从这些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海军部里，正如在陆军部里一样，也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詹姆斯爵士同意纳皮尔经过贝耳特向前推进，但是内阁对这一点抱否定态度。在8月间，詹姆斯爵士写信给纳皮尔，要他预先作好离开波罗的海的准备，然而内阁在这个时候却拍给他一个内容相反的电报。詹姆斯爵士对尼耶尔将军的报告有一种看法，而内阁对它却有另一种看法。但是这些通信中最有趣的东西，看来是它们对英法同盟所作的新的说明。法国海军上将把8月13日召回法国军队的命令告诉了查理爵士。法国军队在9月4日启程，而法国舰队的剩余部分也在9月19日启航了。然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却向查理爵士肯定地说，他只是在9月25日才得知法军离开的消息。因此詹姆斯爵士错误地认为，“这个决定是在取得纳皮尔同意后就地通过的”，但是，正如他强调指出的，“没有向英国政府征求任何意见”。另一方面，尼耶尔，法国工程部队的将军和路易·波拿巴的密友，仿佛曾经建议过“用战列舰在两小时内击毁斯维阿波尔格”。由此可见，他想促使英国舰队采取盲目攻击，使英军一无所获地在暗礁和俄军的防御工事上碰得头破血流。
注释： [270]1839年英国议会公布了包括有关波斯和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文件的蓝皮书。收在蓝皮书里的当时英国驻喀布尔代表亚·白恩士关于同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57）有关的事件的通信被外交部别有用心地选择和伪造过，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英国在发动这次战争中的煽风点火作用。亚·白恩士在他死前不久把他的通信的副本寄到伦敦，蓝皮书中未收入的一部分由他的家属发表了。英国政府的伪造勾当于是被揭露。——第582页。 [271]格莱安和查·纳皮尔之间从1854年2月24日到11月6日这段时间的通信，发表在1855年9月3、4、6和8日“泰晤士报”上。——第582页。 [272]关于根据格莱安的指示对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进行秘密检查的事情见注25。 在其他的一些信件中发现有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运征卡拉布利亚的计划，目的是在意大利发动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1844年6月在实行这次远征时它的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也被枪杀。——第582页。 [273]1843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1838—1842年英国阿富汗战争时期，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使信德省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让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又利用这个机会，于1843年要求当地的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英国军队在查·纳皮尔的指挥下对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省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后，英国人就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第584页。 [274]见注70。——第5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