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议会的战争辩论

　　“英国收到第一份密件是在1853年1月23日，当月26日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本人所引证的那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第二份密件是在1853年2月6日收到的，而在当月11日，即4天以后，‘泰晤士报’上又发表了一篇专论，其中有一段摘在下面。文章中说：‘我们并不认为，俄国政策的目的是加速东方灾难的来临；英国将再度诚挚地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危局而效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企图延长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粗野和衰朽的权力只有付出重大代价——使肥沃的省份和众多的基督教居民受野蛮统治——才能实现；如果文明和基督教能克服奥斯曼的征服所造成的罪恶，我们将感到高兴。’
　　1853年2月23日的‘泰晤士报’在说了许多关于土耳其已经衰弱不堪的话后又声称：
　　‘土耳其政府政治上极端衰朽，统治者中根本没有能干的和廉洁奉公的人，伊斯兰教居民日渐减少，国库已趋空虚，同时它又统治着南欧某些最肥沃的区域，最优良的港口和最精明能干、有天才的人民，这形成了某种离奇的对照……很难了解，这样深重和无可置疑的罪恶竟然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还能在政治活动家（他们把这种恶视为相对的善）中找到保护人；尽管我们也知道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变革会引起多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预见到（不是惊惶不安地而是满意地预见到）那个时刻’——‘泰晤士报’从何得知，这个时刻已经很近了呢？——‘那时候像土耳其政府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继续统治像它现在统治着的这样的国家了。或许，这个时期比一般想像的要短一些，或许，某些聪明的国家活动家已在准备措施来对付这种结局，因为他们再也无法继续无限期地推迟这种结局了。我们并不认为而且也不打算假定，奥地利和俄国目前已经有了或者已经背着其他欧洲强国预先制定了一种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怀有敌意的计划。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泰晤士报’这样声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缅施科夫公爵作为特使从圣彼得堡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所负的专门使命是代表尼古拉皇帝声明，作为正教首脑的沙皇本人不能接受也不能强迫东方教会接受不久前法国大使所收到的苏丹关于圣土上的圣地问题的敕令所规定的条件。’
　　关于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第一个消息包括在2月14日和21日收到的汉·西摩尔爵士的紧急报告中。必须指出，1853年3月6日又接到一份紧急报告，转达了俄皇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全盘计划。前面已经指出，对这个紧急报告的答复直到3月23日才送出去；3月13日以前内阁一次会议都没有举行，虽然政府的某些成员在此以前一星期就已收到了皇帝的建议。这个建议直到3月13日才通知他们的同僚；然而‘泰晤士报’却早就得悉了，因为在3月7日，即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的第二天——当时除了两三位内阁成员以外还没有人能够知道，连外交部的职员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文章，（听啊！听啊！）这篇文章中提到：
　　‘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和欧洲强国对东方的态度——对这个问题，政治家们和独立自主的报刊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以便提出并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实现相应的计划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国家活动家不得不处理日常政治事务，不得不经常坚持所谓国家必要性的准则，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显然，如果一种新的或独创的思想事先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和没有经过公众缜密思考，他们也就提不出来。’
　　高贵的勋爵应当特别注意‘泰晤士报’上所说的下面一些话，因为这些话同勋爵的反驳有关，它说：“正因为这样，所以约翰·罗素勋爵的表现丝毫也不使我们感到惊奇，他在提到不久前在土耳其，特别是在它的欧洲边境发生的困难时，表示不同意不久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所表述的那些观点，他也重复了——以一个官方人士的庄重态度重复了——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古老的神话。但是，这类论据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该文作者怎样知道高贵的勋爵不同意呢？（听啊！）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不同意约·罗素勋爵的意见，好像除了必须讨论如果产生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问题应当做些什么而外，对于欧洲说来也不可能有更大的灾难了。’
　　希望议院注意下面这段话，它们和俄皇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如果在讨论分割土耳其的问题以前，就开始分割土耳其，这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听啊！听啊！）这也就是那些话。往下该文作者继续写道：
　　‘对于一个国家活动家竟把他在土耳其帝国一旦崩溃时应当奉行的政策和导致瓜分波兰的政策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表示惊奇。自然，从国家必要性方面所作的考虑对于保存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和独立依然是有效的。但是这些可以有许多否定因素与之对立的考虑，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害怕去解决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近年来尤其变本加厉），以致连讨论真正的问题的尝试在某些人士看来都是政治腐化和破坏各个国家赖以联系的一切法律的行为。’
　　下一篇文章发表于3月10日。也许议院认为在此以前所引用的表明‘泰晤士报’撰稿人一字不差地使用紧急报告中的用语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现在将要宣读的文章，会消除我们在这方面的任何怀疑。3月10日发表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缅施科夫公爵此行负有更明确的外交使命。我们有理由认为，比起莱宁根伯爵的指令来，缅施科夫公爵的指令带有比较和解的性质。’
　　类似的词句在汉·西摩尔爵士2月21日的紧急报告中可以找到：
　　‘涅谢尔罗迭伯爵阁下希望使我确信，缅施科夫公爵将接到的指令，带有和解的性质。’
　　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敢说，当代国家活动家一碰上涉及某些大地方的文明、恢复基督教曾经一度在全欧洲享有的优越地位、保证千百万人的进步和福利的问题，往往就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能够达成协议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用缠头把土耳其人打扮起来，并继续认为这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
　　3月19日内阁举行了会议，讨论了3月6日收到的紧急报告，3月23日发出了对紧急报告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必须坚持约翰·罗素勋爵2月9日密件中所阐述的那项政策的原则，但仍然乐于赞同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
　　当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可以找到克拉伦登勋爵密件中的一些句子，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现状及其前景的看法同约·罗素勋爵所持的并告知下院的观点不一致。我们这些看法同我国过去在许多场合所奉行的政策不同，也同大多数伦敦报刊并不那么出色和特别顺利地加以维护的体系根本不同。’
　　不列颠报刊可以以它没有坚持‘泰晤士报’的观点为荣，尽管它并没有那些曾经动摇过殖民大臣的地位而且几乎把内阁推翻的利箭。‘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皇帝〉声明说，他所希望的是同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和博得我国的信任。他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商谈将是对他的保证是否真诚的考验；但是，再不可能有比他准备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同不列颠政府合作的意愿更能证明他对土耳其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温和态度和善良愿望了。’
　　就在‘泰晤士报’宣布它使不列颠公众容忍瓜分土耳其的企图没有成功的那一天，拖延了整整16天的对紧急报告的答复送到了圣彼得堡。（听啊！听啊！）没有必要再从‘泰晤士报’上摘录一些引文来麻烦议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