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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时财政 1854年2月3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陆军总司令部大厦附近看到了去参加议会开幕式的女王的隆重仪仗。人们高声欢呼，欢迎土耳其大使。阿尔伯特亲王面色苍白，街道两边的人群向他愤怒地嘘叫；女王看到人民这样异乎寻常地不满，很少作一般应酬的表示，只是一脸苦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经指出反阿尔伯特运动的实际规模，并且也证实了这只是派系斗争的一种手段［注：见本卷第43—47页。——编者注］。但是对公众的游行示威应该加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证明不列颠人民作出来的忠顺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虚伪的礼貌，它是经不起轻轻一击的。这次的游行示威说不定会迫使王室解除内阁职务，因为内阁的反民族政策可能使王室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 当不久前奥尔洛夫伯爵去维也纳内阁的使命[47]已经家喻户晓的时候，“泰晤士报”向它轻信的读者报道说，奥尔洛夫正是经常受沙皇委托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可是不用我来提醒，你们当然也记得，1833年春前往君士坦丁堡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安吉阿尔－斯凱莱西条约的就是这个奥尔洛夫[48]。现在他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允许，将俄国的一个军从华沙经过匈牙利开往多瑙河战区。奥地利坚决要求土耳其政府将目前在多瑙河的土耳其司令官塞里姆－帕沙、伊斯马伊耳－帕沙、奥美尔－帕沙当作叛教者和革命者加以免职，这可以认为是奥尔洛夫的维也纳之行的第一个成果。凡是了解土耳其过去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奥斯曼帝国存在时起，它所有主要的陆海军将军、外交官员和大臣们一向是叛教者－基督徒，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等。为什么不要求俄国也将它从欧洲各处收罗的并成为它的外交艺术、政治智谋和军事天才方面的全部家底的四五十个人一概撤职呢？与此同时，奥地利在土耳其边境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集结了8万军队，并且派出了一个3万人左右的捷克军同他们会合。沙皇曾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俄国的名义并且为了俄国的利益调10万军队占领波兰，使驻防在那里的军队可以南调多瑙河各公国作战，而普鲁士政府好像是拒绝执行沙皇的要求。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注：见本卷第36页。——编者注］，我已经向你们谈过不久前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诡计，它要求缴纳税款时，纸币按票面贬值15％。在意大利现在也在普遍实行这种巧妙的“税上加税”的方法。1月22日的“米兰报”公布了奥地利财政大臣的命令，宣布“因纸币贬值，海关收税时应按行市将票面贬低17％计值”。 至于俄国国库的问题，我已经在所谓东方纠纷开始时向读者警告过[49]，不要听信那些努力散布的谣言，说什么圣彼得堡银行的地下室藏有“秘密”珍宝，也不要听信那些令人发笑的夸张的话，说俄国似乎有随时都可以动用的大量钱财。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沙皇不得不从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提取他的金属储备，除此之外，还采取了欺诈的没收手段。帕斯凱维奇公爵通知华沙的贴现贷款银行说，它的资本将作为强制性贷款提出（虽然这家银行的章程规定，除地产之外，不得以任何保证条件贷款）。我们还听说俄国政府打算发行6000万卢布的不兑现的纸币，以抵补军事费用。彼得堡内阁采用类似的巧妙手段已经不是第一遭了。1768年年底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了抵补同土耳其作战用的开支，建立了一个似乎以发行可兑现的纸币为原则的阿西格那齐银行［注：指发行一种称为阿西格那齐的纸币的银行。——译者注］。但是，同时完全有意地忘记告诉公众，这些纸币将以什么货币兑换，而过了几个月才开始只用铜币兑换。由于另一个不幸的“意外”，这些铜币的面额又高出了所含金属的价值50％，而且它们所以能按票面价值流通，仅仅因为数量很少，零售商业用的小额货币不足。可见，货币的兑换原来不过是一种诡计。最初叶卡特林娜发行的票面25卢布的纸币总数不超过4000万卢布；卢布是按外汇行市折合英币为38到40辨士的银币，相当于一百多个铜戈比。1796年，叶卡特林娜去世以前，这种纸币数量增长到了15700万卢布，也就是比最初的发行量增加了几乎3倍。伦敦的外汇行市从1787年的41个辨士，降到1796年的31个辨士。在以后的两届政府执政期间发行量都增长很快；1810年纸币流通量达57700万卢布，1个纸卢布只值25+（2/5）戈比，也就是等于1788年时的价值的1/4，而1810年秋伦敦外汇行市降低，1个卢布不能像以前那样换38—40个辨士，而只能换11．5辨士。到1817年，据古里也夫伯爵的声明，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达83600万卢布。由于关税和其他赋税都以银卢布计算，政府也就宣布，阿西格那齐按4∶1的比例收受，从而也就承认贬值75％。那时因为还在继续贬值，所以商品价格也在相应上涨而且波动极大。这种情况甚至使政府也开始感到不安，不能不去借外债，以便使部分银行券回笼。到1821年1月1日，官方宣布银行券的数量已减少到64000万卢布。由于后来连续同土耳其、波斯、波兰、希瓦等国进行战争，阿西格那齐重又增加，外汇行市重又下跌，一切商品价格重又大幅度地波动。直到1839年7月1日，由于有大量粮食向英国出口，外汇行市才得到了调整，那时沙皇发布一个告示，宣布从1840年7月1日起，全部阿西格那齐必须都转为银行票，而银行票应按足值银卢布即38个辨士兑换。沙皇亚历山大过去曾宣布阿西格那齐由税吏按4∶1的比例收受；沙皇尼古拉依靠转换的办法，似乎重又恢复了阿西格那齐的全部价值。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附加条件，即规定三张半的旧票作一张新票使用。可见，虽没有宣布旧票贬值到它原有价值的28％，但是承认了三张半旧票等于一张新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俄国政府在财政方面也像对待外交事务那样认真，丝毫不苟，另一方面，单是临近的战争的威胁就足以使尼古拉几乎二十年来一直试图摆脱的财政困难重新产生。 欧洲政府一个跟着一个向自己心爱的臣民发表演说，呼吁要钱。连沉着的荷兰人的国王［注：即威廉三世。——编者注］也向国会要求用60万国家达勒来修筑工事和进行国防建设，并且说：“情况可能迫使他动员部分军队和派出他的海军。” 如果采取巧妙的会计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货币实际不足的问题，而把空钱箱装满的话，那末不久前在“通报”上公布的法国预算的编制人大概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了。但是，即使是巴黎最小的商人也不会看错这样的事实：用最巧妙的数字分类决不能把他的名字从债主的账本中勾掉，而且十二月二日的英雄［注：即拿破仑第三。——编者注］认为人民的钱财是取之不尽的，不加考虑地增加了国家的债务。 最天真不过的是丹麦内阁在1月17日下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打算把改变丹麦基本制度的计划和实施等待已久的全国宪法（Gesamtstaatsverfassung）[50]推迟到最适当的时候。
注释： [47]1854年1月底到2月初，阿·费·奥尔洛夫奉尼古拉一世之命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举行了谈判。奥尔洛夫的使命是以俄国保证绝对不侵犯奥地利的领土并负责敦促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联邦也同意提供这一保证作为条件，换取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保持友好的中立。另外，沙皇建议奥地利共同保护土耳其一旦解体而在巴尔干可能建立的国家。由于在东方问题上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存在矛盾，奥尔洛夫的使命没有胜利完成。——第56页。 [48]指1833年5月至7月间阿·费·奥尔洛夫以特使和俄军（前去帮助土耳其苏丹马茂德二世镇压叛乱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总司令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谈判。谈判的结果，于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凱莱西条约（见注28）。俄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使英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第57页。 [49]马克思指1853年6月22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他的一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32—142页）。——第57页。 [50]指在1854年初讨论的并在1854年7月颁布的丹麦王国的新的根本法（见本卷第415—416页）。它用削弱王国的各组成部分（丹麦本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自治权的办法加强了它们对丹麦王权的依附。这个根本法遭到强烈的反对，1863年，由于通过了新宪法，它就被废除了。 本文最后一段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