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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 1853年7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四开演的议会闹剧，在星期五即本月8日的下院会议上继续演出，最后作了结束。帕麦斯顿勋爵要求累亚德先生不仅把自己的提案推迟到星期一再提出，而且还想叫人们根本不再提起这个提案。“星期一应当遭到同星期五一样的命运”。布莱特先生趁这个机会祝贺阿伯丁勋爵采取了谨慎的政策，同时还表示自己对他的一切完全信任。 “晨报”指出：“即使内阁是一个和平协会[178]，它也不可能比最善良的阿伯丁更多地去鼓励俄国，挫折法国的锐气，使土耳其处于危险的境地，破坏英国的威信。布莱特先生说的话就等于是曼彻斯特派支持胆小怕事的阁员的一个宣言。”
大臣们极力阻挠累亚德提出预定的质询，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内部分歧就不可能再向公众隐瞒了。土耳其应当分崩离析，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联合内阁分崩离析。俄国的阴谋不仅得到阿伯丁勋爵的最大宽容，而且也得到阿盖尔公爵、克拉伦登勋爵、格兰维耳勋爵、悉尼·赫伯特先生、卡德威尔先生和“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等大臣的最大宽容。据说，阿伯丁勋爵一度曾以提出辞职相威胁。显然，帕麦斯顿的“精力饱满”派（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179]派）正需要这么一个借口以便后退。于是就决定，向君士坦丁堡宫廷和圣彼得堡宫廷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建议“由列强会同订立一项保障条约，把沙皇为正教徒要求的特权也赋予居住在土耳其属地上的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可是同样的建议在缅施科夫公爵动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前夕，已经向缅施科夫公爵提出了，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此，指望重提这种建议能得到什么结果，真是太可笑了，何况，正是俄国坚决力求同列强也就是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缔结条约（现在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而这件事也不再遇到阻挠。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是俄国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的内弟，他的步调和俄国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联合内阁中的两派（昏昏欲睡派和“精力饱满”派）通过上述决定的同一天里，“祖国报”上刊登了下面的一段话： “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使臣冯·布鲁克先生一上任就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500万披亚斯特赔款，并要它答应交出克列克和苏托林两个港口。这个要求被看做是对俄国的一种支持。”
这并不是奥地利对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的唯一的一次支持。必须提醒的是，在1848年，当国王们需要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时候，他们曾不断制造“误会”。现在这种手法又被用来对付土耳其了。士麦那的奥地利领事用武力把一个匈牙利人［注：科斯塔（他是根据韦克贝克尔领事的命令被捕的）。——编者注］从一家英国的咖啡馆绑架到奥地利的军舰上；为了报复这种行动，流亡者打死和打伤了奥地利军官各一名，事后冯·布鲁克先生要求土耳其政府在24小时内雪耻[180]。星期六的“晨邮报”在报道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援引了奥地利人进入波斯尼亚的传闻。不言而喻，当联合内阁的代表们昨天在两院的会议上被问到这项传闻是否属实的时候，结果是“还没有接到情报”。只有罗素一人大胆地推测说，隐藏在这种传闻后面的恐怕不会是什么别的事情，只会是奥地利人在彼得瓦尔登集结自己的部队这个事实。塔提舍夫先生在1828年曾经说，到将来问题要彻底解决的时候，奥地利一定会贪婪地抓住自己的一份战利品，这个预言就这样正在应验着。上月26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急电说： “鉴于目前谣传整个俄国舰队已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苏丹询问法国大使和英国大使：如果俄国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示威，联合舰队是否准备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两位大使做了肯定的答复。现在，一艘载有英法军官的土耳其蒸汽舰刚刚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发到黑海进行侦察。”
俄国人占领了两个公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公布苏丹确认一切教派的基督徒的特权的敕令，并封闭了一家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德文报纸，因为这家报纸竟敢刊登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同时，俄国人还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他们前次（1848—1849年）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规定的年贡的第一批贡款。从1828年以来，俄国的保护制度使这两个公国花费了15000万披亚斯特，而抢劫和破坏造成的巨大损失还不算在内。英国为俄国支付了它对法作战的费用，法国为它支付了对波斯作战的费用，波斯为它支付了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土耳其和英国为它支付了对波兰作战的费用；现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各公国要为它支付它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了。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涅谢尔罗迭伯爵于1853年6月20日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新的周知照会。照会宣称，在苏丹没有同意沙皇的全部要求、英法舰队没有离开土耳其海面之前，俄国军队决不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这个照会听起来简直就是对英法两国的侮辱。照会中说： “两个海上强国采取的立场是海上占领，因此我们有权利占领一定的军事阵地，以恢复双方地位上的均势。”
请大家注意一下，贝捷克湾离君士坦丁堡有150哩。沙皇坚持它有占领土耳其领土的权利，同时却否认英国和法国有不经沙皇特许而占据中立水域的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沙皇允许土耳其政府在选择放弃主权的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允许土耳其政府“通过协定或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甚至通过签署一个普通照会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他确信，“公正的欧洲”一定会理解，凯纳吉条约虽然只给予俄国保护伊斯坦布尔的一座东正教教堂的权利[181]，但eo ipso〔这样一来〕就宣布了俄国是东罗马。他对于西方不了解俄国在外国的宗教保护制度根本无害于人表示遗憾。他用历史事实，即用“他在1829年利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时所表现的那种真正的温和”来证明自己关心保持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性。实际上，他当时没法表现不温和，因为当时他的军队处境很困难，而英国海军上将又扬言不管有没有本国政府的允许都将轰击黑海沿岸的每个居民点；他当时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之所以能得到，完全是西方各国的当局“宽宏大量”，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背信弃义击溃的结果。 “在1833年他是欧洲唯一使土耳其免遭不可避免的瓜分的人。”
1833年沙皇通过签订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同土耳其订立了防御同盟，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舰队禁止驶近君士坦丁堡[182]。由此可见，土耳其不被瓜分，完全是为了让俄国全部独吞。 “在1839年，他同其他列强一起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由于共同努力实行这些建议，才使苏丹的王位免除了被新的阿拉伯帝国所取代的危险。”
换句话说，在1839年，他使列强担任主动消灭了埃及的舰队，并使那个唯一能够使土耳其变成对俄国的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注：穆罕默德－阿利。——编者注］丧失了一切力量。 “圣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向来就是力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东方的sta-tus quo〔现状〕。”
说得对。沙皇一贯处心积虑地想使土耳其的腐烂过程完全在俄国的保护下进行。应当承认，东方还从来没有敢于直接向西方提出过更有侮辱性的照会。照会的作者真不愧是涅谢尔罗迭，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兼有荨麻和鞭笞［注：俏皮话：《Nessel！》（涅谢尔）意为“荨麻”（德文）；《rod》（罗迭）意为“鞭笞”（英文）。——编者注］的意思。的确，这个照会证明欧洲如何在反革命的鞭笞下退化了。革命者只能向沙皇祝贺他有这样的杰作。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末这还不单是在一般的失败之后的退却，而是通过卡夫丁峡谷[183]。 正当英国女王隆重接待俄国的公爵夫人，有教养的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向野蛮的专制君主伏地求恩的时候，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退化。7月7日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哈里法克斯的共济会堂举行了一个赞成和平的群众大会。哈里法克斯的议员克罗斯利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所有其他“大人物”从“城里”［注：伦敦。——编者注］专程前来参加大会。大厅里坐无虚席，好几千人还呆在门外。厄内斯特·琼斯（他在各工厂区进行的鼓动很受欢迎，这可从向议会提出的大量的要求实行大宪章的请愿书和地方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攻击中看出。）这时正在德勒穆。哈里法克斯（琼斯在这里曾两度被选为下院议员候选人，并两次在举手表决[184]中当选）的宪章派打电报叫他回来，刚好在大会开始前他赶回来了。曼彻斯特派的先生们这时完全相信他们的决议将被通过，他们向自己善良的阿伯丁表示了工业区对他的支持后，准备回家了，正在这时，厄内斯特·琼斯突然登上了讲台，并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它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并且宣布，在自由没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于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琼斯的修正案仍然被多数通过。 印度法案的条文正在逐条通过，除了所谓“印度改革派”的根本站不住脚的论据外，辩论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例如，乔斯林阁下，这是一个依靠定期地揭露印度现有的弊端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罪恶统治来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之类的议员。诸君以为他的修正案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再延长10年。幸好他的主张只是以自己的难堪而告终。此外，还有一个职业“改革家”约瑟夫·休谟先生，他在自己的长期议会生活中甚至能够把反对内阁变成一种支持内阁的特殊方法。他提议不要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数目由24人减少到18人。唯一明智的、现在已被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他提议，关于政府任命的董事必须是东印度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持有者这个要求应该取消，这个要求本来是股东会选出的董事必须具备的条件。请看一看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185]出版的那些小册子，诸君就会感到好像是在读正统主义者、奥尔良派、蓝色和红色共和派，甚至还有最失望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共同起草的反波拿巴的长篇檄文。这些小册子的唯一功劳在目前来说只是在于，它们一般地引起了公众对印度问题的注意，此外再也不能期待什么，因为在这些小册子所反映的反对派观点中现在有着折衷主义的性质。例如，它们一方面批评英国贵族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反对消灭印度的贵族，即印度的王公。 自从英国掠夺者一到印度，并坚决决定要抓住印度不放之后，他们除了用武力或阴谋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他们在对待当地王公方面处在古罗马人对待自己的同盟者那样的地位，于是他们就用了罗马政治家的办法。一个英国作者说：“这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制度，正如同我们在吃牛的肉之前，要把牛喂肥一样。”东印度公司用古罗马的方法把自己的同盟者诱入自己的罗网之后，就像在交易所街[186]所做的那样，用现代的方法来惩治他们了。当地的王公为了履行自己对东印度公司所承担的义务，曾经不得不向英国人借贷大笔重利贷款。当他们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债权人就板起面孔，“拧紧螺丝”，这时王公只好或者签订“友好的协约”把自己的领土让给东印度公司，或者开战。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变成了靠自己的篡夺者的赡养费过活的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就要被当作叛逆削去王位。现在，各土邦所占的面积为699961平方哩，人口为52941263人，但是，现在它们已经不是英国政府的同盟者了，而是被各种奴役条件、一整套军费补助条约和形式繁多的保护制度束缚起来的英国政府的藩臣了。这些条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土邦放弃自卫的权利，放弃外交独立的权利，放弃不受总督干涉而解决它们相互之间的争端的权利。它们全都必须纳贡，或者是现金，或者是供养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武装部队。关于彻底并吞或兼并这些土邦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改革派声称实行兼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商人则认为兼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完全是错误的。各土邦作为国家，自从它们同东印度公司签订军费补助条约，或者受它保护时起，实际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在两个政府中间进行分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于其中一国的资源和两国的管理制度。在现行制度之下，各土邦被双重负担即自己原有的行政机构和东印度公司对它们所课的赋税以及军需特捐压得喘不过气来。允许他们在表面上保持独立的条件，同时也就是使他们不断衰落和根本不可能改善处境的条件。机体虚弱，——这是各土邦存在的基本规律，正像任何一种仅仅在被容许的范围内存在的有机体一样。因此，这里指的不是保存作为国家的土邦，而是保存当地的王公和他们的宫廷。那些厉声指责“英国王室和贵族穷奢极侈”的人，今天却因印度的纳瓦布、拉甲和札吉达尔[187]（它们大多数甚至还没有资格夸说自己世系远古，因为它们是靠英国的阴谋而飞黄腾达的根底很浅的篡夺者）的破产而痛哭流涕，这岂不怪哉！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些“一千零一夜”中的沙宰曼和山鲁亚尔的专制更可笑、更荒谬和更幼稚的专制了。威灵顿公爵、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亨利·罗素爵士、埃伦伯勒勋爵、布里格斯将军和其他的权威人士都赞成保存status quo〔现状〕。但是，他们的见解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必须驯养英国人指挥下的印度军队去同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小型战争，以便阻止他们调转枪口反对他们的欧洲老爷们；独立国家的存在可以使英国军队有时得到一些事做；世袭的王公是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他们是阻止勇敢的军事冒险家（这种冒险家无论过去或将来在印度是很多的）露头高升的障碍；独立地区是庇护印度居民中一切不满足的和有雄心的分子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理由都太啰嗦，它们的实质是：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现在撇开这些理由不谈，让我来谈谈托马斯·曼罗和埃耳芬斯顿勋爵，这两个人有一副至少是不平凡的头脑，并且满心同情印度人民。他们认为，没有当地的贵族阶级，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将没有充分的生命力，消灭这个贵族阶级并不会抬高全体人民，相反地，只会压低全体人民。如果注意到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本地人一向不许担任任何要职（军事的和民政的）这一情况，那末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凡是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成为大人物的地方，就应当有一类依靠出身而成为大人物的人，以便使被征服的人民保持哪怕是一点点的伟大。但是这种不让本地人在英国地区担任要职的做法，只有由于在所谓独立地区保存了世袭王公才有可能。于是这两种恩典中的一种不得不给了印度军队，这支军队的军事实力是英国在印度的整个统治的支柱。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坎伯尔先生说的话：印度的本地贵族最没有能力担任要职，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必须造成新的阶级，“由于下层阶级具有机灵和易于接受知识的特点，这在印度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容易做到”[188]。 当地的王公由于他们的王朝人丁衰微，几乎已经退出了舞台。但是从本世纪起，英国政府开始允许他们用收养子的办法来任命自己的继承者，或者用英国人的亲信作为傀儡来填补他们的空位。著名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第一个公开反对这种制度。如果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抑制了事态的自然进程，那末消灭当地的王公既无须用战争，也无须花钱。 至于靠赡养费过活的王公，英国政府从来自印度的收入中拨给他们当作薪俸的2468969英镑，对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人民的全部食物只是大米，没有别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说这些王公还有些用处的话，那末他们的用处仅仅是展示已经完全腐烂和十分可笑的君主政权。例如，拿帖木儿的后裔[189]大莫卧儿［注：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编者注］来说，他的年薪是12万英镑，他的权力超不出宫墙的范围，成了白痴的王族子孙在宫里像家兔一样听其自然地繁殖着。甚至德里的警察也被英国人从他的监督下弄走了。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色焦黄，老态龙钟，穿着一身绣金的同印度舞女的服饰一样的戏剧服装。在国家庆典的日子里，这个镀金的傀儡便走出来使忠心的臣子高兴一下。外国人要想见他，必须付出几个基尼，就像是看某个saltimbanque〔丑角〕的公演要买门票一样，而他也回敬客人们头巾、钻石等。皇家的这些钻石就近一看就看出原来是一些胡乱涂了些油漆的、仿造宝石仿造得非常粗糙的小块玻璃，做的是这样粗劣，放在手里就像是块姜汁饼干一样碎裂了。 英国的高利贷者和英国的贵族对于剥夺王权这一套艺术是很内行的，他们在国内使王朝变成立宪制下的废物，在外国则使王朝变成一套空洞的礼仪。现在，激进派看到这种情景正在大为不平哩！
注释： [178]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教派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第218页。 [179]暗示帕麦斯顿对1847年英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这次冲突是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以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毁为借口，把自己的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帕麦斯顿在议会上发表侵略性的演说，为英国的行动辩解，认为必须维护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罗马的公民相比。帕麦斯顿所使用的“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一语意味着种种特权和罗马公民身分所给予的尊贵地位。——第219页。 [180]指所谓的“士麦那事件”，它是1853年夏季由于奥地利驻士麦那领事命令逮捕美籍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而发生的。科斯塔被捕后，即被押往奥地利的“骠骑兵号”军舰。因此，流亡者同某些奥地利的海军军官在士麦那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美国的“圣路易号”军舰的舰长英格拉哈姆干涉了这个事件，他依照美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布朗的意见，用最后通牒方式要求奥地利军舰的舰长释放科斯塔。由于其他强国的领事进行干涉，武装冲突被及时制止。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科斯塔获释，回到美国。——第220页。 [181]见注103。——第221页。 [182]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埃及起义军首领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的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从法律上固定这个同盟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这项条文一直生效到1839—1841年新的埃及危机（见注8）发生的时候，这时尼古拉一世同英国以及其他强国商讨对付穆罕默德－阿利的共同行动，由于列强的坚持，尼古拉一世才承认在和平期间禁止一切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的原则。——第222页。 [183]卡夫丁峡谷（Furcae Caudinae）在卡夫丁城（古罗马）附近。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负着“牛轭”通过峡谷。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222页。 [184]1872年以前在英国，在候选人提名日，表决是用举手方式进行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也能参加表决。但是在选举日，被举手否决了的候选人还能当选，参加表决的只有极少数符合巨额财产资格、居住时间资格等等条件的“合法”选民。——第223页。 [185]见注100。——第224页。 [186]交易所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南海公司管理机关所在地。它是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第224页。 [187]纳瓦布和拉札是印度王公的称号。札吉达尔是大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时使用的巨大的领地（札吉），因此，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额的军队。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第225页。 [188]G．Campbell．《Modern India：a Sketch of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London，1852，p．64．——第226页。 [189]大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巴卑尔（1483—1530）认为自己是帖木儿的后裔，而后者则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命。在十八世纪帝国瓦解以后，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们是个别省督、阿富汗侵略者和印度大封建主的傀儡。在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他们就充当东印度公司的傀儡，领取该公司的赡养费。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是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莫卧儿王朝在名义上的一点权力便彻底消灭了。——第2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