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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马克思 1852年10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商业大臣汉利先生不久以前向他的一伙朋友，在班伯里的制麯厂聚会的农场主们宣布说：贫困现象由于某些原因而减轻了，但是这决不是由于贸易自由，而首先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海外黄金的发现，爱尔兰居民的大批外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英国船舶的更大需求等等。所以，我们应当承认，“饥荒”是对付贫困的特效药，正如砒霜对付老鼠一样。伦敦的“经济学家”说： “至少，托利党人不得不承认现今的繁荣和它的必然结果——习艺所的荒废。”
“经济学家”接着试图向表示怀疑的商业大臣证明，习艺所的荒废纯粹是贸易自由的作用的结果，只要贸易自由得到充分的发展，习艺所也许就会从不列颠的土地上完全消失。然而很遗憾，“经济学家”的统计根本没有证明人们希望通过它来证明的东西。大家都很了解，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 谈完这点之后，我们再来谈“经济学家”的统计。 1834年，济贫费的数额达6317255英镑，到1837年，这个数字降到最小限度，只有4044741英镑。后来，这个数字又逐年增加，至1843年增加到5208027英镑。在1844、1845和1846年，又降到4954204英镑，但是在1847和1848年又有增长，1848年达到6180764英镑，几乎达到1834年实行新济贫法[264]之前的水平。在1849、1850、1851和1852年，这个数字又降到4724619英镑。但是1834—1837年这段时间是繁荣时期，1838—1842年是危机和停滞时期，1843—1846年是繁荣时期，1847—1848年是危机和停滞时期，1849—1852年又是繁荣时期。 那末，这种统计说明了什么？它至多不过证明那个陈腐的同义反复：不列颠的贫困现象随着停滞和繁荣时期的更替而加剧和减轻，这不取决于贸易自由或保护关税政策。此外，我们甚至发现，在自由贸易时代的1852年，济贫费的总额比保护关税时代的1837年多679878英镑，尽管有爱尔兰的饥荒、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英国的另外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贸易自由使出口额增加，而出口额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结果必然使贫困现象减轻，以至于最终消失。它援引下面的数字作为论据。有劳动能力但又需要靠教区的救济来维持生活的人数如下：
我手头有济贫委员会公布的几份文件。诚然，这些文件表明，从1848到1851年贫民的数目有所减少。但是，同时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出，从1841到1844年这段时间，贫民的平均数是1431571，而在1845到1848年这段时间的平均数是1600257。1850年在习艺所内和习艺所外受到救济的贫民有1809308名，1851年有1600329名，即比1845——1848年的平均数略有增加。现在把这些数字同人口调查所提供的人口数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1841—1848年每1000个居民中有89个贫民，而在1851年有90个贫民。由此可见，与1841—1848年的平均数字相比，实际上贫困现象是加剧了，尽管有自由贸易、饥荒、繁荣，尽管有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罪犯的人数也增加了。只要看一看医学杂志“手术刀”就足以使人相信，食物掺假和食物掺毒一直是同贸易自由平行发展的。在伦敦每周都由于“手术刀”揭露新的秘密而引起新的恐慌。这家杂志成立了一个由医生、化学家等等组成的完备的调查委员会来检验在伦敦销售的食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经常公布咖啡、茶、醋、胡椒、酸辣菜等掺毒的情况——可以说所有这些食品都掺上了毒。 显然，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的现象。100万贫民在不列颠的习艺所里混日子的情况，正如在英格兰银行存有1800万到2000万英镑的黄金一样，也是与不列颠的繁荣密切相连的。 这一点是应当永远肯定的，而资产阶级的幻想家却不然，他们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虽然应当永远肯定这一点，但毕竟还要确认，1852年是英国所经历过的那些特别繁荣的年代中的一年。国家收入的数额——虽然废除了窗口税，——关于航海的报告，出口商品的清单，金融市场的牌价，而首先是工业区的空前活跃，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场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润，并且刺激他们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 换句话说，现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剩余资本已经直接集中到，并且还在继续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根据工厂总监莱昂纳德·霍纳先生最近的报告，1851年，仅仅棉纺织厂的设备能力就增加了3717马力。他列举了一大串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的名字。在这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150马力的纺纱厂，那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拥有600台织布机的生产花布的织布厂，另一个地方又在建设一个拥有6万纱锭、620马力的纺纱厂，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拥有200马力的纺纱厂和一个拥有300马力的织布厂等等。而最大的一个生产驼绒和各种衣料的工厂正在布莱得弗德（约克郡）附近兴建起来。 “据计算，为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建造的那个工厂占地6英亩，从这一点可以判断这个工厂的规模大小。主厂房将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式样非常奇特的石头建筑物，它有一个长达540英尺的大厅；机器设备将包括最新的结构，这些结构的优点已经得到公认。费尔贝恩兄弟将在曼彻斯特建造一批预计有1200马力的蒸汽发动机来开动这许多机器。仅一个煤气工厂，按其规模来说不亚于一个小城市的煤气工厂；这个工厂将按照怀特的碳氢化合物系统进行建设，估计将花费4000英镑。据统计，需要5000个喷嘴，这些喷嘴每天要消耗10万立方英尺煤气。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工厂以外，索耳特先生要在这个工厂附近为工人建筑700所住宅。”[265]
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1847年的危机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同样是由工业过度生产所直接引起的1838—1842年这个空前的停滞时期。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如果在危机到来时充斥市场的全部商品立即变成沉重的累赘，那末这对于大批扩建和新建的工厂来说将更加沉重好几倍，因为这些工厂已经装备到能够开工生产的程度，而立即开工生产对这些工厂来说乃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任何时候，只要资本放弃了它的通常的商业流通途径，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甚至会钻进英格兰银行的拱门。当巨大的金额变成那些或者在危机开始时才投入生产，或者部分地需要先追加流动资本才能开始工作的工厂、机器等等固定资本时，sauve qui peut〔能自救的人，自救吧〕这样的呼声也就必然喊得更高。我从“印度之友”中引用了另外一个可以说明日益迫近的危机的性质的事实。根据它所公布的1852年加尔各答的商业材料来看，1851年加尔各答进口的棉织品和各种棉纱的价值是4074000卢比，几乎占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今年这种进口的总额还要增加。而且这还不包括关于孟买、马德拉斯和新嘉坡进口的资料。但是，1847年的危机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对印贸易的这些方面，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对这种向“我们的印度帝国”的输入额占总额三分之二的工业繁荣的最终结局抱有丝毫的怀疑。 关于将紧跟着现在的繁荣时期到来的那个崩溃时期的特点，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许多征兆，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中的黄金盈余以及促使金块急剧流入的那些特殊情况，都预示这个崩溃将在1853年到来。 目前在英格兰银行的地下室中储存着21353000英镑的金块。有人试图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采掘的过剩来解释这种黄金流入的情况。但是，只要略微看一看事实，我们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增加，实际上只意味着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换句话说，意味着出口大大超过进口。事实正是如此，最近的贸易报告指出，大麻、糖、茶、烟草、酒、羊毛、谷物、油类、可可、面粉、靛蓝、皮革、马铃薯、熏肉、猪肉、黄油、干酪、火腿、猪油、大米，以及欧洲大陆和英属印度的几乎全部产品的进口都大大减少了。1850年和1851年，进口额显然是过大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大陆上由于歉收而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上涨，就造成了缩减进口的趋势。只有棉花和亚麻的进口增加了。 这种出超的情况也说明为什么外汇牌价有利于英国。另一方面，由于出超部分得到了黄金输入的补偿，因此，相当大一部分英国资本闲置起来，从而扩大了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和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这些白白闲置的资本寻找出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借贷资本充裕而利率低的原因。头等期票的贴现率是1.75％到2％。但是从任何关于商业史的著作中，例如从图克的“价格史”[266]中，都可以看出，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金块的大量储存、出口超过进口、有利的外汇牌价、借贷资本的充裕和低利率等等征兆汇合起来，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 我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的经济预言家会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异端邪说。但是，自从著名的财政大臣“繁荣的罗宾逊”［注：弗·约·罗宾逊，葛德里奇子爵。——编者注］在1825年危机的前夜召开的议会会议开幕时预言将有空前的持久的繁荣那个时代起，这些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预测或预言过危机吗？相反地，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训诫的、庸俗的说教来攻击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 关于暂时的工商业繁荣所造成的那些特殊的政治情况，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加以论述。
注释： [264]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去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人民把这种习艺所叫作“穷人的巴士底狱”。——第417页。 [265]马克思摘自1852年9月22日“泰晤士报”。——第420页。 [266]这里指的是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年伦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793 to 1837》.Vol.Ⅰ－Ⅱ，Lon-don，1838）、“价格史和1838年、1839年的流通状况”1840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in 1838 and 1839》.London，1840）和“价格史和从1839年到1847年为止的流通状况”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London，1848）。——第4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