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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 国民院 伯尔尼12月6日。在这个欧洲暴风雨时期，谁还去注意瑞士呢？大概除了那个觉得在莱茵河左岸，从康斯坦察到巴塞尔的每一个丛林后面都埋伏有志愿兵的帝国政府以外，谁也不会去注意。但是，瑞士是我们的重要邻邦。今天，立宪制的比利时是正式的模范国家[92]，可是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暴风雨时代，谁又能保证，明天瑞士不会变成这种正式的模范国家呢？现在我已经知道，有不少一本正经的共和主义者总在幻想从莱茵河彼岸把具有大大小小的联邦委员会、国民院、联邦院等等的瑞士的政治制度通盘搬来，就是说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幅员广大的瑞士，这样他们就可以当上大会议的议员，或者巴登、黑森、拿骚的州议会的议员，温文尔雅地过和平而安静的生活了。 所以，我们德国人无论如何要关心瑞士。瑞士人现在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最近就有可能拿来作为我们效法的典范。因此，我们不妨预先稍微熟悉一下，瑞士联邦的二十二个州在自己联邦共和国内究竟倡导了些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培育了些什么样的人物。 自然，我们首先应该熟悉一下瑞士社会的精华，即那些被瑞士人民选为代表的人物；我指的是正在伯尔尼市政厅开会的国民院。 无论谁，只要他走上国民院的讲台，都会对瑞士人民派到伯尔尼来讨论全民性共同事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到惊讶。没有在瑞士大部分地区呆过的人，未必会了解，为什么在这个幅员只有几百平方英里，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的小国能有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议会。但是，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们说着四种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伦巴第语）和罗曼语，在这里，同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直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瑞士国民院集所有这些民族和各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精华于一身，所以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的议院。 在这个半宗法制的议院中，根本谈不上有固定座位和独立政党。激进派曾经作过一次小小的尝试，想占据最左面的座位，但是，看来他们没有成功。谁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并且往往在一次会议期间更换三四次座位。但是，大部分议员都有自己喜欢的经常座位，因此，议会终究还是相当明显地分成了彼此不同的两部分。坐在前面三条半圆形议席上的人们，个个脸部轮廓突出，大多蓄有髯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巴黎时装，这是瑞士法语区和瑞士意大利语区的代表，或者，如当地人所称呼的那样，是“罗曼人”，坐在这些议席上的人几乎全都说法语。坐在罗曼人后面的是一些五光十色得出奇的人物。的确，那里看不见穿瑞士民族服装的农民，相反地，这些人物都穿着带有某种文明象征的服装；有时，甚至还可以看到多少有些时髦的燕尾服，穿这种服装的人的外貌多半文质彬彬。再后面是半打彼此极为相像的、穿便服的瑞士军官，他们都有一副与其说是威武，不如说是庄重的仪表。他们的打扮和穿着都显得有些过时，而且，一般地说，他们都同“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哀杰克斯[93]有些相像。最后是基本群众，他们的面孔和服装难以描绘，都是些多少上了岁数的旧派先生；他们彼此极不相像，各有特点，大多数都可以上漫画。这些人代表着各种小资产者、campagnard endimanché〔穿节日服装的农民〕和各州的寡头政治。他们个个都仪容可恭，人人都严肃得可怕，一律戴着笨重的银边眼镜。这是瑞士德语区的代表，他们来自较小的州和大州边远地区，是议院的基本群众。 坐在议院主席席位上的是琉森的著名博士罗伯特·施泰格尔。几年前，在济格瓦特-弥勒政府时期，他曾被判处死刑。现在他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议长。施泰格尔个子不高，矮小而结实，独特的脸形在银发黑须的烘衬下给人以一种快感，虽然他老戴着银边眼镜。他很沉着地，也许有些过于矜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辩论。只有“罗曼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罗曼人）说话十分文雅，具有演说家的风度。在瑞士德语区的居民中，伯尔尼人最喜欢模仿罗曼人的气派，他们也最接近罗曼人。在他们身上还能感到一些激昂热情的气质。瑞士雅典人的后裔苏黎世人说话庄重有力，半似教授，半似行会制度时期的师傅，但总带“知识分子腔”。军官们发言郑重而缓慢，不太熟练，而且内容贫乏，可是，声音坚决果断，就像是他们的全副武装的营队正在他们后面待命而立。最后，这个议院的基本群众推出的发言人都多少善于思考，小心谨慎，能仔细地权衡所有论据的利弊，而归根到底总是维护本州的利益；他们差不多个个发言都很不连贯，常常用他们自己的语法规则造句。当辩论涉及经费问题时，倡议多半是由他们，特别是由那些旧州的代表提出的。在这方面，乌利州在两院中已经获得了完全应得的声誉。 因此，一般说来辩论是贫乏、沉静、平庸无奇的。在国民院中，有才干的、在更大的会议上也能受到欢迎的演说家寥寥无几。我只知道两位——鲁维尼和杜福尔。爱特尔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位。诚然，几位具有更大影响的议员的发言我还没有听到，但是不管从他们在议会中的成就或者是从报上关于他们演说的报道来看，都无法使我们对之寄予过多的希望。据说只有诺伊豪斯是个卓越的演说家。其实，在这至多只代表几十万人，并且只能讨论最琐碎的地方性问题的会议上，演说才能怎么能够得到发挥呢？已经寿终正寝的联邦代表会议，与其说是个立法会议，倒不如说是个外交会议。从这个会议上可以学到怎样发混乱的指示和怎样摆脱窘境的本领，但是引导和掌握会议的办法是学不到的。因此，国民院议员们的发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局限于论证表决的根据，并且每个人都要阐述一番自己赞成或反对的主要理由，每个人都毫不害羞地重复前面发言人早已重复得令人作呕的老调。特别是大部分议员的发言都带有宗法式的坦率的特点。如果这些先生中谁得到了发言机会，那他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去瞎扯一通，对于辩论中涉及的所有事件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那怕关于这些事件的辩论早已结束。几位主要发言人极力想从这些头脑简单的人的胡说八道中掌握住辩论的线索，可是在会议结束后，你只会觉得，从来还没有听到过比这更无聊的演说。小市民physique〔在外表上〕给会议带来了某些新东西，因为很少见到他们打扮得这样古雅，但au moral〔在精神上〕，他们在这里，和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都是枯燥乏味，毫无热情，更谈不到聪明机智了。只有一位鲁维尼的发言具有感人的热情的力量；杜福尔是能以清晰准确的法语发言而使人敬佩的唯一的一个人。巴塞尔州弗雷的发言是风格幽默的范例。贝诺特上校有时也颇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幽默风格。瑞士法语区的居民丝毫没有一点法国人的风趣。自从阿尔卑斯山脉和汝拉山脉存在以来，在他们这一边从未创造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双关语，从未有过一次流畅而中肯的反驳性发言。瑞士法语区的居民不仅sérieux〔严肃〕，而且grave〔严峻〕。 这里我想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关于德森事件和居住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的辩论。这一事件发生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居住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的所谓阴谋，成了拉德茨基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措施的一种借口；首府州伯尔尼往德森派去了享有广泛权限的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而且还派去了一队士兵；由于在维尔特林［注：意大利称作：瓦尔特林纳。——编者注］和瓦列·因泰尔维爆发了起义，有些流亡者就想回到伦巴第去，尽管瑞士边防岗哨戒备森严，他们还是成功了；他们越过了国境，但是并没有携带武器，他们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又没有携带武器从瓦列·因泰尔维返回德森地区。在这里他们被德森州政府驱逐出境。这时，拉德茨基在边境地带加强了镇压，并对联邦政府全权代表加倍地施加压力。 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要求无例外地驱逐所有流亡者出境，德森州政府拒绝这样做，首府州批准了全权代表的命令；于是，德森州政府便向当时正在开会的联邦议会提出申诉。国民院有责任讨论这个申诉，并研究双方所提出的，主要是关于德森人如何对待全权代表和瑞士军队的实际材料。 被委托处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建议把所有意大利流亡者驱逐出德森，把他们集中在瑞士内地的一个地区，禁止新的流亡者进入德森，并且批准首府州的命令，延长其有效期限。委员会报告人是琉森的卡济米尔·普菲弗尔先生。可是，当我穿过密密麻麻的听众，挤到旁听席时，普菲弗尔先生已经结束了他那十分枯燥无味的报告，接着发言的是皮奥达先生。 德森国务秘书皮奥达先生是委员会中少数派的唯一代表。他建议只驱逐那些参加了最近这次起义的流亡者出境，因为对他们问罪有名。这位反“宗得崩德”[94]战争时期的少校营长皮奥达先生，别看他金发碧眼、外貌温和，当日在艾罗洛附近表现得英勇非凡，在敌军人数众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作战地势优越的情况下，坚守了阵地一个星期。皮奥达的发言和他的外貌一样，温和文雅、富于感情。他精通法语，而且说得非常流利，不带任何土音。最先我以为他是瑞士法语区的居民，后来才晓得他是意大利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当他谈到那些对德森人的非难时，当他为了反驳这些非难，描述瑞士军队在德森的行动就像在敌国境内的所作所为一样时，当他开始激动时，他就表现出一种如果说不是激情，那也是活灵活现的纯粹意大利人的能言善辩的特点。他时而使用了古代文句，时而又流露出独特的、不免过于夸张的现代演说家的慷慨激昂的风度。应该承认，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他善于适可而止，因此他的发言的这些部分就更显得绘声绘色。然而，整个说来，他的发言未免过于冗长和过于激动。瑞士德语区的居民们穿着贺雷西的aes triplex〔三层青铜盔甲〕［注：贺雷西“颂歌”。——编者注］，所以，善良的皮奥达的所有精辟警句、所有高尚感情都被他们又宽又硬的胸膛顶回去了，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继皮奥达之后，苏黎世的阿尔弗勃德·埃歇尔博士先生走上了讲台。A la bonne heure〔大家注意〕——这正是comme il enfaut pour la Suisse〔瑞士所需要的〕人物！埃歇尔博士先生是联邦政府驻德森的全权代表，国民院副议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是著名的机械专家埃歇尔工程师的儿子。他父亲开凿了林特运河，并且在苏黎世附近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埃歇尔博士先生与其说是苏黎世人，不如说是“瑞士的雅典人”。他的燕尾服和坎肩是由苏黎世最好的marchand tailleur〔裁缝〕缝制的，使人感到他具有一种模仿巴黎时装杂志上的服装式样的可嘉的、有时是不无成效的意图，但是终究仍能觉察到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地方局限性的影响，这种地方局限性迫使裁缝们不得不遵循这里习惯的服装式样。真是凭衣识人。他的淡色头发剪得很细致，可是小市民的味道十足，髯须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瑞士的阿基比阿德当然也要留髯须——这是想装得酷似阿基比阿德第一的、出身“名门”的苏黎世人的一种怪癖。当埃歇尔博士先生代替施泰格尔几分钟，坐上主席席位时，他便竭力显示他那种既威严又文雅冷漠的风度，这时，恐怕马拉斯特先生都要羡慕他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尽力利用这几分钟，让自己那在硬梆梆的长凳上坐酸了的脊背在这软绵绵的圈椅上休息一下。一句话，埃歇尔先生像一般瑞士雅典人所能够作的那样，举止非常文雅，同时，他还富有、漂亮、健壮，年纪不超过三十三岁。——对伯尔尼的太太们来说，这位苏黎世的阿基比阿德真是一种莫大的危险。 此外，埃歇尔先生还说一口又流利、又漂亮的德语，这对一个在瑞士本土出生的雅典人说来，一般是不很容易的。他会说一些诙谐的成语，虽然带有多立斯口音，但是不出语法错误，这就更不是瑞士德语区选出的任何一个国民院议员都能做到的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他说起话来，神气十足。要是埃歇尔先生已经七十岁，他的讲话就不会像前天的发言那么神气了。但是，他是这个议院中最年轻的议员之一。此外，他还有一种瑞士人所没有的品质。瑞士德语区的每个居民，不管讲什么话，不分任何场合，终生都是使用一种手势。例如，凯伦博士先生是右手侧平举，成直角。军官们也是这种手势，只有一点不同，军官们的手是前平举，而不是侧平举；阿劳的唐纳先生每说三个字就一鞠躬；富勒尔先生也这样鞠躬，时而向前，时而转身半面向左或向右。总之，如果把所有说德语的国民院议员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电报密码体系。埃歇尔先生的手势是，一只手前平举，俨然像抽水机上的杠杆一样，不断地伸缩。 至于说到埃歇尔博士先生发言的内容，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赘述他发言后全权代表们的抱怨了，何况这些抱怨几乎全都由大多数德国报纸从“新苏黎世报”上转载了。这篇发言没有丝毫新东西。 意大利式的热情代替了苏黎世式的庄重神气：继埃歇尔博士先生之后发言的是鲁维尼上校。鲁维尼是个出色的军人，德森州一切军事组织的成绩都应当归功于他。1840年革命时期，他曾指挥军队作战；1841年8月，由于他的机智和毅力，在一天内就粉碎了那些已被推翻的政治寡头们和神甫们企图从皮蒙特进犯并实行反革命政变的企图。在反宗得崩德的战争中，他由于被宾登人遗弃而成了唯一的俘虏。鲁维尼从座位上跳起来，为自己州的同胞辩护，反驳埃歇尔的攻击。埃歇尔先生的责难虽然言过其词，但表面上语调却很平静，好像小学教师讲话一样，然而不能说它不尖酸刻薄，相反地，每个人都明白，空谈家深奥难懂的发言本身就是颇令人难于忍受和感到侮辱的了。 鲁维尼以老兵和德森人的全部热情反驳了埃歇尔。德森人作为瑞士人只是由于偶然性，而作为意大利人则是由于天性。 “难道这里不是有人直接责难德森人，说他们‘同情意大利的自由’吗？是的，这个责难是对的。德森人同情意大利，我为此而骄傲，并且将日日夜夜不停地祷告上帝，祝这个国家从它的压迫者之下解放出来。是的，与埃歇尔先生所说的相反，德森人是安静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如果他们每日每时都不得不看到瑞士士兵同奥地利人，同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不能不使我的内心深为痛苦的那个人的警察队伍，同拉德茨基的雇佣兵在那里亲密交往，称兄道弟的话——他们怎能保持安静呢？要知道，在他们看来，克罗地亚人干的尽是丑恶不堪、残酷无情的勾当。是的，德森人是安静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当有人把那些与奥地利一鼻孔出气的、有时也像克罗地亚人一样横行霸道的瑞士士兵派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当然不能再安静和平下去了！〈随后他列举了许多说明瑞士军队在德森的所作所为的事实。〉处在外国人束缚与奴役之下已够沉痛、够悲伤了，但是，当你身受这种屈辱的时候，总还可以盼望有一天会把外国人赶走。然而，当你的弟兄和同盟者奴役你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把绞索套到你脖子上的时候，这就实在……”
主席的铃声打断了发言人的讲话。这是在提醒鲁维尼注意秩序。他又讲了几句话，便气冲冲地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在热情洋溢的鲁维尼之后，格劳宾登的米歇尔上校走上讲台。宾登人，除了说意大利语的米佐克斯［注：意大利称作：梅佐科。——编者注］居民以外，自古以来，对待自己的邻居——德森人，就不怀好感。米歇尔先生也忠实于自己故乡的这种传统。他以极其庄重和慈善的口吻说话，企图诋毁德森人的声明，对德森的人民群众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甚至根本不近人情地非难德森人，说他们（完全公正地）把他们在艾罗洛的失败归咎于米歇尔的同胞——宾登人。在发言结束时，他客气地提议要德森政府负担一部分边防费用。 根据施泰格尔的提议，辩论到此暂时停止。 第二天早晨，最先发言的是苏黎世的贝尔格上校先生。贝尔格上校先生（用不着我描写他的外貌了，因为前面我已经说过，在瑞士德语区，所有军官彼此外貌非常相似）是驻德森的苏黎世营营长，关于这个营的凶暴横蛮，鲁维尼先生已引了许多例子加以说明。自然，贝尔格先生有责任替自己的营辩护。但是，由于他很快就把为此而收集的所有事实和理由说完了，于是，他便转而对鲁维尼进行异常激烈的人身攻击。 他说：“鲁维尼在这里谈到军队的纪律，并使最优秀、最坚强的一个营的纪律受到怀疑，他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要是发生了像鲁维尼先生发生过的那种事情的话，我早就提出辞职了。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中，鲁维尼先生和他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在接到进攻命令时，他却说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的军队士气不振等等。其实，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场合同鲁维尼先生谈的。我喜欢和论敌当面交锋。”
贝尔格先生在发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挑衅性的声明和侮辱性的言论时，有时口吻非常自信，神气十足，有时语调激昂，愤愤不平。显然，他想模仿鲁维尼的慷慨陈辞的风度，结果却大丢其脸。由于在我的报道中曾两次提到艾罗洛事件，而现在又碰到它，那我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简略地谈一谈。杜福尔对宗得崩德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在主力军进攻夫赖堡和琉森的同时，德森人应该穿过圣哥达，而宾登人则应该经上阿尔卑斯进入乌泽恩山谷，解放并武装当地热爱自由的居民，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切断瓦里斯与诸旧州的联系，截断宗得崩德的琉森主力军。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一是由于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乌利人和瓦里斯人就已占领了圣哥达，第二是由于宾登人行动迟缓。宾登人根本没有把天主教自卫团动员起来，而已动员起来的部队又受天主教居民的影响，他们在迪先提斯最高法院会议上表示拒绝继续进攻。这样一来，德森便不得不孤军作战。然而，要知道，这个州的武装组织还很年轻，全德森的军队总共只有三千人左右。与宗得崩德相比，德森势孤力薄便是显而易见的事了。与此同时，乌利、瓦里斯和温特瓦尔顿各州得到了装备有大炮的两千人的部队的增援，这些州的军队于1847年11月17日突破圣哥达，冲进了德森。德森的军队正列成梯阵，驻扎在比林索那与艾罗洛之间的勒文蒂纳河谷一带，后备队伍则驻在罗迦诺。宗得崩德的军队在浓雾掩蔽下占领了艾罗洛周围的所有高地。雾散天晴时，鲁维尼才发现，没响一枪一炮，他的阵地已完全丧失。但是，他还准备反攻，经数小时的搏斗（在搏斗中，德森人表现得无比英勇），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被迫退却。起初，有几支部队掩护撤退。但是，由于被敌人左右包抄和受到居高临下的炮击，德森的新兵很快就仓皇逃散，溃不成军，只是过了八个小时，直到莫埃沙附近，才算压住了阵脚。熟悉圣哥达道路的人一定清楚，从山上往下冲锋的军队占有多么大的优势，特别是在有炮兵的时候；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从山上往下退却的军队，在那区区狭谷中，既无立足之地，又无法展开自己的队伍，何况实际参加这一战斗的德森人，在数量上不仅不比宗得崩德的军队多，而且恰恰相反。这一次其实并没有产生深远后果的失败，自然不能归咎于鲁维尼，而是由于：第一，他的军队人数不多，缺乏训练；第二，地势不利；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宾登人没有及时支援，他们没有到上阿尔卑斯去，却在迪先提斯安闲无事地大饮特饮维尔特林葡萄酒，直到后来，才post festum〔放马后炮〕［注：直译：在节日之后。——编者注］，派了两个营经圣伯纳德山口去支援德森人。可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见死不救的人，那些在夫赖堡和琉森战役中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取得了小小胜利的人，却因为宗得崩德以优势兵力取得了唯一的一次胜利而责难德森人！ 你们知道，贝尔格这次对鲁维尼的攻击导致了决斗，在决斗中，罗曼人向苏黎世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谈辩论的情况吧。土尔高州的凯伦先生登上讲台，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提议。凯伦先生是典型的瑞士人，高个子，宽肩膀，一张愉快而富有表情的面孔，头发梳得有些矫揉造作——老实的瑞士人会以为想像中的奥林帕斯山的丘必特就是这个样子。论服装，他有点像学者，他的眼神、语调和举止都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果断精神。凯伦先生被认为是瑞士最有才干、最有洞察力的律师之一。这位联邦法院院长用“他所特有的逻辑”，用他那故弄玄虚的言辞，开始详细地叙述自己对德森问题的看法。但他很快就使我感到非常无聊，于是，我觉得倒不如到“意大利咖啡馆”去喝一杯瓦里斯酒。 当我回来时，在凯伦之后，日内瓦的阿尔梅拉斯，瓦得州［注：法国称作：窝州。——编者注］的洪贝格尔，布朗施奈以及日内瓦的卡斯托蒂都已相继发了言。他们都是地方上的或多或少有权势的人物，他们在瑞士才初露头角。正在讲台上发言的是瓦得州的爱特尔。 瑞士人的个子比一般人高大，就像瑞士的牛比一般牛粗壮一样。所以在瑞士，爱特尔先生的个子不算高，虽然在法国可能算得上是个jeune homme fort robuste〔非常魁梧的青年人〕。他面目清秀，浅色的胡须，浅色的卷发；他和瓦得州所有居民一样，比瑞士罗曼语区的其他居民要更像法国人。我没有必要补充说，他是瓦得州极端激进的红色共和派的最知名的代表之一。而且他还年轻——绝不比埃歇尔大。爱特尔先生很激烈地反对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 “他们在德森作威作福，似乎德森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是一个省份，而他们是管辖这个省份的总督。如果这些先生们在法语州里的行为也是这样的话，那早就请他们滚蛋了！但是，这些先生们对于德森人心平气和地忍受他们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派头和狂妄，不仅不知感谢上帝，反而埋怨接待不周！”
爱特尔先生发言很精彩，但有些冗长。他像所有瑞士法语区的人一样，缺乏机智。老施泰格尔也从主席的席位上替多数派的提议说了几句话，接着，我们的阿基比阿德-埃歇尔又上台重复他以前讲过的那些话。而且，这次他还想卖弄演说技巧。然而，就是隔三里远也听得出，这是小学生在学习朗读： “或者我们保持中立，或者我们不保持中立。但是，不管中立不中立，我们都应该一贯到底。瑞士固有的忠诚要求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哪怕这诺言是对专制暴君许下的。”
埃歇尔先生不知疲倦的手就像抽水机一样，从这新颖而令人信服的思想中，滔滔不绝地抽出了一大堆庄严的豪言壮语。在这之后，阿基比阿德洋洋自得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随后走上讲台的是最高法院院长，阿劳的唐纳先生。他身体瘦削，中等个子，发言时高喉咙大嗓子，讲的尽是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他的发言不外是千百次地重复同一个语法错误。 下一位发言人是法语州瓦里斯的莫里斯·巴尔曼先生。从外表看来，谁也不敢相信，在1844年，以卡贝马顿、里德马顿和其他的马顿们［注：俏皮话：《Matten》〔马顿〕是前面两个人名的组成部分，同时有“高山上的草地”的意思。——编者注］为首的上瓦里斯人在该州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他在庞-德-特里延特附近会那样勇敢地战斗。巴尔曼先生外貌显得沉静，像小市民，但是丝毫不令人感到不快；他说话缓慢，断断续续。他反对贝尔格对鲁维尼的人身攻击，表示赞成皮奥达的提议。 德森的巴塔里尼先生外貌有点像小市民，嘴巴刻薄的人会把他比作“费加罗”中的巴尔托洛医生[95]。为了维护本州的利益，他用法语对中立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其中包含着许多完全正确的原则，但是没有引起听众的特别注意。 突然，会场鸦雀无声，谈话和走动顿时停止。出现了一种庄严的静寂。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注视着一位没有髯须、秃头、鹰鼻的老头，他用法语开始了自己的发言。这个小老头身穿普通的黑西装，文人打扮，极像学者。他那富于表情的面孔，锐利的炯炯目光很引人注意。这正是杜福尔将军，就是那位靠自己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几乎没有流血就把宗得崩德镇压下去了的杜福尔。他和会场里瑞士德语区的军官多么不相像啊！所有这些米歇尔、齐格勒、贝尔格等等，这些有勇无谋的莽汉，这些愚蠢的丘八，同这位矮小的、貌不惊人的杜福尔相比，简直给人一种迥然不同的特殊印象。一眼就可以看出，杜福尔是对宗得崩德进行的全部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而那些自命不凡的哀杰克斯只不过是完成他的决定的简单工具而已。真的，联邦代表会议做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合适的人材。 可是，当你听杜福尔发言时，你才会真正感到惊讶呢。这位一生中只从事建立炮兵学校、起草操作规程、视察炮台，从未参与议会辩论，而且从未当众作过演说的工程部队的老军官，在这里发言时却表现了惊人的镇定、轻松，用语精辟、确切、明了。在瑞士国民院中，没有人能和他匹敌。杜福尔这篇关于德森问题的maidenspeech〔初次议会演说〕，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论，即使在法国议会中也一定会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篇发言在各方面都大大胜过卡芬雅克［注：高德弗鲁阿·卡芬雅克。——编者注］那篇给他带来巴黎最优秀律师声誉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根据“通报”发表的发言全文可以做这样的论断。至于谈到语言的优美，这篇发言就更值得加倍赞扬，因为它是出自日内瓦人之口。日内瓦的民族语言，是根据加尔文教精神改革了的法语，发音拖得很长，而且很粗硬，词汇贫乏，单调一律，平淡无力。而杜福尔发言，用的不是日内瓦人的语言，而是真正的最纯洁的法语。此外，他的观点具有军人（在这个字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高尚气度。所以，瑞士德语区的军官们的职业妒忌心，勾心斗角的竞争，拘泥小节的州的局限性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杜福尔说：“人人言必谈中立，这使我非常高兴。但什么是中立呢？中立就是我们不做或者不容许做能给瑞士与其邻国的和睦关系带来威胁的事。不能少于这一点，但也不能多于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权利让流亡者避难，并且我们以这种权利而自豪。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流亡者必须服从我们的法律，他们不能从事危害我们国内外安全的活动。我完全了解，遭专制暴政驱逐的爱国者，在我国领土上也力求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斗争。我并不因此责难他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行动。所以，如果流亡者用笔或者用枪进行斗争，去反对邻国政府的话，我们并不因此就驱逐他们，那样做是不公正的；我们只是叫他们远离国境地区，让他们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这是由于顾及到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尊重邻邦。必须这样做，但是也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如果我们不仅反对潜入别国领土的志愿兵，而且也反对志愿兵的父老兄弟，反对那些安分守己的人，那我们就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就不是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别国政府那边，站在专制制度那边去反对这个制度的牺牲者了。〈从所有议席上发出喝彩声：“讲得对！”〉正是现在，当拉德茨基，这位所有与会者中间未必会有人同情的拉德茨基，要求我们不公正地叫所有流亡者远离边境地带时，当他想采取威胁手段，甚至采取敌对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时，我们更不应该满足比较强大的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因为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向占优势的力量让步，似乎我们采取这种决定，只是因为比较强大的对方要求我们这样做。〈喝彩声：讲得对！〉”
可惜，我不能更详尽、更准确地复述这篇发言。这里没有速记员，我只能凭记忆来写。只要补充一点就够了：杜福尔的演说天才，他发言的平易近人以及他所引用的确凿论据，使所有到会的人都惊讶不已。随后，他宣布支持皮奥达的提议，便在全场一致的掌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在国民院辩论中，我从未听见过有人鼓掌。这样，就事成定局。在杜福尔发言之后，便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于是皮奥达的提议被通过了。但是，这并没有使那些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小州的骑士们满意。当表决是否停止辩论时，他们有四十八票要求继续辩论。投票赞成停止辩论的只有四十二人，于是辩论继续进行。瓦得的维昂先生提议，把这件事提交联邦委员会解决。瓦得的皮泰先生表示赞成皮奥达的提议。皮泰先生是个美男子，典型的法国人，讲话流利，冗长，好高谈阔论。当联邦主席富勒尔先生登上讲台时，看来，辩论已接近尾声了。 富勒尔先生年华正茂，他可以补阿基比阿德-埃歇尔的不足。埃歇尔代表瑞士的雅典人，富勒尔先生则代表苏黎世；埃歇尔像一位教授，富勒尔则更像是行会制度时期的师傅。他们两位合在一起，便使人们对苏黎世有了完整的概念。 富勒尔先生当然是位主张绝对中立的人。因此，在杜福尔发言之后，他感到自己的体系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便拿出最后一着来，以保证赢得大多数。虽然富勒尔先生只是在三天以前才当上了联邦主席，但是他却证明，他把辩论归结为对政府信任问题的本事并不亚于杜沙特尔和汉泽曼。他声明说，联邦委员会迫不及待地等候国民院做出决定，因为这一决定会使瑞士的整个政策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等等。他稍微粉饰了一下这种captatio benevolentiae〔哗众取宠的企图〕，就逐渐把话题转到叙述自己和联邦委员会多数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面去。他说，中立政策是不容动摇的，处理这一问题的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也就是联邦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他说这些话时，威风凛凛、斩钉截铁，使人感到每一个字都贯串着对政府信任的问题。这里有必要提一句，在瑞士，与君主立宪政体和新的法兰西宪法不同，执行机关不是与立法机关平行而独立的，它只不过是立法机关的表现者和工具。应该注意到，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惯例，即当立法会议的决定与执行机关的意图有分歧时，执行机关便提出辞职；相反地，通常它只能唯命是从地执行这种决定，坐待好时光的到来。由于执行机关也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它的成员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以，即使执行委员会的少数派在某些问题上获得立法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况且在这里，至少有两名联邦委员会的委员支持皮奥达，反对富勒尔，这就是德律埃和弗兰西尼；所以，富勒尔向议会发出的呼吁，从瑞士的习惯和观点看来，是完全不符合议会制度的精神的。但是，横竖还不是一样！联邦主席先生的举足轻重的讲话，重新给了小州的骑士们以勇气，当他回到座位上去时，他们甚至发出了瞬息即逝的“叫好声”，并要求停止辩论。 但是，老施泰格尔做得非常公正，预先给了少数派的报告人皮奥达先生以发言机会。皮奥达像以前一样，说话沉着、彬彬有礼。他再次驳斥了所有的非难，给辩论做了扼要的总结。他满腔热情地替他的朋友鲁维尼辩护。他那充满热情的娓娓动听的言辞，也许使得鲁维尼悠然神往。但是，绝不应该忘记，鲁维尼为瑞士保住了自己的州。最后，他谈到了艾罗洛事件，并且对于在这里曾提起这件事，而且是最出乎他的意料的那些人提起这件事，表示遗憾。 他说：“我们的确在艾罗洛打了败仗，但是，我们是如何失败的呢？我们是孤军作战，而诸旧州和瓦里斯是倾全力突然袭击我们人口稀少的小州的。虽然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还是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的确是被击溃了。但是，难道你们〈面向米歇尔〉有资格因此责备我们吗？先生们，我们之所以被击溃是由于你们的过错。你们本来应该到上阿尔卑斯去，从侧翼袭击宗得崩德军队，正是因为你们没有到那里去，正是因为你们把我们弃而不顾，所以我们才被击溃了。是的，你们去了，先生们，但是，当你们终于到达时，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经完了！”
米歇尔上校愤怒地跳了起来，面红耳赤地说，这完全是撒谎和诬蔑。场内发出激怒的呼声，主席也摇了铃，要求他遵守秩序，他这才比较冷静地讲下去。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应当到上阿尔卑斯去，他只知道，接到命令后，他第一个去支援了德森人。皮奥达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回答他说，他并不想责难米歇尔先生本人，他只是一般地谈到格劳宾登人，而格劳宾登人有责任从上阿尔卑斯方面支援德森人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如果米歇尔先生不清楚这件事情，那很可能是由于他那时只指挥一个营，所以总的作战计划他可能不知道。 这段小插曲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先生们在会外作了各种各样的私人解释，最后发表了双方满意的声明，才算收场，辩论也就此结束了。表决是按有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法语区的议员和四五位德语区的议员投票赞成德森人，大多数德语区的议员则投票反对德森人。德森允许别人避难的权利被剥夺了，拉德茨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议会宣布不惜任何代价严守中立，富勒尔先生可以沾沾自喜，并对国民院感到满意了。 使瑞士国家精华聚于一堂的瑞士国民院就是这个样子。我认为，他们与其他立法者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具有一种美德：更大的耐心。
注释： [92]见“‘模范国家’比利时”和“模范的立宪国家”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67—370和518—520页）。——第98页。 [93]哀杰克斯是莎士比亚的“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人物，一个粗鲁矜夸的军人形象。——第99页。 [94]宗得崩德——见注8。——第103页。 [95]巴尔托洛医生是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也是罗西尼和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人物。——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