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托派问题的一些新资料

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晚年，有两件事震动当时的文化界，第一件事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载《文学业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第二件事是同年八月三—六日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这两封信都收集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信之前均先载来信，发生的影响可说迄今不衰。致徐懋庸信中提出两个口号之争，最近因夏衍写了《一封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对死去的冯雪峰旧事重提，突施攻击，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慨；但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来就没下文。其实，这件事的发展不是没有下文的。自从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之后，那位引发鲁迅写这封信的陈ＸＸ（即陈仲山）很不服鲁迅的谩骂和诬蔑态度，又写了第二封信，以致它一直被湮没达四十四年之久。最近，这封信终于发表了，它刊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上，该书于今年一月出版，第一版只印了一万七千五百册，可见发行范围十分有限，所以特作为附录转载在本文之后。

《火花》上的声明

　　陈仲山在第二次致鲁迅的信中说：“寄信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名‘诬蔑’的‘中国的托洛斯基派’。”所以陈仲山给鲁迅写信这件事，又引起“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当时中国托派组织的辩白，在它的机关报《火花》上发表“特别声明”。《火花》现在在香港是不会再找得到的了，但在美国胡佛图书馆里藏有原本，该“声明”文字不多，故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抄录在这里。

　　
　　特别声明

（登载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五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三期《火花》上）

　　在斯大林党的外围刊物“现实文学”第一期上，我们看到了鲁迅“答中国托洛斯基派的信”，不胜骇异。为使革命的读者明了真相与明辩是非起见，兹特声明如下：

　　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鲁迅所说的托洛斯基派）从未给鲁迅写过什么信。对于鲁迅那样阿谀权威，缺乏真正革命者精神，徒尚谩骂而无政治常识的人，根本也不会给他写信。

　　二、此次陈ＸＸ致书鲁迅，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件，其中虽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与本组织无关，更不代表本组织发言。

　　三、鲁迅将私人函件的往还竟标以“答某某派”的大题止而肆意诬蔑本组织全体，且毁谤托洛斯基同志的名誉与人格。对于这，我们不屑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来和鲁迅作无益争辩。我们只号召一切无产阶级战士与全体革命者起来抗议斯大林党联合全世纪阶级敌人向我们，尤其是托洛斯基同志进行无耻诬蔑这一事实。因为鲁迅的诬蔑，只是此一恶毒洪流中之一脉细支吧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雪维克—列宁派）

鲁迅是人不是神

　　当时鲁迅给托派的公开答复，既未曾正面涉及理论问题，也未涉及路线问题，他只是在自己的信念受到刺痛之后作出不着边际的反击而已。鲁迅当时有两个信念：一是尊毛崇苏联，由此连带地相信了斯大林，另一是倾幕毛泽东，与中共文艺界的地下分子有密切来往。因此他对托洛斯基当时被斯大林逼得流亡国外的潦倒境况，不仅不寄予同情，反以鄙夷的口吻加以讽刺；他对中国托派更是极尽诬蔑之能事。

　　这件事至今相隔四十余年，已成历史陈迹，但是信中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即斯托之争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始终成为人们研究和争论的课题。鲁迅对联共党内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实在不甚了解，因此他便偏信了斯大林所宣传的一切。一九三六年，正是斯大林将这个党争推到诬陷的顶峰时期。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中国制造大冤狱的时期，那末一九三六年是斯大林在苏联制造大冤狱的时期。鲁迅没眼看见在中国的大冤狱中，他的几位最亲密的战友，如胡风和冯雪峰等，横遭清算打击的现实，但他有眼看见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在苏联所制造的大冤狱，可是那时他又不信，没有好好地去去研究它，这也反映了鲁迅只是一位文人，不是一位革命家；而且他是一位固执的文人，不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文人。他的固执，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上，表现了他的坚持性，但这种固执，在探讨真正革命道路的时候，便会成了自己前进的绊脚石。

　　鲁迅是人，不是神，他有其进步和战斗的一髯，也有其局限和崇尚现实权势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附录

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先生：

　　看到了你公开答复我的信。我很怀疑，你是否看了一下我寄你的各种刊物的内容。

　　我得向你说明，我寄信寄书给你的本意，是因为看见了你对“联合战线”问题的意见，想供给你一些研究这问题的材料，所以我的信中所说到的只是这一点，并非因谁曾指你是什么什么，寄信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名“诬蔑”的“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其次，革命是大事，明白的有责任心的人都应该虚心的坦白的研究革命的战术与战略。我平素认为你无论如何总还是明白的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写信向你谈政治问题，但不幸你的复信的全篇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却因为从前谁骂过你拿卢布的乘机在我，甚而不止在我的身上发泄积恨。谁骂过你，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如果有这事，如果是简单的骂，这种骂是无意识的，因为倘若是为了革命，则世界工人阶级首先胜利的国家应该供给物质的帮助，而我国革命者也应该接受这种帮助。但这终究是从前的个人小事，在民族危亡之眼前，有“道德”的人不应抛弃这小嫌而看远些吗？然竟不然！你拿辱骂与诬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是斯大林党官僚们的一脉相传的法宝。你的回信的态度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为的最最无情的讽刺！

　　你似乎深恶痛恨于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对斯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的攻击。你对这一点尽量展布了你那辱骂诬蔑与恐吓的本领。我希望一切明白的人都了解，布列派之所以反对斯大林的联合政策，绝不是对个人，而是由于忠于中国工人阶级，不忍再见一次“四一二”的屠杀。你可详细知道上次中国大革命是在怎样与谁的政策之下失败的？一九三三年德国无产阶级之不战而溃与一九三国年奥国革命运动之被压碎是什么政策造成的？世界革命的连续失败把人类的痛苦延长了几多年？你应该从这里来观察问题，来认识革命者的斗争之出于不得已，而非什么“道德”不“道德”了。

　　中国斯大林党遵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为一切阶级可在日本压迫之下联合反抗，因而他们打通电、派代表，到宁、粤、香港向刽子手军阀官僚们去接洽，并高喊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战线。抗日是目前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如果各阶级各党派真能联合起来挽救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当欢迎的。然无奈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办不到，即使变相的办到，其中还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国的主要阶级，如各派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阶级，后者与前者是死敌，对于抗日问题，则根本说来，这两阶级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以不抗日为生，而工农两阶级以抗日为生。详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依而存的，所以根本上它不会抗日。在事变发展中，尤其在受到工农大众的威胁时，它只有降日。它与帝国主义固然有利益的冲突，但它们之间的这种冲突比之它们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小得不算什么。所以在工农未起来时，资产阶级在口头上甚而在行动上会表示抗日，但当工农起来而威胁到它的生存线时，它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将降到近于零，它们会联合起来对工农来一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亲身经过的“四一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各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中国目前是在“四一二”的屠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更害怕民众起来，更依赖帝国主义；宁坐看华北丧失而不敢放松它对“红军”对抗日民众的压迫。革命正常的战术必须建在这种对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上，才能应付万化千变的形势。本此，中国布列派指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才能达到抗日胜利”之大道。

　　那么是否可以以就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各派绝无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才才会这样想。资产阶级可以因时因势而常向“左”摇摆；在它们真有抗日行动时，无产政党应该和它们共同行动，但即在这样作时，我们在战略上决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基本认识，在策略上也不能离开太远。我们必须设立堡垒以预防“四一二”之猝然到来；这即是说，无产政党必须时刻揭明自己的旗帜不使与资产阶级的混淆，时刻指示给工人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性，使他们时刻提防同路人，时时团结并扩大本身的力量。这样，仓猝遇到“四一二”屠杀时他们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致认不清敌人和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抗日运动的道路之大略。而中国斯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恰和他相反：他们认为在日本压迫下国内阶级冲突会消灭；其实则不但不会消灭，反而更尖锐；他们离开阶级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旗帜而使工农大众相信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如使相信北伐前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是革命的一样，他们完全重走使上次革命失败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道路。其结果必使工农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杀，而抗日运动也不能胜利。对于这样危险的毒害工农亦毒害民族的联合政策，革命者怎样坐视而不反对呢？有“道德”的人怎能盲目瞎叫而不研究呢？

　　鲁迅先生，你看，这两条中国民族抗日的路线：布列派的是脚踏实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结论，是本于阶级对立的实际；斯大林党的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主张，是根据幻想，绝不能实现（或在工农被屠杀之结果下能变相的实现）——这两条路线到底那个是在天上？那个是在地下？假如布列派的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国民党来进行抗日是日本人所欢迎的，那么，你们派代表向南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汉奸交涉合作，不更受日本人欢迎吗？

　　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转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你说“你们的行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确有点使我“糊涂”起来。中国人中有阶级、各阶级中有汉奸，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有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你所谓中国人的道德，是殷汝耕的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是鲁迅的道德？还是这几种人混合的即所谓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道德？如果你指的是后者，那就要请你再来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神话给我说明它到底是一种怎样奇怪的东西；如果你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那大概是关于“新生活”、“劳资合作”的吧？这是革命者时刻要推翻的；如果是劳苦民众的道德，那我们革命者始终是切切实实为这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此外，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布列派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吗？你这里所谓大众，不知是中国那个阶级的大众。如果是国民党的大众，那当然不欢迎；如果是鲁迅手下的大众，那或许不欢迎，但如果是工农劳动大众，那他们因遭受屠杀遭受压迫的记忆比你的要亲切而新鲜得多，是天然的会深恶痛绝于阶级混合的背叛政策而欢迎布列派的政策的。

　　最后，说一说你对苏联那种赞羡的态度。工人国家受到中国小资产阶级之赞美，以保护苏联为责任的我们是很欢喜的，但革命者向来是眼看实际口说实话的，决不为别人对苏联的空赞羡所眩惑。你称赞“斯大林先生们的苏联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我不知你指的是那几方面。事实表示，苏联十余年来的成功是经济建设，此外，无论在国内国外都着着失败。中国上次大革命失败后几十万青年之被残酷的监禁与枪杀，这是斯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放弃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把头缩进一国社会主义的壳子里而与帝国主义联盟，这是斯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各国共产党已无不拿爱国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先生的成功？鲁迅先生对这些世界大事何以太茫茫然！假如十余年来苏联是处在列宁或托洛斯基的领导下，那它在国内的成功要比现在高几倍，而中国与德国革命的胜利或早已把世界资本主义摧毁大半了。假如这样，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必然只会赞颂，绝不会诬蔑托洛斯基同志了。说到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我介绍你知道这几点史实：一九二七年联共左派反对派最先提出了工业建设计划，当时被斯大林斥作“超工业计划”不加采行；同年第一五年计划实行后，行不通，于是一九二八年放弃了原来计划而采用了反对派的计划数字，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然当反对派的计划被采用而获得了部分成功时，创造计划与为这计划的实行而奋斗者，却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到国外。再，你知道苏联五年计划成功的基础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国有。而创造这种国有制度的，是十月当时的革命者。但这些革命者凡生存的全遭斯大林的迫害。举例说，那时的七个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已死外，有五个都被斯大林流放监禁驱逐或加以别的处分了，剩下的一个就是斯大林。知道这些史实，你就知道五年计划之成功之中渗透着放逐者的血和汗，你就懂得只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才会认为这成功，使托洛斯基的被逐晚境成为“可怜的”对比；这样，你或者就不会盲目地跟着别人，对毕生献身革命的伟大的老革命家托洛斯基加以那样的诬蔑了吧。鲁迅先生，告诉你，像你那样的诬蔑辱骂，国际布列派听得多，见得多，受得多了。什么勾结帝国主义图谋倾覆苏联，什么阴谋暗杀谁谁，等等。斯大林官僚及其徒子徒孙们，政治上破了产，不敢面对政治的攻战，而却在私人生活上造谣诬蔑，而这武器现在被鲁迅先生拾了起来。托洛斯基在欧洲贫病交加，靠版税稿费维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造谣者就指着说，他“用敌人的金钱”。鲁迅先生，你拿版税高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假如有人向我说，鲁迅先生躲在上海租界里，借日本人的庇护，并拿日本人的杂志的稿费来宣传民族文学，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那你可放心，我必定要为你痛骂这个造谣者的不“道德”与无耻！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诬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最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

　　顺祝

进步！

陈仲山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5期，198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