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王得后先生“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

王得后先生：

　　你在《观察家》第卅七期上发表的文章已见到了，我现在用信的方式回答你，首先表示我的感谢，我曾在拙著《鲁迅：其人，及事，及其时代》后序表示，“我的文章有挑战性，我很希望有人提出不同的论据来反驳我”，你的文章——《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第一次满足了我的愿望，真是“空谷足音”；第二，我不想用争论方式对你反驳，尤其是对于历史问题，只能解释其所以然，不能问“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决不批语鲁迅的“错误”，从当时鲁迅的反应说，决不应提出“错误”的问题。信虽然是O·V代笔，内容却是鲁迅肯定的，我绝对不会对鲁迅说“你错了”，而只能解释，为什么鲁迅有这样的意见？你看过我的《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人家近几年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如日方中的时期，早已这样分析问题了。

　　鲁迅习惯把对方的信或文章和自己的反驳一起发表，这是好榜样，我是学习他这个榜样的。正由鲁迅把陈XX的信发表在一起，在经过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历史的真实发展来证验作者当时的见解是否真理，这不仅我要感谢鲁迅，也感谢你们这次发表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我不想再对封信注释什么，认为转载一下，让海外关心中共历史发展的人，对鲁迅和托派争论有兴趣的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是好的。至于陈仲山信前的拙文，主要也是说明当时的情形，和解释（当然是主观的）鲁迅所取态度的所以然，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

　　但你引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对我的两个论点表示不同意见，这倒是你文章的要点所在，我倒很有兴趣和你“争论”一下。你的引用有删节，为清楚了解我的意见起见，我对第一点全部重新引证如下：（一）“他以成败论人，‘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溱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鲁迅常从历史反面论断人物，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我至今仍保持这个观点：鲁迅先生使我折服的地方，正是他一向没有“势利观点”，这种例子可以举上好多，但和你的反驳都不相涉。你认为“即使不以成败论人，也不等于一定要认为凡失败者皆英雄好汉，这才不是势利观点。”把你的话具体地说，就是：托洛茨基失败了，但他算不得英雄好汉，所以鲁迅尽管如何奚落他，都不是势利观点。我并不想替托洛茨基争取英雄好汉的称号，但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史大林写了篇《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登在第二四一期的《真理报》上，他说：“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这可证明，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当时，托洛茨基曾经是史大林眼中的“英雄好汉”，但当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被史大林放逐之后，便成为鲁迅眼中的“狗熊”（落水狗也）了！

　　你引鲁迅所说的话，“塌台人不当和落水狗相提并论”，“不打落水狗”有两个错误：“一是塌台人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纵恶。”鲁迅的话可以引申如此说，如果要避免错误，得把塌台人和落水狗分开；塌台人也有好有坏，坏的塌台人应视同落水狗，应加痛打，如视同一律，便成纵恶。我这样解释，你大概不会反对吧，那么请问，托洛茨基是好的塌台人，还是坏的塌台人呢？我说鲁迅以成败论人，看他对史大林的“成功”的推崇，对托洛茨基“被逐，飘泊，潦倒”的奚落，不正是“势利观点”在作？你又引用鲁迅的话，“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因而你就认定“鲁迅的回答恰怀鲁迅平日为人的精神相符”，我们的分歧，至此就显示出真实之点，你认为托洛茨基是鲁迅心目中的“咬人之狗”，打它正是与鲁迅为人的精神相符，我则任上面引述史大林对托洛茨基说过的话，证明鲁迅以成败论人的势利观点，非他所有，我是在为鲁迅辩护，他的“势利观点”只是受到O·V的影响，接受了当时史大林领导下全世界共产党一致的“党见”罢了。

　　我还可以提出一个惨痛的反证，我是把中国自一九六六年起长达十年的党狱，和苏联自一九三六年起长达三年的党狱“视同一律”的。在十年长的“四人帮”（何止“四人帮”而已哉！）可怕统治下，每一个人都必须两者居其一：或是“牛鬼蛇神”，被人打倒在地，做了“落水狗”；或是“四人帮”一伙，把刘少奇和创造革命的其他功臣（他们和托洛茨基及其他十月革命的元勋并无不同）打倒在地，视他们为“落水狗”。如果不是四五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至今还是冤沉海底的，也许会另有一个“鲁迅”在写文章奚落他们！

　　我相信历史的公道，苏联党狱中最后一批被杀的布哈林在六月意大利的一次国际会议中被平反了，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观察员列席。史大林的功罪，毛泽东定为三七开。如果刘少奇和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已获得平反，那么苏联的冤狱，迟早也会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得平反的。

　　我的第二个论点：“鲁迅深恶‘卢布说’，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污蔑托派。”你认为未必确当，那只是鲁迅一种严厉的警告。王先生啊，这话你说得太老实了，又有谁指着鲁迅的鼻子说：“你拿过俄国人的卢布”呢？这种话最好托之于“谣言”，谁也作不得准，但确实是一种“暗示”，鲁迅说得更巧妙，他说：“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其实谁也没有造这样的谣，这只是鲁迅的“暗示”，足以使人怀疑托派是“汉奸”。而且过了二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八日和二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就实指陈独秀和托派是“汉奸”，领取日本人三百无津贴了。王明在汉口进行过大规模的诬蔑运动，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这只是史大林全世界反托运动在中国的表现，只因王明等人表演得过于拙劣，反而使人不能置信。可是王先生直到今天，还在认为这只是我们的“敏感”。

　　在这儿我也相信历史的公正，国内正有人公开写文章，给陈独秀和托派洗刷王明和康生一伙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这就会连鲁迅的“暗示”在内。

　　王先生其他的话我以为都是无关宏旨的，譬如“社会日报的消息”。就我个人说，我是不看《社会日报》的。陈其昌给鲁迅写信，事先我完全不知道，事后他只落得同志们的埋怨，说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所以第二封信我也不知道。我是七十年代初看了《鲁迅日记》，发心研究鲁迅时才知道的，并不如王先生所说，我早知道了。《鲁迅日记》郑重地记上一笔“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我倒没有像王先生那样感到“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我是感谢鲁迅先生这句话并保存陈仲山这封信的，他使我们在四十四年之后，终竟能获知这封信的内容。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之后，鲁迅忙于生病和对付周扬徐懋庸一伙，不同志谈到托派和陈仲山了，这是否表示他“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那就只有王先生一个人知道了。

　　我希望王先生确实不以为我在和他“争论”。好！

一丁
一九八0年十一月十日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8期。198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