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和：千古奇冤王实味

千古奇冤王实味

郭和

　　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及会后，历史上有问题人物如萧军、丁玲，对他们身受的冤屈，上溯到延安整风运动，他们是现仍活着的受害者，据萧军的申诉：

　　“从周扬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三十年来，除了‘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算冬天，其余都是春天。可是我则不然。五八年‘四人帮’还未出来以前，就对我进行‘再批判’，就因为我在延安期间写了篇《论同志的爱与耐》的小文章。……”

　　丁玲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延安时期她写的《三八写有感》，她说：

　　“第一次听到对我的批评是在延安的高干学习会上。有同志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我还想，这是在说谁呀？听来听去，原来是说《三八节有感》。当时，有的同志怕我受不了，坐到我旁边来，问我：‘怎么样？’朱总司令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也不放心地看着我。当然，会上不只是批评了我，还批评了《野百合花》。但在总结时候，毛主席还是保了我，这是大家不曾知道的。但这是事实，当时与会的同志可以证明。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

　　从丁玲的回忆，我们知道当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已隐含了杀机，“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这句话分明是王实味的致死之道，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不该杀王实味，不过是假惺惺而已。文代会上宣布十年文革中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何尝有什么“致死之道”，他们不过像王实味一样，在共产党眼中，都是“要不同地看待它们”的罢了。

　　所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案，是“千古奇冤”，我们现在只能从其他同时代的人的偶然讲及中，略略窥见这一冤案的一鳞半爪，也许将来在萧军预许的《回忆录》中，会透露得更多一点。简单地从《野百合花》中，我们也该明白王实味并无“致死之道”的。这篇文章和萧军、丁玲、罗烽、艾青的其它文章一样，都是对当时延安社会和政治情况的讽谏，而且可说是直接受毛泽东整风的号召，这些杂文都写于一九四二年二至四月短短的三个月中，毛泽东当年二月一日写了《整顿党的作风》，二月八日写了《反对党八股》，王实味等以为他们的讽谏有助于整风，不知道正是蹈了“致死之道”，可惜，一九五六年许多人蹈了王实味的覆辙而不自知，他们响应了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号召，终至身败名裂，直至二十多年之后才得翻身，其中有的人早已和王实味一样，尸骨无存了。

　　毛泽东事后得意洋洋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七三页）

　　一九五六年，跟着“百花齐放”而来的反右运动，掀起了文坛上的一次“再批判，萧军、丁玲、王实味这些人重新上了批判台，死了的不过是鞭尸，活着的可得永远生活在冬天里。人家以为姚文元发迹在一九六五年，始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是不确的，早一九五八年，他已是主管毛泽东文艺政策的周扬的“马仔”，当时在《再批判》中，就是他写了下列文章的，二月十四日，他写了《以革命者姿态写反革命小说》，副题：《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三月三日，他写了《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所以毛泽东手中的文艺刽子手，只有周扬和姚文元两个人，他们轮流坐庄，现在又该周扬登上文联主席的正位了。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延安讲话”）仍是邓小平主宰文艺的刀子，有一天，周扬依然会“操刀而割”的，因为这是共产党的不可改变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苏联文坛也一度出现过阳光灿烂的春天，不多时，赫鲁晓夫又恢复了斯大林的文艺政策，苏联文坛迄今笼罩在阴霾之下。可异许多人永远不认得历史的教训！

　　据王实味在四一年四月所写的，发表在《中国新文化》杂志上的一篇谈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透露：他于四０年十月间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过陈伯达、艾思奇，又附带地批评了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他的有些意见与胡风巧合。这一事实，正显示出他日后的命运已初露端倪。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很多地方转载过，但他另一篇载在四二年《谷雨》上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却很少见，现在特作为附录，发表在这里。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质力量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使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借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

　　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个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底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底工程师”，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底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27期1980年1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