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动乱的真相

局势发展得很快

　　巴列维国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军捧上台的，再经过一九五三年美国情报处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巩固了他的统治，也把他降为由国际石油集团卵翼下的儿皇帝。二十五年来，伊朗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人民之中，几乎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被杀，二或三个成员在狱。所以示威运动一起，群众立刻提出“打倒国王”、“打倒美国”的口号。美国去年提供伊朗的武器，几达百亿美元，反对国王的运动发生后，美国立刻提供二亿五千多万元的防暴装备，作为屠杀示威群众之用。美国总统卡达不断表示对伊朗王的支持，他深怕国王被推翻，又怀疑军人能否控制局面。美国对伊朗的投资有限，总值不过七亿元，但在中东局势中，伊朗强力的、超过四十多万的军队，起波斯湾宪兵的作用，如果伊朗加入南也门、阿富汗、伊拉克的阵营，无论如何会影响美苏之间的世界均势的。所以卡达虽然深信苏联并且未在伊朗示威群众中煽风点火，也不得不时时提出警告。

　　伊朗的局势发展太快了，到去年十二月，示威运动已演变成街头搏斗，再下去，就会爆发内战了，巴拉维见到形势日非，不得不向反对派的右翼分子妥协，组织文人政府，作改良式的让步，也许这种方案早已由美国的统治者拟定，它们不想在伊朗国王下台之后，政权迅速落入左派之手，它们认为军人已不能控制全局，改良的妥协的文人政府至少能苟延一时，然后再作第二步打算。它们也预见到有这可能，即：纵使国王下台，秩序也不可能在五、六年之内恢复，政权逐渐会由右派转入左派之手，那时就难免倾向苏联了。

　　现在的局势，上层方面正按照这个蓝图进行。国王力图挣扎保持王位，美国统治者为了不让局势恶化，采取走马换将的策略也未可知。在越南，美国统治者曾用过政变的手段，除去不听话的吴廷艳，难保在伊朗不故技重施。

　　改变国家政体，并不能彻底解决深刻的阶级矛盾，既然被压迫的人民整个儿动员起来了，斗争必然会不断发展下去，这一点，连美国的统治者也是相当清楚的。

　　所以，本文的目的，主要在分析人民运动的内部动力，不在政体的如何改变，也许伊朗王的退让和美国仓卒保帅的策略已落在形势后面，即是说，改良和妥协都已太迟了。

纵火案发生后示威运动升级

　　伊朗的国内矛盾，经过二十五年的累积，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由于特务横行，人民动辄遭受拘捕、拷打和酷刑；完全没有言论、新闻、思想的自由。一九七七年六月运动初起时，知识分子和学生走在前列，运动采取公开信和座谈会形式，然后引发了一连串的罢课和示威运动，而且泛滥到各地的大学里去。政府立刻加以镇压，于是运动转入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一月始，运动逐渐超越了知识阶层。工人、学生、城市和乡村的贫苦大众、小资产阶级成为主力。政府的镇压也升了级，在锦市的一次示威中，政府采取了屠杀手段，运动平静了一个时候，却在夏天进入更激烈的第三阶段，队伍扩大了，组织性也坚强了，而且提出了明确的立场——打倒巴拉维国王！

　　统治者在张惶失措中，往往会做出蠢事，油港阿巴丹工人区电影院的纵火事件，就是一例。伊朗政府和全世界传播机构立刻把责任推在反对派，特别是“回教极端主义者”身上（香港左、右派报纸也都如此说）。但伊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从种种事实中推出结论，这血腥的畴，是巴列维国王统治者指使的，而当地的警察局和消防局负有直接的责任，它们封锁戏院的出口，阻碍拯救行动；消防车迟迟不来，来后又装备不齐，附近的水源断绝了。政府报告有三百七十人遇难，当地人民则称死了六百余人。

　　阿巴丹是世界最大的炼油港之一，拥有全国最好的消防部，数周前，这个消防部扑灭了比戏院火难几十倍的燃烧达几小时的油井大火。

　　电影院大火后，示威者涌到街上，高喊“杀死伊朗王”、“烧死他”、“结束五十年的巴列维独裁”，华盛顿和巴黎的学生都举行示威游行。全国十八个城市大示威。

　　群众获得了信心，德黑兰——伊朗首都成为运动的中心。九月八日，德黑兰发生“黑色的星期五”，被屠杀的达几千人。

　　十一月六日，统治层的内部更迭，一方面展示了压迫的加强，另方面作出拘捕贪污分子的姿态，以平民愤，被捕的有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担任首相的胡韦达，秘密警察头子纳西里，又下令调查皇室的财务，但人民说，这些人被囚在有电视设备的豪华地方，实在太不公平。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现在已不再用军事的占领方式，而是用经济的控制方式了。形式上，落后国家是独立的，先进国家帮助它们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但对于长期受封建王朝统治的落后国家来说，因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浮薄的一层资本主义生产，抵不上在转形期中受到解体作用以致全体农业生产崩溃的痛苦。农业人口大批拥入城市，造成失业和生活供应的紧张。住宅供不应求，一九七七年德黑兰南部市郊群众第一次反政府运动，主要由住宅问题引起。官僚的贪污无能，加重多方面的失调现象，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五十，房租上涨百分之七十五。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花在租金方面，中层阶级居住的两个房间的单位，月租一千元（等于美金一百四十三元），可是居住者的收最多二千元（等于美金二百八十元）。

　　工人没有房子住，“非法”搭盖木屋，政府一夜之间用推土机铲平了它（这种情形我们在香港也常常见到），工人抗拒，警察随便开枪杀人，这样的事时时发生。

　　遏止通货膨胀，导致政府削减开支和增加失业，建筑业尤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建筑工人大多是被农业危机中逐离土地的贫农，没有技术，最低工资为日薪三元；技术工人的收并不较好，全国一间最大的汽车装配厂的工人，月薪不到二百元，RAY纺织厂的二千罢工工人，每天工资低于七元五角。

　　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为城市人口的七分之一，有土地的农民，实际收获低于生产成本，一年收入为九百元，无地农民的一家收入平均一年为四百五十元。

　　地方已不是农民的统治者，银行高利贷和商人资本已成为农民的债权人。国家预算中有百分之十三拨作农村发展之用，但受惠者不是贫苦农民，而是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和富农，或者经过贿赂，流入居住城市的地主手中。

　　伊朗出口的棉花很有名，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必须土地集中才有可能，因此必然驱逐农民脱离土地，农民呻吟在高利贷之下，利率高达百分之百，这已是农村的普遍现象。

　　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依赖税收，去年（一九七八年）税收预计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六，半数以上来自间接税，贫苦大众负担了大部分。

　　直接税的大部队发重担也落在贫苦大众身上，富者有办法通过贿赂贪污逃避付税，据政府统计，只有四分之一的资本主义企业曾经付税。

　　石油收入的真正得益者，只是一小撮政府官员、军阀、特务、及依附巴列维国王家族的皇亲国戚以及城市的大中资产阶级。

特务横行士兵动摇

　　伊朗的军队和特务，都受美国训练，有三万多名的美国人，充当军事顾问；七万多名的特务，有权在街上随意捕人，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车子停下，把一个留须戴眼镜的青年人推贴墙壁，如果搜出一张学生证，便痛打一顿，抓他上车，带去监狱。

　　人民恨特务比恨军人更甚，示威者时时攻击特务总部。

　　军人虽然向国王效忠，但在群众大无畏的不断示威中，向兵士提出了口号：“兵士弟兄，不要开枪，不要枪杀你们的同胞！”尤其参加示威的妇女，向兵士投掷鲜花表示友善，更使兵士意志动摇。一个参加德黑兰九月四日示威的人说：“当我们抵达一处宗教机构时，我们向兵士高叫：‘兵士兄弟，为什么你们杀害自己的兄弟？’兵士受到影响，他们有些流出眼泪。”用英国最好武器配备起来的兵士，有四分之一是新入伍的，兵士们和专制的国王政权，没有什么必要的利益联系，西方国家报章评论所觉察的这种事实，早已为伊朗人民所吸引。在九月四日至七日的大示威中，他们自觉地与兵士谋求友善。不仅德黑兰如此，其他城市亦然；不仅兵士如此，警察亦然。下面略举几个例子。

　　十二月十二日合众社电：“伊朗南部狄兹富市镇，一名警察击毙一名上司，因为他的上司下令他向示威者开枪。”又电：“伊朗西部哈马丹齐省长周一遭受一名兵士击伤后，已运到德黑兰治疗，他的一名保镖被兵士击毙。”

　　十二月十六日美联社电：“德墨兰一位军方人士星期六说，三名叛变的兵士，星期一在伊朗王尼亚瓦兰宫附近的国王精锐侍卫军营内，开枪杀死六名军人并重伤十二人。这位军方人士说：那三名驻守利维山兵房的兵士，冲入一间吃饭大堂内，乱扫一轮机关枪，当时有一批军队正吃午饭。利维山兵房离开尼亚瓦兰宫有两里，伊朗王与家人住在那里。”

　　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电：“目击者报导，数百名示威者控制了由重型警车驻守的大不里士市，这之前，军队向群众开枪，两人受重伤，一个身份未明的教士脱去长袍，对军队说：‘你们射击群众前，请先向我射击。’一些军队放下武器，走向示威的群众中，示威者跟着控制了那些重型军车。”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次大屠杀中，一个兵士不服从命令，不肯向群众开枪，他反转身一枪把指挥他的中校司令结果了，另一个军官又把这个兵士击毙。于是警惶失措的军队向迎面而来的群众乱开枪，人像割葱般倒下来，在场的一个英国记者差点伤了命（新晚报十二月二十九日《夕夕谈》）。

　　根据上面的报导，使人想起俄国十月革命前，示威群众与哥萨克骑兵友善的情景，由于兵士的情绪受到示威群众的感染，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在依赖军人统治不到二个月的时候，以退为进，邀请反对派的右翼分子，再次组织文人政府了。

　　美国情报处本想策动一次军人政变，以比巴列维也纳国王更残酷的手段，扑灭蔓延的群众示威运动的，但因军队上层出现了内部的不直辖市，和兵士情绪的不稳定，这计划无法实行。

从示威到罢工

　　伊朗不是阿拉伯民族，而是回教国家，在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五属于什叶派，它包括所有农民和工人、小商人；其他百分之五属于穆斯林派，他们都是有财有势有地位的，在三千万人口中只占七十万人。从宗教的分野来看，就可知道什叶派的左倾和在反国王示威运动中的作用了。但宗教不过是阶级的外衣，宗教上层的左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民族阵线”一样，温和的一翼，开头的要求止于反对违背教义的赌场、色情等道德规范的事，运动开展后，政治上也止于要求释放政治犯、自由选举，恢复一九０六年的宪法而已，它们不反对巴列维王朝，如果巴列维国王稍作退让，便可妥协；激烈派由流亡在法国的科美尼领导，他虽彻底反对国王，却不反对在自主条件下与美国合作。所以在黑色星期五（九月八日）之前的三个月，示威运动的真正领导人，都是宗教人士；以后，“民族阵线”，“自由运动”以及学生领袖，开始扮演主要角色；“黑色星期五”之后，宗教领袖和“民族阵线”人士，都被示威群众视作“保守者”了，他们觉得要做的事，远比这些领袖们号召的要多得多，示威已不是唯一的斗争方式，一连串的新的行动发展起来，九月二十三日，伊朗南部主要石油工业的三万五千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潮迅速蔓延，十月三日，国家银行及所有银行职员罢工，十月六日，邮务、电讯、火车、巴士、航空、电台、电视等各部门罢工；此外罢工的有加斯坦的七万产油工人，伊斯法罕的三万钢厂工人，比亚的工业集团三万工人，阿瓦士的七千农业合作社工人，沙雪迈的二千铜矿工人，以及其他城市的数千名纺织工人。

　　罢工使全国的经济瘫痪，石油生产是伊朗的国家命脉，由原来的每日生产六百万桶以上，降至现在的每日生产二十五万桶至三十万桶，连供应国内需要都不够，自由谈不到什么输出了。

　　产业工人占全人口的极少数，但他们的罢工武器，正迫使国王下台。迄至一月五日为止，右派反对派组织的新政府已开始成立，街头斗争却愈加惨烈，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方马萨德市发生了大屠杀，死者七百多人，伤者过千。大批军队加入反对国王的街头示威。医院被炮轰，医生被杀。群众用肉体挡住枪口，扑上坦克，活捉镇压者。有的军官和兵士落在群众手中，马上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就地处决，尸体被肢解。斗争已发展至内战阶段，伊朗国王是否能依赖镇压渡过革命的危机？

　　工人继续罢工，石油工人提出口号：“我们既然能够输出石油，就能够输出国王！”

伊朗与苏联

　　美国深怕苏联介入，实际上伊朗人民不仅不欢迎苏联，而且在喊出“打倒美国”口号的同时，也喊出“打倒苏联”的口号，为什么在这急需外来的国际援助的时候，伊朗人民如此仇恨苏联？主要原因，由于一九五三年苏联对于伊朗革命的叛变，也由于现在苏联对于伊朗国王的拥护，为什么苏联不欢迎伊朗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色彩有革命政权呢？因为苏联与伊朗毗连之处，居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官僚的大斯拉夫主义统治之下，这些少数民族久已心怀不满了。苏联不愿意伊朗的革命政权引起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的回噢，所以宁愿站在国王一边，亲苏的伊朗共产党因此不能博得群众的信任，在示威运动和罢工中取得领导。伊朗人民反国王和反美国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独立拭目以待，和苏联没有关系。美国对伊朗不敢作出军事干涉，为的不想把反国王的力量，迫得与苏联去联合，妨害了中东的均势。

伊朗与中国

　　伊朗与中国可没有一点点国际上的利害关系，只为了要结成反苏的联合阵线，华国锋在伊朗群众蜂起反对国王的时候，做了一件政治上最愚蠢的事，他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面前，暴露无了自己和反动者站在一起的面目。伊朗示威群众提出了“打倒中国”的口号，伊朗少数的毛派和在各国的伊朗留学生当中的毛派，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5期，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