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郭沫若

　　八十六岁的郭沫若死了，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他是继鲁迅之後，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这几句话如果出于一个普通人之口，作为封一个死去的名人的谀词，无人会反对的；但若出之于一个负有国家领导责任的如邓小平之口，则这几句谀词未免有失分寸了。

　　郭沫若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这是文学评价上的事。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已注意弱小民族文学，在参加《新青年》时已向黑暗的旧势力争，一九二五年即已购读《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印行《苏联文学论战》；郭沫若从日本回来，提倡浪漫主义文学，一九二七年提倡革命文学，围剿鲁迅，鲁迅批评他“一只手”的小说，未免失之太巧，只准备失去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鲁迅称之为“才子加流氓”；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站在国防文学一边。一九六六年，周扬为此被判为罪大恶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王明同科，但郭沫若并未波及，因为不久之后，他在人大常委会上，就痛哭流滋的贬责自己了，他承认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没有真正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如果他的话属实，那么邓小平的谀词就错了。但鲁迅的看法就不同，他自然死得早，不及见中共的取得政权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在一九二七年劳动大学的演讲却使人警醒，他说：“做了皇帝，臣民都下彻未有不绝声的YES YES……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鲁迅说的虽已洞澈未来，他却想不到除YES YES之外，还有自我贬斥，之后，再写几首颂歌：“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靠边站，少开口，不管天翻地覆，好官我自为之，也就平安无事。鲁迅没有这般能耐，同一年他在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就不免被挤出去，……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下他的头。”

　　从延安时代起，到四人帮被推翻止，三、四十年中被挤出去，被割了头的人，为数不少，但郭老是例外，他是圣之时者，充分学到了孔二先生的法门，有时还可以见见“南子”，自然与鲁迅不同调。鲁迅如在，是否被挤出去，或是割了头，我们不敢担保，在《大河彼岸》的“论文学与音乐”一章中，鲁迅生前的好友埃德加•斯诺提出了如此的疑问：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改正了被鲁迅及其弟子所无情暴露的某些蠢事。但若鲁迅今天还活着，如果这个单薄短小的身躯里仍然有那同样的勇气在，也将不能把人生远远地投射出去，以致超出那一套流行的现实价值（意即被认为有价值的种种现实——译者）中种种极为愚蠢与暴虐之事——在党本身尚未开始出来改正这些愚蠢与暴虐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被活埋；多半他也不会被监禁，有如南斯拉夫之时时监禁杰拉斯那样，不过他一定会被迫去试作思想改选。这样，这位艺术家会被逼沉默或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直到党的自我批评能终于停止这些废话并且以新的一套集体常谈获得官方批准为止。”（这段话中译本全部被删）

　　根据以上的说法，我认为把鲁迅与郭沫若相提并论，对于鲁迅是一种亵渎！

　　郭沫若不能和鲁迅比，但和同时代的几个人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冯友兰，他多次屈辱没，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榜样。无论他如何批判自己，改造自己，他总是个夹缝中的可怜虫，使人同情；一个是梁漱溟，他是硬骨头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绝不因毛泽东切齿恨他而喊万岁，他——我行我素，相信自己过于相信权威，你尽管可以认他是新时代中的唐•吉诃德，但是不得不尊敬他。

　　郭沫若不值得人同情，自然更不值得人尊敬，以前不多时，有人比章士钊为冯道，我认为章士钊是比不上冯道的，如果把郭沫若比作冯道，那是最恰当不过了，共产党治下的政治局面，虽然表面上没有改朝换代，实则权力的推移，和五代也差不，郭沫若没有冯道的本领，那就休想做“长乐老”，现在这个现代的冯道死了，他安排后事，不进八宝山，也是见机而作，并不是向总理看齐。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9期，19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