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几椿有意义的突破
一丁
(1979.9)
八月二十六日，新晚报转载了光明日报（八月二十二日）的一篇由军事学院写作组写的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第五节，内容批评斯大林的二个错误：第一，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新宪法的报告中，说苏联已没有了剥削阶级，却忽略了当时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到了一九三七，斯大林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我们知道：这是苏联发生党狱的年头，几乎所有参加十月革命的领袖都被斯大林加以叛徒的罪名处死了。该文作者（军事学院写作组）因此断定：「斯大林同志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样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把党的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即反对派当作敌人，从而导致了三十年代末期后来严重的肃反扩大化。」
这样的论断是重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始终站在斯大林方面，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跳舞，把托派反对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有了斯大林的前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把肃反运动扩大化，把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将刘少奇以下的许多参加中国革命的领袖，都打成和托洛茨基一样的「反革命」了。
在中共报上认真地提出这样一个替一九三〇年代托派反对派平反的问题，确是中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把这种平反和对陈独秀历史功绩的评价，放在一起来看，尤其有非常意义，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背上了斯大林领导中国革命的所有错误责任，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后来又被称为「堕落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如果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因为「斯大林同志在实践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引至了如下的后果：「人民内部长期不能团结，整个国家长期不得安定，从而造成了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群众积极性的严重受挫，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
把这一切归之于「四人帮」或林彪是不准确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把内部矛盾扩大成为敌我矛盾之后，造成十年期间无比的损失！
以光明日报的历史平反为蒿矢，今后对于苏联的历史评价，对于中国的历史评价，都得从头改变了！
这和八月三十日合众国际社的东京电讯正相符合：「副总理余秋里暗示，编篡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历史的工作可能已近在眼前。」
中国没有正确的共产党史，对于斯大林的人为的崇拜和内部派系斗争，妨碍了党史的编纂，一九二七年以后，斯托之争掩盖了历史真相，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都是忠实不二的斯大林主义者，只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斯大林的错误，并认识到所有一切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由此深切感到有编篡中共党史的必要。光明日报的文章是重要的突破，它已把历史放在新的评价上，不再受到斯大林幽灵的控制了。
无独有偶，最近香港的左派书店出版了一本书：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游击战士之一，弗拉廸米尔‧德廸耶尔著的「一九四八——一九五三苏南冲突内幕」，一九六九年出版，距离现在已有十年之久，作者自述：「促使我写这些文章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另外四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在一九四八年以后，这个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抵抗了二亿人口的大国！
这本书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横行无忌的压迫，因此时时回到一九三六——三八年苏联的党狱，例如：
「我承认，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当时回答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首先要求异端分子在良知上临于死亡，尔后再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只是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匈牙利发生了对拉伊克‧拉斯洛及其同志们的诉讼案，其它东欧国家继续出现了一系列诉讼案，这些诉讼案到处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子处置的，这时我才明白，他们像苏联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间的一些诉讼案中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被控告，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谴责到这种程度，甚至承认自己是外国间谍，而之后却又得到被处死的判决，在自己糟蹋了自己之后死去。」（中译本一五二页）
对于这种历史上未之前见的审判案，当时有二个解释：（一）莫斯科审判并没有污辱了老辈的布尔什维克；它们仅只说明了就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血肉作成的，当死亡的钟摆在头上摆动时，他们也不会无止境地抵抗；（二）连坐法在威胁他们，他们宁愿顺从斯大林的要求，公开污辱自己，免得亲人们受到株连。
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情报局公开革除南斯拉夫之前，斯大林再三要求铁托出席会议，但他们鉴于一九三七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厄运，拒不出席，当时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去进行「同志式的协商」，全被关进庐边卡监狱，「在那里全都在后脑勺挨了枪」。（中译本一五六页）
不仅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铁托有此警惕，一九二九年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也有此警惕的。当时他已因组织左派反派开除党籍，但斯大林仍通过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给他拒绝了。
对于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本书有多处述及。一九五五年五一节，南斯拉夫派遣一个工会代表团去北京，他们和中共中央化了整整十二小时，详谈一九四八年的事实，「对于这场冲突，中国人什么都想知道，直到最细致的细节。」中共中央最后表示他们仍坚持一九四八年情报局的谴责立场。
可是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代表会议组成了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他们说了「老实话」：
「我们骂过你们，现在你们有权责备我们一万次……我们当时处境困难，陷于封锁，四面被包围，最后，说句老实话，整个事情我们也不大了解……」
话虽如此，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完全用斯大林式的口吻，大骂南斯拉夫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直至一九七一年，中南关系重新好转，提倡四个现代化以后，甚至不断组织代表团向南斯拉夫取经，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了。
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是标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方面的一次突破，这本书应该在国内大量发行，作为批判毛泽东思想中斯大林毒素的一臂之助。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3期，197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