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乡土文学
一丁
(1978.5)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变社会。鲁迅说得很清楚，他写小说的目的：（一）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二）小说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他又自认他的小说，在当时可以称得是「革命文学」，因为《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运动，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他虽然对于「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却出于对热情者的同感，故在寂寞中也想喊几声助助威……但为此，必须与前驱者取得同一步调，而且还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得显出些亮色，这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吶喊》。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我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的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总共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仲甫、实庵即独秀，豫才即鲁迅。鲁迅的小说，虽说深得陈独秀的赏识，但在《新青年》发表的，为数不过五篇，最出名的《阿Ｑ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新青年》已经在分裂了，在往后几年，这古战场的情景中，只有鲁迅几个人在支撑着由《新青年》开始创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余绪，这时以后到鲁迅南下（一九二六年）的期间，鲁迅和许多年青人在一起，确实做了许多事，如《语丝》和《莽原》的创刊；未名社的出版多种文学译著；以及对于章士钊的斗争；尤其是三‧一八事件中凌厉无前横扫千军的一枝铁笔，使「正人君子」无所遁形。这几年确实可说是鲁迅的时代。他像一支火把，其余的都是爝火。惟有从这时起，他才真真正正成了一个斗士。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在他的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再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的「乡土文学」中，除《阿Ｑ正传》外，。我最爱读的是《故乡》和《社戏》，前者尤其留下了时代的显明的痕迹，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主角——农民，这时正受着最大的压迫，闰土便是被压迫农民的具体的形象。提出了问题就是解答了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曚曚眬眬提出中国经济改造的是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地政纲；但鲁迅借闰土这个人物，提出了被压迫的农民问题，农民方面对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爷」，这说明了二人之间阶级的隔绝，鲁迅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没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来，这便需要农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斗争，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用文学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过了七、八年，农民果真站起来了，不到三十年，他们就解放了自己。
我在蒙眬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