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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公报》和《文汇报》的报道看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郭和
(1978.5)
中南关系反三覆四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最富戏剧性，这关系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丑诋谩骂到互相友好，显示出中国在外交和理论两方面都没有原则性，它只遵从一个法则，即：「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是「和我好的是好人，对我坏的是坏人」。
一九四八年，斯大林认为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捏碎南斯拉夫，却不料铁托竟然螳臂挡车，使斯大林无所施其技，这因为南斯拉夫人民是从反法西斯战斗中站起来的，二千万人像一个人似的发挥了最强大的抵抗力，对付了斯大林及其全世界仆从们的压力。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在内战，还没有夺取政权，但在斯大林心目中，毛泽东自然是未来的铁托，所以尽管他如何一面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他亲去莫斯科，迁延了二个多月，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缔结三个条约：（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三）关于苏联经济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这些条约的实质后面，斯大林仍袭用对付南斯拉夫的手段，迫中国签订「中苏合股二公司（新疆省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及「中苏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二公司是变相取得新疆经济开发的特权，后一组织则斯大林曾经施行于东欧的「卫星」国家，且曾迫使南斯拉夫起来反抗。但是毛泽东忍受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在帝国主义围堵政策与苏联的「友好」之间，选择了后者，而且比之斯大林更积极地反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苏早就在几次会议中协议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德黑兰会议定了东欧，雅尔塔会议协议了外蒙和满洲的控制，波茨坦会议则固定了上两次会议的决定，但南斯拉夫的反抗破坏了斯大林的卫星国家总蓝图，中国革命的胜利，赶出了斯大林继承帝俄利益的预算，照理，毛泽东早该与铁托携手作战了，但毛泽东想从中取利，以反对南斯拉夫博取斯大林后继人赫鲁晓夫的信任。到了苏南修好，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与中国的种种经济协议时，毛泽东就激烈地在意识形态方面既反南斯拉夫，又反赫鲁晓夫了。时移世易，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向铁托看齐，拉拢美国，反对苏联，甚至比南斯拉夫更联美反苏。毛泽东逝世后，铁托访华，可见毛泽东的后继人是主动要与南斯拉夫修好的。
这是一条反三覆四的道路，但反来覆去的是中国而不是南斯拉夫。
现在中国正进行四个现代化，为了改革生产，已派了党的代表团向南斯拉夫「取经」。
引进外国资金
此间《大公报》、《文汇报》也于今年三月派了记者实地考察了南斯拉夫，据报道：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香港差不多，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工业总产值增加十三倍，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十二倍。平均每五个人有一台电视机，十五人拥有一辆汽车。在一九四四年解放前夕，南斯拉夫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可说是一穷二白。
记者没有把南斯拉夫的发展和东欧其它国家比较，但从报道情况和中国比较，间接又从香港和中国比较来说，物质的富裕和贫乏，简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为什么南斯拉夫有如此高的发展？据记者观察，这是由于重视科学研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洋为南用」所致。一九六三年中苏争论时有特殊的一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认为南斯拉夫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了，无产阶级专政则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幸而南斯拉夫是东欧的一个小国家，占地二十五万七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一百万，否则便要称之为「社帝」了。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据记者考察：「南斯拉夫刻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以至资金。例如在克琳模斯这家南国最大的漆油化工厂参观，我们看到，在新扩建的漆油生产车间，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的设备是进口的，其中的自动化设备，差不多全部进口。由于自动化程度提高，这个厂的漆油车间年产漆油三万八千吨至四万吨，但管理车间的人数包括（行政人员和工人）只一百三十人。在马其顿，我们参观了卡瓦达斯镇的一个计划年产二百万吨镍的矿厂，建厂的资金百分之二十一由当地镇民筹集，百分之九由南斯拉夫银行提供，其余百分之七十则是美国进出口银行投资的。」
这种投资是否使南斯拉夫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据记者观察并不如是，因为「外国设备多，外国资金比较普遍是南斯拉夫经济结构一个特点。但外国不能通过投资及出口设备、技术或提供技术人材，在南斯拉夫取得任何控制权。外资的投资只能赚取利润，而不能成为一种控制南国经济命脉的手段或工具。从这里，也可以体现南斯拉夫的经济结构有别于资本主义。南斯拉夫的工矿企业，差不多为集体所有。……因此，从经济结构来看，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记者的断言完全违反了一九六三年中共在中苏争论中的说法。依照他们的观察，很易使人联想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甚至主张租让制，他认为：「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了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自己的利益和损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规定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时，我们也确切知道先期续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同时我们却立刻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地位和改善我们经营的条件的一定的办法。……」（列宁：「论粮食税」）。
工人委员会——工人自治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实行的，只是比列宁设想的租让制更为有利的办法，要使这个办法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真正的人民的积极的监督，这是南斯拉夫突破官僚主义限制的政治的独创，诚如记者所见到的，经济繁荣完全依赖工人自觉的生产活动，他说：「南斯拉夫整个社会政治结构基于『自治』两字，每一企业单位均有本单位的工人委员会按照联邦制订的规划及准则，讨论决定企业的一切事宜，包括任免厂长、总经理等高级行政人员，决定投资再生产的比例，制订工人工资的分配等，因此，就是企业的主管，在理论上也没有权力决定企业的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在列宁时代本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逐渐用官僚主义的党委制代替了具有活力的工人委员会制，以此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堕落为官僚专政，党书记的专政，无产阶级民主也随之消灭。南斯拉夫当初也是厉行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专政的，只当受到斯大林的压迫，为了图存，不得不对工人让步，具体的改变，规定于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这纲领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是划时代的，它奠定了今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虽然它的基本观点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
纲领草案曾于事先分发给各国兄弟党要求批评，并邀请他们派代表列席大会。结果，这草案引起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的严厉攻击，并决定抵制南共大会。南共的理论被称为「修正主义」，被宣布为背叛马列主义。中共在那次反南斗争中，起了最激剧的角色，比之苏共享了更刺激的辞句，更不妥协的态度，甚至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修正主义」。到现在还容易找到的文件，便是香港翻印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共早已收起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死后改正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共现在已把南共的成就作为先进经验，派代表团去考察学习了。
限于篇幅，无法全面介绍南共七次大会的提纲，只提一个问题，即在下层落实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的问题。
「社会主义直接民主」
南共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究竟采取何种实际步骤，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与共产党员变成国家的绝对统治者？南纲首先反对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任何企图，它宣布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在业已推翻了资本统治的国家中主张实行那种「纯粹」的民主，纲领认为至少在「客观上起着反革命作用的」。它认为，南国要走的不是回头路，而是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纲领有一段话说：
「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可以暂时采取这样的性质，即将权力极度集中于党的手中，以便建立新政制，并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基本的经济条件。但党的权力不能替代群众的一切创意，也不能替代那表现新社会创造力的种种发展。为此，我们视之为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
顶顶重要的是这个事实，除非工人阶级获得了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它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因而也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这便是南斯拉夫组织「工人委员会」的理论前题。自从一九四八年南共与斯大林决裂以后，在南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曾经采取的所有民主化措施中，最重要的要算这个工人委员会制度了。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让工人获得「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因而使工人名符其实的「当家作主」。纲领对于这一制度有如下的说明：
「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对工人委员会的发展予以特别注意，工人委员会乃是社会自治的经济政治机构，通过这种机构，直接生产者们独立地管理各个企业，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当然要在统一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范围之内，且与统一经济体系中所表现的公共利益相符合。工人委员会中直接生产者活动后面的推动力（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加速生产力量的发展），乃在于他们决心改进个别的，使整个企业增加业务效能，迅速全面实现社会的经济进步，藉使一己的生活条件与全社会的物质标准得以改善。此外，这推动力又在于他们决心在符合劳动人民的总利益的条件下，自由地发挥他们个别的创造才能和嗜好。
工人委员会既不是所有者们的代表，亦不是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者。他们在工作中受着他们自己物质动机和道德——政治动机的鼓舞。正因为如此，这些委员会乃是既反对官僚制度，又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一件最合适的政治经济武器。」
实际效果
南纲认为要防止国家至上主义和官僚化，必须推行「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如何实行乃至确保这种民主？它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特别是领导革命达到成功的共产党，一定要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重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要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至于如何更具体地完成这个工作，则纲领提出了下述四种办法：
（一）党和政府不能混淆不清；
（二）党和群众关系不应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应该是先生和学生的关系；
（三）工人阶级必须对生产和分配事务获得直接控制权，为此，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
（四）政治和经济大权不应全部集中于国家机关之手，政治应同时实行区域性的自治，经济则须予「工人、个别企业和其它经济单位以重大程度的独立性」。
原则上，这四种反对国家至上主义和官僚化的办法都是正确的，它们都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它们曾是十月革命早期苏维埃制度的特点，它们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消失正标志了斯大林反动的胜利。因此它们的恢复和发展是理应如此的，甚至是无须解释的。但是有两个问题仍须加以阐明，而且某同中国那种党政制度具有极大关系，即是（一），南纲的办法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否意味着党的领导作用被否定了？（二），南纲如此大吹大擂的工人委员会，到底能否有利于社会主义？
第一个问题，党政在权力和活动上划清界限，党对群众不采取统治者态度，党不自封为「万能的救世主」，这非但不会否定党的领导，反而会加强这个领导。因为，命令主义，包办作风，外行领导内行，党员都是群众领袖，书记高于一切等等整套做法，非但造成了笨重而愚蠢的官僚机器，而且使党丧失信仰和威望，根本脱离群众，在群众中引起普遍和深刻的反感。党如果能够严格约束自己对群众的统治和控制的行为，而采用说服方法，主要在思想上和政治方针上给国家机关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挥领导作用，那末这种领导将是真正的领导，是由群众心悦诚服接受的领导，并非靠威吓和恐怖维持的领导。此理甚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已提供了不少实例，中共「四人帮」的胡非妄为，天安门事件中对群众的滥施杀戮，尤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到了倒行逆施的程度。
第二个问题，我们无法得到充分的资料，《大公报》记者的证言也没有详细分析，但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召开于贝尔皮勒德的「南斯拉夫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铁托演说中引用的统计颇有意义，他说，从一九五〇——五一年至一九五六——五七年这时期内，已经有六十万工人，即全体工人的三分之一成为工人委员会的会员。时至今日，照《大公报》记者的报道，工人委员会们己成为普遍的组织，吸收了所有的工人。又据「代表大会」的统计材料，在一九五〇年一年之内，共有一千零十四名工厂管理人被解职，其中由党决定者占二十名，由国家机关决定者占三百五十二名，由工人委员会及车间工人大会决定解职者为五百另一个。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九五八年一月，托洛包夫连地方的矿工罢工，反对当地党部的官僚机关，结果南共非但没有进行血腥镇压，反而袒护罢工者。一月以后，南共中央为此发表了给各地党部的公开信，抨击党的官僚倾向。当然，我们绝对无意夸大这些个别事件的意义，也不会天真得全盘接受官方统计的字面意义。但是不管怎样，类似的事情，譬如由工厂工人大会通过决议来罢免厂长，或实行罢工来反对党部而获得胜利，总不能在南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见到吧。以中国来说，如果工人能通过工厂委员会实在相当的民主权利，总不至让王洪文、马阿六等工人蟊贼坐直升机身居要职，贻害无穷吧，而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也不至成为一纸具文吧。
真正的国际主义
南纲在其第三章之末，曾以整整一节来申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藉以表示他们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亦非「一国社会主义者」。它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是具体的」，它认为这个原则目前包含两种意义：（一），各国劳动人民在自己国内从事种种斗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支持其它国家同样的斗争，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力量实行团结。同时它又申明：以前，当苏联还是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时，保护苏联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义务，可是现在这目标比较宽广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正确的关系，相互支持和团结，以及和每一个为社会主义，为和平、为各民族间积极的和平共存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互支持和团结。」南共的说法虽不错，但由于它不曾接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个特征，所以所有说法都成了空话。那两个「特征」是：（一），民族国家的界限早已是资本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打破这个桎梏；谁若以为在民族国家的框子内只要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尽量发展生产力了，以至于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国家归于消亡，那是最虚幻的想法；（二），要使各民族国家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逐一胜利，并使这些胜利了的国家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为一，终于打破国界，则在许多步骤（这些步骤不能一一预见）中最主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成立一个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但南斯拉夫显然没有这种企图。
南纲自然还有其它缺点值得提出批评，但篇幅已过长，姑且重点介绍工人委员会的理论与组织，以与《大公报》记者的访问相印证，中共代表团如果有报告发表，届时我们再来讨论其它问题。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7期，1978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