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

　　两个口号之争，是一次政治斗争，不仅仅是文艺斗争，斗争的主角，一方面是代表王明路线（他又代表史大林的七大路线）的周扬，一方面是符合以后毛泽东路线的鲁迅，这斗争继续发展，直至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才算结束。但反映到文艺方面的斗争，要到一九六六年方始揭开面幕，这次对周扬的清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清算对象已不是王明，而是刘少奇，揭发二个口号之争的历史真相，并不表示鲁迅意见的胜利，因为一九四二年之后，鲁迅的思想与作风，也早已为毛泽东所清算了。
　　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源，完全由于史大林世界政策的改变，史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打击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结果帮助了真正的法西斯希特勒上台，史大林在惊慌失措之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宣布实行人民阵线政策，连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都在联合之列。在亚洲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主力红军，在失败之后向西北流窜，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抵达陕北，结束长征，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二万五千人。
　　王明在遵义会议后，仍以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名义驻在莫斯科，气焰依然不可一世，他和康生出席国际七次大会，秉承史大林的意旨发言，在大会上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并于八月一日擅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正式提出上述主张，并提出十大纲领，这纲领完全是改良主义的，当然不会谈到抗日运动中由谁领导的问题。
　　八一宣言到达上海，一定比陕北为早，因为早在十二月，已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了。传达八一宣言到陕北的，是林育英，据张国焘回忆：

　　“一九三六年初（按：当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的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 ……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中有人惊奇于‘联蒋抗日’这句话，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在中共内部引起的争论，一定很大，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看处，他所批评的“关门主义”，就是反对这个政策的左倾势力，但毛泽东还是取得多数，接受国际的新政策。
　　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毛泽东本人对于国际新政策的接纳，和王明的调子不同，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也不同，因为他强调这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正式决议之外，他也绝不提“国防政府”，但他又和托洛次基派争论“革命的转变问题”，实际上，他所反对的是党内左翼的意见，因为这一翼反对再次和国民党联合。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中的报告，是由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亲自传达到上海的，他最先找到鲁迅，鲁迅怀着满腹牢骚，对上海正在活跃的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一伙，大表不满，鲁迅直觉的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投降，所以他对周扬一伙的活动概不参加，周扬一伙攻击他为“左”的宗派主义者，说“他们对于国防文学虽然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态度”。
　　在冯雪峰到上海之前，“左联”已经解散，鲁迅拒绝作正在筹组的“作家协会”的发起人。
　　（刘绶松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初稿》中竟说：“……于是在鲁迅的领导治下，一九三六年初自动结束了‘左联’的活动。”）这说法，简直是对鲁迅最大的诬枉。）
　　鲁迅带着责备的口气对冯雪峰说：“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
　　他并不把“国防文学”看做周扬几个人提出的口号，他以为“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这群魔当然指王明路线下面的共产党人，不可能是别的。他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受欢迎的了。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
　　鲁迅即使从个人感情出发，他也决不忘记对压迫者的仇恨，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对于反动势力的终于复辟，他的仇恨带有被压迫阶级的性质。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谈到辛亥革命时说：“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没得，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这观念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死之前，迄未改变，而且更深刻，更广泛，他把那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人，称之为“人面东西”，这是共产党联合战线必然的产物。

　　“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冯雪峰写的这几句话，对于鲁迅的个性很传神，但鲁迅毕竟在冯雪峰所传达的“毛泽东报告”中，得到一致。我想，毛泽东到达陕北定居后，对于在遵义会议中获得的胜利，一定在短短的时期会设法加以巩固的，史大林和王明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前后的恶毒作用，他是有深切体会的，许多在史大林领导之下失败的革命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成了他的反面教员，但他决不敢直接和史大林们争，他没有条件和史大林的巨大威望相比，他那时已运用阳一套，阴一套的手法和王明斗争，但他不得不忍受王明的跋扈，因为他的背后站着史大林。
　　冯雪峰当然不断对鲁迅说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不同所在，所以鲁迅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与“国防文学”相对立。这口号不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是经过几个人讨论才提出的，我们知道，至少茅盾、胡风、冯雪峰都是参加者；而且不是由鲁迅直接提出，他们委托胡风写了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提出来的。胡风写了这文章后，迅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大力围剿，胡风概不答复，这战斗直接转移到鲁迅身上。胡风后来表示，“因为我的主将下了命令，说沉默有时是最有力的回答。……只好眼望着问题一直混乱下去。”这期间，鲁迅大病，到他奋力回击时，已到八月三日，这篇费时四天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简直像雷轰电击，万喙息响。可是影响实在深远，一九六六年清算周扬的最大理由，就是“国防文学”。以后清算刘少奇陈伯达时，“国防文学”口号也成为他们的罪名之一，他们被认为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真正反对“国防文学”的左倾文学家，只有徐行一人，他在当时及以后，均被成为机械论者，教条主义者。他认为“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
　　我们现在已不知这个徐行为谁，照搜集在《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一书中他的二篇文章看来，他不仅反对“国防文学”，而且彻底反对用爱国主义名义的阶级调和论者，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富有革命经验，他是最先被围剿的人，有人指他的论调和“托洛次基反对国际上的反战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口吻相似”，后来这个徐行不再有文章出现了。
　　鲁迅的长文当然是在病后深思熟虑之下写的，他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但企图与“国防文学”口号相调和，他认为“它是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的；他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发展，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他的这一种说法，正如他在《出关的‘关’》种反对邱韵铎的所说一样，“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了”，阶级社会中，谁有这种玄妙的本领呢？鲁迅推论到尽头，不也变为“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了”吗？
　　不过我们是无法责怪鲁迅的，他即使反对王明的投降主义，在史大林规定的国际路线下面，在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面，他相信组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第一义，他只能相信毛泽东的话：“现时的革命力量，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鲁迅是寄托希望于毛泽东的。
　　经过一场斗争之后，鲁迅的痼疾越来越沉重了，他退回到个人主义，不再参加任何团体，不久，他死了！
　　两个口号之争背后的两条路线斗争，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鲁迅死后，周扬已不再有对手，“国防文学”占尽了优势，我记得，冯雪峰为了反对王明和周扬，脱离阵线回到浙西义乌故乡去幽居，结果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拘禁在息烽集中营（张学良也拘禁在那里）。
　　鲁迅死后两个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是一条投降国民党的通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进攻芦沟桥，八月十三，进攻上海，于是国民党被迫抗战，国共合作有了具体条件，可是共产党提出的政治要求，实现为如下形式：
　　国民大会变为国民参政会；
　　国防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第三厅；
　　联合战线变为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变为八路军；
　　苏维埃政府变为边区政府。
　　在困难的局势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和王明进行曲线斗争；他可以在《论新阶段》中喊蒋介石为伟大领袖，但自始至终，决不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这立场贯彻到党和军队的所有组织，深入人心。更由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彻底腐败，以致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政策无法行得通，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七次大会时，王明和秦邦宪这两个红色买办仅能在中委会中叨陪末座，史大林想经过他们完全控制共产党的企图完全失败了。

一九七四，七，二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