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

　　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廿五分，在四个月之前，即六月五日的《日记》上，他记有下列文字：

　　“自此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记。”

　　以后鲁迅仍记日记，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其中七月七日《日记》云：

　　“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

　　这是陈仲山给他的第二次信。第一次是六月三日写的，在日记上无记载，因为鲁迅接到这信一定在六月五日之后，他已因病不能记《日记》了。他的回信写于六月九日，O•V笔录。这封信曾广泛为共产党所利用，发表时用××代陈仲山名字。陈仲山当然不是真实名字，他的真名是陈其昌，河南人，曾是北大教育学系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工作。他那时非常崇拜鲁迅，后来他变为托派，在鲁迅与上海共产党文艺领导人发生龃龉时，他以为鲁迅政治上改变了，对他有了幻想，便写信寄刊物给他，不知他此时已在病中。当时称得上他入室弟子的，便是从瓦窑堡会议后回到上海的冯雪峰。陈其昌和冯雪峰、张光人（胡风）、赵平复（柔石）等人那时期都在北京（按：当时称北平），但陈其昌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从事文学的青年，还不是共产党员，陈其昌是共产党员，可是与文学无缘。
　　冯雪峰代鲁迅笔录的复信，当然有他对鲁迅一定的影响。因为复信中主要的二点：可认为当时共产党反托的公式，都与鲁迅平日为人不符的：（一）他以成败论人，“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鲁迅常从历史反面论断人物，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二）鲁迅深恶“卢布说”的，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诬蔑托派，且以之诬托洛茨基本人，这只是共产党人诬蔑托派的末技。后来王明发明了“陈独秀接受日本人每月三百元津贴”之说，引起陈独秀的朋友、学生和许多人的愤慨，发起保陈运动，就是实例。鲁迅平日对于此类谣言，本来排斥不遗余力。鲁迅病中病后是否看了陈仲山寄去的刊物，我们无法知道，除掉这封信外，他在第二天也由O•V笔录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也带上一句托派，他以后自己写的文章中再没有提到陈仲山和托派了。他在八月三日至六日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托派，那是他反对共产党“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之不当的。我们知道，鲁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共产党，他临死前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是冯雪峰和胡风二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从鲁迅对胡风的批评，知道胡风“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可见他和鲁迅是有若干距离的，不似雪峰那样是鲁迅家中的亲密的常客。鲁迅胡风和雪峰都是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反对派，因此是共产党文艺领导人的眼中钉。他们诬蔑胡风为“内奸”，所以鲁迅为胡风辩护。雪峰则是共产党和鲁迅之间的桥梁，他两方面关系都好，四条汉子攻击胡风为“内奸”，为“托派”，矛头从不曾针对雪峰，他们甚至误认O•V为胡风，可见尽管鲁迅如何诬蔑托派，也不为周扬辈所谅解，因为直接骂胡风，也就间接骂鲁迅，逼得鲁迅病后不得不亲手奋力还击。
　　鲁迅在病中，当时转向了的纪德正在第二次转向，他访问苏联后，公开了他对苏联的观感，他批评史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所谓托派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精神。书一出版，一夜之间，他从“苏联友人”变为“法西斯走狗”。鲁迅很重视纪德（在他书单中，最后买的一本书是纪德的《新粮》）。这件事大大震动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开动了他们所有全世界的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的谩骂纪德。他的书《从苏联归来》，则为人争着译出，上海立刻出了三个译本，鲁迅对此不则一声。据楼适夷后来对我说：鲁迅曾对人表示，如果他到了苏联，眼见纪德所见到的那种情形，他也会和纪德一样说出来的。当时鲁迅在病中，有人劝他到苏联休养，他拒绝了。
　　这是真正的鲁迅，具有纪德同样精神的鲁迅。所以我说O•V笔录的鲁迅致托派的信，违反鲁迅平素为人之道，这只是政治斗争中的一次小手段，利用“造谣诬蔑”的小手段。陈仲山看到了鲁迅的信，大为痛苦，因为他写这信出于个人对鲁迅的敬仰，以为一向硬骨头的鲁迅，一定会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第二次投降，脱离共产党影响的。鲁迅和共产党正在发生龃龉，二个口号之争从暗地里引起很大风波，公开出来已是以后的事了，鲁迅也许和胡风一样被骂为“托派”，现在忽然有个真正的托派写信寄刊物给他，很可能他要借机会给反对他的人一个反击，先洗清人家给他的“诬蔑”，就不得不用“诬蔑”的手段来骂托派，以后共产党就利用他的信作为反对托派的工具，可是因为鲁迅发表时附了陈仲山的原信，往后的历史发展，愈益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正确。至于当时代表了王明路线的周扬，以及代表了史大林路线的王明，以后都和鲁迅的门下弟子——胡风、冯雪峰等一样，被斗倒斗臭了。
　　陈仲山给鲁迅的第二封信，没有得到答复，自然也没有发表。托派的领导人陈独秀当时尚在国民党的南京狱中，他知道了这事大发雷霆，他认为鲁迅之对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对于国民党，我记得他在信上甚至用了“红色老狗”字样。陈独秀的话也许有感情用事的成分，我总觉得鲁迅对于当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是反对甚力的，他不从政治上或理论上反对，而从他一生的经验上反对，在《女吊》的结尾，他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没有被包袱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所谓人面东西，鲁迅指的不可能是国民党蒋介石，他们没有用这种格言去招降，而是史大林所操纵的中国共产党，正从“左倾机会主义”退向“联合战线”，企图对国民党进行第二次阶级合作，采用“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去说服国民党压迫下的革命者的。鲁迅沉痛地写出这几句话时，是否想到这点，或者无意中同意了托派陈仲山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知他是至死反对国民党的，他在遗嘱中说：他“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陈仲山（其昌）于一九四二年因抗日工作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所捕。据后来一个不知名的同时被囚的人对他太太讲述，仲山被捕后受刑惨酷，一星期伏在木板床上不能动弹，有一天拉出后就再没有回来。对于共产党借鲁迅之笔诬蔑托派的话，陈仲山以生命给予了最好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