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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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的伪造

　　中国历次的政治斗争，在文艺斗争上都有集中的反映。代表中共文艺政策的周扬，即周起应，因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的宗派主义领导，受到鲁迅最澈底的攻击，这斗争更似一条红线，贯穿在反胡风反雪峰的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官僚周扬，千方百计要抺去鲁迅用锋利的笔尖给他划下来的肖像，唯有在打击当年属于鲁迅门下的胡风和雪峰时，来间接证明鲁迅本身的错误。
　　鲁迅死后，共产党把他捧成偶像（他自己倒是愿意死掉拉倒的）。鲁迅让中共利用的地方固然多，但他对于共产党宗派主义及过去实行阶级合作政策所表示的抵抗（集中在他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答徐懋庸的信中），却成为中共御用文学史家的障碍，无法掩饰或调和鲁迅和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矛盾。
　　在“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一月号中，御用文学史家刘绶松提出了这样的论据，他说当时鲁迅病中受了胡风和雪峰的欺蒙，企图以此改变当时争论的真实内容。可惜无论如何化尽力气，总无法驳倒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种种对人对事的论点。（在反胡风时，周扬即使应用特务手段证明胡风为“内奸”，但这种狱吏的手段仍是不能瞒过识者的。）
　　刘绶松说鲁迅受欺蒙，是因为他在病中。雪峰在“鲁迅快要逝世的时候，利用他的党员的身份来对鲁迅进行蒙混和欺骗。”现在他为了“保卫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有必要把这一椿历史公案弄清楚。”
　　怎样弄清楚呢？他说致徐懋庸信是“出自‘共产党员’冯雪峰的手笔”，“也幸而由冯雪峰代笔的这篇长文的原稿也还留在人间”，就可“对这次争论得到一个比较正确公允的看法，而这事件的真相也大白了。”
　　好一枝曲笔！不从反驳鲁迅信中的论据去证明，而从这信是雪峰的“代笔”去证明——证明鲁迅写这信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只是被雪峰的反党活动所利用。这等于在泥塑的鲁迅偶像上去镀金，可是手艺太拙劣了，反而把偶像的泥塑底子暴露出来了。
　　原来他们如此铺张崇奉的鲁迅，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斗争化身的晚年，竟然病得昏瞆胡涂了；原来这只虎虎有生气，至死也不肯饶恕敌人的大虫，不过是一只易受欺骗受人摆布的死狗。
　　（刘绶松这个发明，在以后别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已采用了作为正式的史实。）
　　据“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说，这本书是鲁迅生前自己编的，致徐懋庸信当然在内。但在该后记中并未说及这信是冯雪峰代笔的。鲁迅文章由冯雪峰代笔的有“致托派信”和“病中答访问者”。鲁迅全集印行了许多版，没有人敢否认这封信不是鲁迅自己的，只是在较后来的注释中，把徐懋庸致鲁迅的信说成是“徐懋庸个人的行动，而雪峰替鲁迅拟稿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刘绶松比这更进一步，说鲁迅病中受了欺蒙，才如此颠倒了黑白。厚诬鲁迅，孰有甚于此者！
　　不论怎样说法，即使以雪峰的原稿来作证，对于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论据，从来没有人敢于正面驳覆，甚至坐在中共宣传部高位上的周扬也不能。在对付胡风和雪峰的斗争中，只证明鲁迅之憎恶周扬确有先见之明，周扬终不过只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
　　御用的文学史家不敢引用鲁迅别的文字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鲁迅在致胡风的信中说：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中坐了……”
　　“……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正不知何时才见晴朗……”

　　一年之后，他在致徐懋庸信中说：“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证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信……！”
　　鲁迅说：他是由于看事看人的结果，才下这个断语的。鲁迅已死，自不可能替被清算的胡风辩护了，可是所写的信，对于此后胡风的罪状，却是永远有力的辩护状，并足以指控中共历次文化冤狱的罗织罪状之不实的。
　　此外鲁迅生存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共领导下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的信中也可想见的：

　　“就是近几年……一到里面去，即将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

　　这里所说的“元帅”、“工头”，究竟是指谁呢？根据刘绶松的文章，那时上海党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是周扬即周起应，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那时有过“牢骚”和“忧郁”，不是没有根据的。幸而“鲁迅书简”中保有了这两封信，正直无偏见的文学史家将来一定不会说鲁迅曾受了欺蒙。
　　实际上，不论周扬运用什么部长的地位，把胡风、雪峰、黄源、孟十还等鲁迅生前所爱护的人加以如何打击，或御用的文学史家刘绶松之流怎样用曲笔玩弄文字，说鲁迅如何受了欺蒙，说雪峰以自己的意见和文章，强使鲁迅为他利用，达其反党目的，但有一条最确实的证据，使他们的千言万语失去立足之点，那便是“鲁迅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所记的一句话：

　　“夜治答徐懋庸文讫”

　　伪造历史，厚诬前贤，是斯大林派在党争中惯用的手法，他们假借保卫鲁迅之名，对文学宗派主义进行护短护私之实，只不过在鲁迅的战斗精神照耀之下，暴露出他们的侏儒技俩而已。

　　上面这一篇文字，写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几年过去，人事颇有变迁，“善薙人头者，人亦薙其头”，想不到灸手可热，一向居于文化领导最高地位的周扬副部长，也公开受到清算了。解放军日报指出“国防文学”和王明路线的关系，这大概是正确的。王明是何等样人，他在共产党内起过甚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还没有公开揭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于王明路线正式的政治上的清算，但名不见经传的王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素无地位的王明，究竟何以能发生如此作用，则就要牵涉到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了，反王明就是反斯大林，这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时所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