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战士寒君
三十年代中国托派开会照片。左起第四人为寒君
今年是寒君逝世61周年。
寒君原名王璇，南京人。他出生后就跟着母亲行丐生活，他未见过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某年，他在上海与母亲行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收留了他，教他读书认字，自小受共产党人的思想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当他十五、六岁时就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地区做工人工作。他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工作积极，对阶级敌人极度憎恨，立志要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32年时为共产党沪东区区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工人斗争，在一次电车罢工斗争中，他打电车，被电车的窗玻璃把右手掌划开了二寸长一个口子。他领导过多次的上海工人斗争。
他在共产党内是属于罗章龙派，不满意李立三路线的盲目的罢工斗争，盲目的暴动政策，他从工人接触中，了解工人情绪低落，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盲目的进行罢工斗争和盲目的策动暴动是行不通的。1932年间他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深受感动。他从多方面去找寻《热潮》的关系，他从托派工人那里找到托派。彭述之与寒君谈话，彭述之介绍了托派在革命退潮时的政策。寒君以自己亲身斗争经验，认定托派的政策是对的，于是他和中共沪东区委员会的李平一道参加托派。参加托派后，他是托派沪东区委员会委员。
1933年9月间，寒君和李平被捕，李平大骂国民党，立即被枪毙，壮烈牺牲。国民党不知道寒君在托派担任的职务，把他作为在工人活动中的托派，判他3年有期徒刑。
1936年底尹宽被捕，适好寒君刑满释放出狱，寒君补上尹宽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位置，寒君为中委。
1938年夏，在香港工作的刘家良回上海，寒君被调到香港工作，寒君任华南区临时委员会书记。
1939年9月，我以中山潜逃至澳门，在一间私立小学任教，无所作为，我写信去香港给寒君，我要求去香港工作，寒君答应我去香港。到香港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与寒君住在一起。在我与他共同生活中更好地认识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为人。
我们住在工人、贫民区的筲箕湾，或者太古船坞附近地区，为的便利于做工人工作。筲箕湾的工厂有我们的工人同志，太古船坞及附近地区的工厂亦有我们的工人同志。寒君不会说广东话，有时由他妻子当翻译，有时我当翻译。
寒君勤奋学习，中文写作文句通顺明达。为了阅读第四国际的出版物、报章、档，他在上海时得到懂得英文的同志帮助，学习英文，他来到香港时，依靠翻字典，已能勉强看英文报纸，或者把它翻译为中文。他经常买《密勒士评论报》来看。他为了争取时间来看书报，就利用走路的时间来看书看报。我们为了节省几个铜板，都是走去工人区开会或工作。我受到他的影响，也是经常带着一本书走路，边走边看，或者利用等人见面的空隙时间来看书。以寒君连小学也没有读过的人，文化水平已达到中学生程度，是很难得的，这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
他要全心全力做托派工作，就没有去找职业，他的生活是依靠托派组织来维持，但是托派很穷，党员不多，所收得来的党费就不多了，能给他的生活费也就不多了。有时同志们知道他经济困难，就帮助他几块钱，因为同志们大多是工人，工资不多，还要养家活口，拿出几块钱帮助他就很不容易了。
我和他住在一起时，时常断炊。有一次我们二天没有饭吃了。我躺在床上看书，他恐怕我是肚子饿情绪低落，他以乐观的态度笑着脸逗我笑。其实，他是饿惯了的，而我因家庭贫穷也是饿惯了的。
寒君对人的态度是诚恳可亲，从来不会恶言相对，即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诚恳地帮助他改正错误，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也是心平气和的与之争论，他从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势，压制对方。对同志热情帮助，无论对工作或同志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次工人同志失业，生活困难，无钱买米，他就把身上仅有的二块钱给她，而自己回到家里无钱买菜，我们就吃白饭。我们平时很少食肉，大多数是大豆芽菜煮汤。
我们从这些事例，就可以看到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
1942年托派中央解散华南组织，寒君和我们十多个工人同志拒绝接受三个登记条件而离开托派组织。寒君对我说，我们不另立托派组织，我们争取无条件的恢复组织关系，我们仍进行托派活动。寒君并不因为脱离了托派组织关系，就消沈不干革命了。
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工厂关门，商店竭业，同志们在香港无法生活了，纷纷离开香港回乡生活。寒君夫妇生活陷于极度困难。此时，因长期吃不饱，已患有肺病的寒君迫于无奈在太古船坞找到一份工作，在锻造车间抡八磅大锤的重体力劳动，不幸于1943年3月间吐血而死，结束了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2004年3月18日